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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质量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七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奖参评图书质量分析

岳凤翔

2007-01-22 16:44:38 来源：《大学出版》2006年第4期（总第52期）

　作为大学出版社行业奖项的第七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评奖，在教育部社科司的指导下，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和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评奖办法》，经过近一年的评选，已经圆满完成。本届评奖参评出版社９７家，比第六届的８７家又有增加；各出版社报送参评图书４９９种，也比第六届的３７７种有大幅度提高，反映了各出版社的高度重视，也映射出我们这个奖项影响力的提升。最终３２８种图书荣获“优秀畅销书”奖，其中一等奖１６７种，二等奖１６１种。
　“优秀畅销书”兼有“优秀”和“畅销”两重内涵。优秀畅销书评选，既是对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成果、经营效果的检阅，表彰优秀，树立品牌，也是对大学出版社图书的考评和检查，从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促进各出版社进一步优化选题，提高图书质量，开发和创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优秀品牌图书。据此，笔者愿意综合评审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提出几点想法，供各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同仁参考。

　一、关于思想内容问题
　图书（尤其是社会科学类图书）的思想内容，包括政治导向、思想道德倾向、文化引导方向等层面。确保出版物的正确思想内容导向和方向是党和国家对出版单位的基本而严格的要求，对以出版高校教材图书为主的大学出版社尤显重要。我们的优秀畅销书审评同样首先注重内容，把思想性、创新性作为首要因素，按内容品质、编校质量、销售数量三项指标综合考评。
　从这届优秀畅销书评选看，参评图书普遍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导向，积极的道德、文化导向，反映出全国大学出版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紧贴高等教育教学科研需要和全社会需要，努力多出好书、出双效益书的进取精神。不少出版社依靠自己的专业优势，着力组织出版积极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理论教材图书，具有导向正确、质量优异、销售量高、社会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特点。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不少出版社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有关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指示，积极组织出版弘扬民族精神，宣传优秀文化，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图书。如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影响孩子一生的３６种好习惯》，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小学生、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南开大学出版社的《陈省身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华经典诵读文库》，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李岚清音乐笔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人生十论》等等，内容丰富，品种多样，形式新颖，可读性强。科技、外语、医学、工具书等方面的图书，则普遍注重前沿性和实用性，不少教材是国家项目、国家级重点教材。
　但从审读中也发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不足，主要是：
　１、有的政治理论教材，未能根据党中央的新精神及时修订再版或在再版时作出修订，将新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如“科学发展观”——加以补充。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有几个出版社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教材是在２００４年出版，后又数次重印，却一直没有添补这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有些社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于２００５年２月及时进行再版修订，以专章增加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保持了教材的教学适用、常新常销。
　２、有些书中的政治概念表述不恰当、不准确。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成了“‘三个代表’思想”，丢掉了“重要”二字，或“‘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多了个“的”字。还有“全球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应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还有提法陈旧问题，如“两大理论成果”是以前的提法，现在应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促进四化建设”，应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３、一些图书引用经典的版本陈旧。近年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党和国家组织了对马列经典著作的重新翻译，新译本对过去的译本作了修订，有的如列宁《哲学笔记》改动还非常大，这一点作者和专业编辑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我们的不少思想政治方面的教材、学术著作在引用这些经典著作时，往往还是使用旧版本，这样传授给学生、读者的思想就难说准确了。有些教材图书引用经典，甚至不注释出处，让读者无从查对。
　４、个别书里还有台湾提法的差错出现。如“在中国正式发表……台北……”，“中国”和“台北”不能并列，应把“中国”改为“北京”；“台湾中央研究院”，应写为“台湾‘中央研究院’”。

　二、关于编校质量问题
　与历届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评奖一样，大部分参评图书未能获奖的原因，还是编校质量不过关。这次９７家出版社报送参评图书一共４９９种，其中９４家出版社的３２８种图书获得“优秀畅销书”奖，获奖率６５.７３％。这个获奖率与第五届的６２.４％、上届的６４.０３％相比有所提高，反映了编校质量的进步，但提高不够明显。
　编校质量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图书的内容、结构、文字、语法、标点符号、版式乃至装帧等多方面，其正误、优劣直接影响图书的质量。可以说，绝大部分图书如“常在河边走的鞋”，或多或少都“被河水打湿”。分析起来，出现差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１、编校疏漏。如“松驰（弛）”[括号内为正字，下同]、“消（削）弱”、“赋于（予）”、“一层（成）不变”、“有形姿（资）产”、“演艺（绎）推理”。又如“注重宏观的宏观管理”，多了“宏观的”三字。很难说编辑、校对的同志水平不够，像以上这样的差错显而易见是粗心大意造成的。如果还能把上面所举差错解释为疏忽，下面这个粗心的结果就显得很不应该：有一本书里在注释作家杨绛时，将杨绛的生年１９１１年，印成了“杨绛（１９９１－　）”。看来要提高图书编校质量，首先就要从人员的思想认识、责任心抓起。还有一本财政学教材，说“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ＷＴＯ正式取代ＧＡＴＴ”，准确的时间其实应该是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编校人员应养成对专用名词、数据、引文等核对的好习惯。
　２、知识性差错。光有认识、有责任心还不够，编校人员还必须努力提高知识和业务水平，否则就难免出现像下面这样的差错和问题：“不胜可数（不可胜数）”、“犹言在耳（言犹在耳）”、“提纲携（挈）领”、“退避三尺（舍）”、“海上升（生）明月”、“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副）”。有本书在引用孔颖达《周易正义·周易系辞上第七》“ [疏]演正义曰：‘易则易知’者，此覆说上‘乾以易知’也。乾德既能说易，若求而行之，则易可知也。‘简则易从’者，覆说上‘坤以简能’也。於事简省，若求而行之，则易可从也。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论乾坤之体性也。‘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者，此论乾坤既有此性，人则易可仿效也。此二句，论圣人法此乾坤易简，则有所益也”时，短短一段话竟出现两处错误，一是引丢了“乾德既能说易”的“乾”，二是把“人则易可仿效”的“仿（繁体作“亻放”）”字误写为“做”。可以看出，编校者对《周易》和《周易正义》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知识，或者是粗心大意，未作核对。
　３、操作性失误。计算机的运用给图书的编辑、校对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带来了巨大的进步，这是无庸置疑的；但计算机使用中，也带来了与传统手写稿和铅字排版不同的出现差错特点，这是需要我们的编校人员注意总结的。有些文字差错与文字录入方式有关，用“五笔字型”方法录入的，差错容易出现在形近字上，如“床（麻）烦”、“经常（营）成果”、“开来（采）年限”、“社会文明程序（度）”；用汉语拼音录入的，差错容易出现在同音字上，如“节（阶）段”、“行使（驶）证”、“新闻出版届（界）”。在操作过程中也往往会因为存盘不及时、无意中碰动其他按件等，造成已录入好、修改好的内容产生差错。
　４、文字、数字使用规范未能充分掌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有现代汉语现行用字规范，对字、词等的使用作出了规定；国家还颁布有《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国家标准，这些应该是编校人员掌握的基本功。但在我们的书里，“像”“象”、“帐”“账”、“做”“作”、“即”“既”、“的”“地”“得”不分，“制定”“制订”、“他们”“它们”、“交代”“交待”、“备感”“倍感”混用，“成份（分）”、“座（坐）落”、“勾（沟）通”、“互连（联）网”的误用的情况，还是多有出现。在数字的使用上，“３、４岁”（三四岁）、“８００多人”（八百多人）、“二十一世纪”（２１世纪）、“一九九八年二月五日”（１９９８年２月５日）、“维吉尔（公元前７０－１９年）”等等不规范之处也很多。像后一个例子，维吉尔（Ｖｅｒｇｉｌ）是古罗马最重要的诗人，作品有《牧歌》等，他卒于公元前１９年，按规范应写作“维吉尔（公元前７０－前１９年）”，如仅写“１９年”，就把他的岁数一下延长了３８年，与实际相去远矣。

　三、关于图书印制规范的问题
　图书印制规范，包括书名页、扉页、版本记录页（俗称“版权页”）、封底、版式等，国家颁布有统一的标准。按照国家标准印制图书，应是对出版单位和出版物的起码要求。但在这次的参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图书没能完全按照国家标准来做。
　书名页包括封面和扉页，国家标准规定应含有书名（含副题）、作者名、出版者（出版单位）名，出版者名不能显示其所在地的还要注上地名。我们的问题比较普遍的是应加出版单位所在地的却多未加；书名、作者名看似不是问题，但也确有图书封面无作者名，书名的问题是有的书正副题因“艺术化”而难分伯仲。国家标准规定扉页应与封面内容一致，但我们不少图书都是“封扉不一”。
　版权页按规定应“提供图书的版权说明、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和版本记录，位于主书名页（扉页）的背面，即双数页码面”，并具体规定了排列方式。但我们有的书是整体位置放置不对，把版权页放在了全书正文的后面；有的是排列格式不对，如“图书在版编目数据（ＣＩＰ）”的三个成分之间应空半行，回行应突出一个字，有些书没空行或突出一个字，还有的采取了居中排的方式。标注书的开本尺寸，应在数字后都注明“毫米”字样，有的书却只注在后面一个数上，或者干脆一个不注。还有一些书的版权页缺少必要成分，如缺少图书在版编目数据（ＣＩＰ）、出版或印刷月份。
　按照规定，一般图书（除工具书）的“版权记录”中应包括“内容简介”，印制在书的封四上或单独占一页，但我们的不少教材图书都将这个“简介”又简化掉了。
　封底的问题主要是条码、书号与定价两项内容的摆放。按规定，条码应放在封底的左下角，距左、下边缘各１０毫米（误差３毫米），我们有的书印在了左上角或右下角；有的虽印在了左下角，却提高许多，将书号和定价放在了它的下面，都是不规范的。
　特别要说一说的仍然是版权页上的“新登字”号。“新登字”新闻出版总署１９９７年就已发文取消，但我们在审阅参评的图书时还不时能够与它谋面。
　另外还有个别书上缺少“书号”这一图书“身份证”；书中的页码编排，目录、正文等页码应该起自单数页面，却从双数页面印起，也都是不符合规定和规矩的。
　为保证评奖活动办得公正、扎实，本届评审专家组，从在京的１１家大学出版社聘请了２４位离退休编审、副编审组成，兼顾各个学科门类。这些专家许多曾在出版社担任社长、总编辑领导工作，一半左右被出版社返聘目前仍在做编审、质检等工作，有着很高的业务水平和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非常熟悉大学出版情况。他们在审读各出版社报送的图书和汇评中，寻求经验、查找问题，也对大学出版社如何提高图书质量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我们的优秀畅销书评奖，是对过去的总结、对未来的启示。愿我们大学出版社通过这个两年一次的优秀图书评选活动，在优化选题、提高质量，开发和创立社会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优秀品牌图书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步。

来源：《大学出版》2006年第4期（总第52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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