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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制改革驱动“走出去”持续稳健——中国出版业信步国际市场

记者王玉梅＼郭晓虹、王坤宁＼魏晓薇、金鑫、杨为民、孙京平＼姚贞、冯威集体采写

2006-11-29 17:01:16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11.23第1、2版

　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来说，即将来到的12月是美妙的。再过十几天，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派人到集团着手进行词典数据库和编辑平台的硬件安装、调试，数据库汉化，同时还要将集团原有的数据库进行整合。这意味着该集团今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签署的合作协议将进入实质启动阶段。更为美妙的前景是：牛津词典数据库的汉化和大量衍生产品将极大提高中国工具书的编纂水准，并将形成众多“走出去”产品，从而大大提高集团的国际影响力。
　陈昕领军的出版集团作为2003年6月被确定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已成功运行3年多，今年的“走出去”动作更加显露出其全球眼光。发生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身上的故事，正在其他大型出版企业(集团)上演：被文化体制改革解放的文化生产力，通过打造知名品牌和构建国际竞争力，驱动“走出去”步伐持续稳健。而且，好戏还在后面。

　书展项目落实进行时
　事实上，忙于法兰克福书展项目后续合作的出版单位，并不仅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一家。820项版权输出和142项合作出版的成绩，使得中国出版界继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输出大于引进之后，第二次实现单项书展的版权贸易顺差。由于汇聚了全世界最活跃的书业工作者和最多出版物，在法兰克福书展的表现成为衡量各出版机构自身实力与全球化运作能力的标准之一，也正因此，中国出版界在这一书展上取得的成绩显得格外有意义。法兰克福书展组委会主席尤根·博思告诉记者：“中国出版的强大，繁荣了法兰克福书展”——他认为，法兰克福书展的日趋活跃与中国出版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展场面积比以前增大了一倍，整个业务量也有明显的增长”。
　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一样，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在忙着项目的落实工作。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胡国臣说，法兰克福书展回来后，德、法、意、西等语种的输出项目谈判已进入第二轮阶段，内容涉及合同条款等实质性内容；而在实物销售方面，为扩大以英文版为主的中医药图书的国际自主性销售，社里已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主流渠道的主要经销商签订销售合同。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向安全表示，书展上签约的119种图书中，约20%的图书正向国务院申请出版经费资助，还有多种图书的英文版已经出版并在全球发行；另外，40多个同新加坡世界科技图书公司的合作意向已落实。
　而对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副总裁齐平景来说，12500美元(约10万元人民币)的预付版税到账，则标志着签订的97项版权输出合同中将有一部分“真正落到实处”。齐平景告诉记者，当时达成输出意向的部分图书正通过国际邮运方式签订协议，通过“国际合作出版论坛”探讨的合作意向也有新的进展。11月14日，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先生在京明确表示：“我们的合作将继续下去，耶鲁大学将与国家汉办和国际出版集团共同合作开发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的教材。”
　厚积薄发的中国出版集团也有出色表现，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三联书店等单位共计输出版权88项。其中，与美国柯林斯出版社合作的中国当代文学精品前三种已进入实质翻译出版阶段。与比利时Vartec公司就《中国大百科全书》进行的科技书合作和营销合作，也已推出欧洲单机版和网络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刘伯根认为：“大部分版权输出到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欧美国家，标志着中国出版集团在走向国际市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体改”加油“走出去”
　版权贸易从入超到出超，是今年中国书业的新动向。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海面”以下的动力才是真正动因——实际上，除了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为核心的政府调控之手助推之外，书业内部的力量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被关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玉山注意到今年“走出去”的特点：形成以大的出版集团、大社、名社为主体的版权输出格局，中国出版集团、世纪出版集团等大型出版企业(集团)在版权输出方面起到主导、引导作用。“这与文化体制改革有关。”魏玉山说，“文化体制改革要求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扩大了国内出版物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量。”
　此一判断深得文化体制改革弄潮出版健儿之心。陈昕表示，文化体制改革确立了企业面向市场的主体地位，使得企业能自主、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中去，这是“走出去”的基本条件。“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出版社由事业变为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作为独立的企业主体，需要出版社根据自身的出版特点去开拓市场。”向安全说。齐平景也认为，文化体制改革鼓励大胆解放生产力，出版社因此建立了更有效的运作机制，开始主动寻求包括海外市场在内的更广阔发展空间，文化体制改革是“走出去”的动力。
　与身份一同转型的是出版企业的运行机制。2002年4月成立的“中国出版集团” 因汇集中国最负盛名的一批优秀出版社而名扬于世，近年走过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大道，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出版主业发展、发行网点建设、集约化经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正朝市场竞争主体转变。2006年是广东省出版集团的“机制创新年”，集团力争尽快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企业化、集团化运作的新机制，员工们工作积极性高涨。齐平景认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直接效果是打破了以往把出版当事业而非市场运作的僵局，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得以提高，因之才能更多走向国际。
　出版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保障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出版物的不断涌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重组资源构建来核心竞争力，确定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工具书等6条产品生产线，并以此逐步调整产品结构，合理配置出版资源，形成众多的优秀品牌，为“走出去”打下坚实的内容平台基础。在今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出版集团以“乡土中国”系列和外向型图书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具有原创价值的图书，尤其受到海外书商看好。辽宁出版集团近年重点选择输出国际市场的图书如《中国读本》、《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丛书》和“中国风”系列，都因鲜明的“中国元素”受到国外出版商、发行商的欢迎……随着这些名牌产品在国际展会上频频亮相，以此为根基的中国出版企业在“走出去”中手攥了更多的国际通行证。
　已推进了几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壮大了出版企业的实力，成为“走出去”的贮备丰富的加油站。据记者了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估计，今年全年将实现销售收入8亿元，增长7％，利润1．05亿元，增长11％以上；科学出版集团今年经济增长有望比去年增长10％-15％。以它们为首的出版企业正进入良性循环，体制改革释放出的能量使得“走出去”具有可持续强劲走势。

　走出去：烙上创新务实底色
　对出版企业来说，“走出去”，既是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的任务要求，也是内部寻求拓展的重要途径。大凡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上表现突出的出版企业，都有一个共性：将“走出去”战略作为驱动跃进的重要动力。
　已在国内医药图书市场占有1／3参考书和80％教材份额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将“走出去”当做其发展到一定阶段走向国际市场的需要和打造国际化跨国企业的重大战略转移。与此相仿的还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该社在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我国最大外语出版社之后，于2004年把汉语与中国文化、出版实施“走出去”工程列为一项重要发展战略，计划在10年内，每年投资1000万，用于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出版，共出版15大类近2000种产品。为确保未来发展从机会驱动型向战略牵引型转变，广东省出版集团在未来五年实施的五项战略中，“走出去”位列其一。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发展目标中，促进中国科技出版走向国际也是其题中要义。
　随着与国际出版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新闻越来越多，中国出版企业以其大智大慧推进“走去出”战略。在这场必将在中国出版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重大举措中，中国出版人表现出了鲜明的创新精神和务实风格。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认为，寻找到合适合作伙伴是开展“走出去”工作的一条很好的途径。集团今年与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共同组织“上海系列”7种图书项目，在内容打造上通力合作，在出版体例和写作风格上更加符合欧美阅读习惯；在发行上，则由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通过其庞大的营销、发行渠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销售。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在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中国图书的合作中，也开创出新型合作方式：中外作者共同策划，分头撰写，成为迄今中美之间最大的合作出版活动，在美国政界、文化界、学术界颇受重视。
　只经过短短几年的探索，出版企业便摸到保障产业持续发展的有效商业模式的主脉。近年来，外研社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国际合作经验，提出“借船出海”走出去的模式，和世界各大教育出版集团建立起包括建立合资公司、版权转让、合作编写、合作出版以及产品输出等不同形式在内的多种“走出去”出版合作机制。辽宁出版集团以成品书出口、版权出口、来题出口、合作出口、书稿出口、共版出口、贴牌出口等方式，根据国外出版商和发行商的不同需求，既采取选题策划和市场发行都在国外的“两头在外”的方式，又采取市场发行在国外，选题策划、组稿、编辑、印制在国内的“一头在外”的模式。
　随着出版企业国际合作格局拓展，版权贸易已变单纯引进为输出与引进并举，而且输出比重迅速增长，不同模式成功运作带来显著效益，成为企业利润的增长点。2005年，外研社输出版权30项，收益300万元人民币；截至2006年10月，已输出近50项，预期收益达3000万元。其中《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马来西亚年销售15000册，《汉语世界》、《汉语900句》、《经理人汉语》等已经成为输出中的品牌产品。辽宁出版集团“走出去”战略则实现了三年三大步的进展：2003年“走出去”销售额仅为500多万元，2004年增长到1600万元，2005年达到2800多万元，到2006年10月已经达3200万元。此时，“走出去”已向更高的层次挺进：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结果，又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力。

　深化改革与“走出去”互动并进
　说到“走出去”与深化改革之间的关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11月初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检验深化改革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说它是深化改革的内容，是指要通过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培育一批有自主创新能力，有知名品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闻出版企业和企业集团，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实力，改变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业版权贸易和实物进出口存在较大逆差的被动局面，大幅提高我国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说它是检验改革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因为只有“走出去” 了，才可以说我们新闻出版业通过改革，壮大了实力，增强了竞争力，这才能说明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实效，取得了成功。
　放眼未来，中国出版企业踌躇满志，无不把深化改革、壮大实力与“走出去”联系在一起。刘伯根说：“通过‘走出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竞争，积极借鉴国际同行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式，对于提高我们的出版质量和效益水平大有助益。”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出版集团将结合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努力探索建立适合集团自身发展需要的运作模式，积极构建综合性、外向型出版企业集团。
　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黄尚立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幅“走出去”的路线图：港台地区-东南亚华文区-国际华文圈-西方主流市场。他说，集团将通过出版物出口、版权输出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国际传媒业竞争，稳妥地开拓海外出版市场。他还透露，广东省出版集团正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筹划，共同投资建立出版公司，通过向香港资本输出，在当地成立出版公司，作为开展深层次出版合作的基地，谋求进入全球华文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加强，海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注、需求在上升，而且今后将呈现逐步上扬趋势，但同时也是个渐进过程。陈听表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走出去”更注重的是探索、建立一种进入海外的商业模式，以及要实现这种商业模式必须具备的条件，即打造各种业务平台，为真正、长远、大规模的“走出去”创造最基本的条件。
　正如陈昕所说，“我们‘走出去’的，不仅是一个产品、一个品种，而是要深深地介入到全球的出版市场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去开发全球市场，从而实现、弘扬、传播中国的文化，介绍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当然，这也是所有出版人的梦想，它正在实现。
　(本报记者王玉梅＼郭晓虹、王坤宁＼魏晓薇、金鑫、杨为民、孙京平＼姚贞、冯威集体采写)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11.23第1、2版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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