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务周报》:“十二五”的开局之年,2011年数字出版产业呈现出了怎样的新特点和新格局? 王强: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全行业积极努力之下,2011年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与预期是相匹配的。预计2011年增长率将会超过30%,同时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传统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企业转型的力度在加大,步伐在加快。今年,我们观察到,包括出版集团、报业集团、期刊出版单位、音像电子出版单位等在内的很多传统出版企业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向数字出版转型,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和先机。 第二,与数字出版相关的企业继续保持繁荣和活力。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的用户数量已超过五千万,中国电信天翼数字阅读基地在与新闻出版总署签约后,用户数量从原来的两百万达到三千万,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当当、京东等传统电子商务企业也都开始布局数字出版。 第三,通过移动终端消费数字内容和服务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人们越来越习惯通过移动终端阅读数字产品、享受数字服务。 第四,内容、技术、渠道三方的融合度逐渐加强,共同摸索出一种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 此外,2011年的数字出版也涌现出了新的亮点。业界有人将2011年喻为“网络文学的荧屏元年”,一些热播的影视剧如《步步惊心》、《失恋33天》等都是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来,这些产品在出版领域实现了自身价值之后,又在其他领域延伸了价值。 总体来说,2011年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数字出版产业保持着良好的健康发展态势,业界对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紧迫性的认识也越来越充分,对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出版产业的信心和决心越来越大,所采取措施也越来越有效,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基础也越来越扎实。 《出版商务周报》:现在技术、内容和渠道都在“淘金”数字出版,如何整合各方力量,实现资源的最充分利用? 王强:总署一直在倡导内容、技术和渠道三方要加快融合,无论是技术还是渠道,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技术再好,也只是一种实现手段;渠道再好,也是为了传播和承载内容。如果没有内容,技术和渠道只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渠道商、技术商也在慢慢接受这种观点,主动从原来强势主导姿态向双方合作融合、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实现共赢的角色转变。例如,去年总署和中国移动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后,双方共同合作开展了“新青年掌上阅读计划”,这是总署首次策划的数字阅读活动的重点活动之一,旨在通过中国移动的平台,为两亿五千万进城务农工的阅读需求服务。方正等一些技术公司也在积极主动地开发新的软件和系统,为出版企业的升级转型提供服务。这些都表明渠道商、技术商在主动转变自己的定位和角色,加强与内容的合作与融合,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所以,要想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实现资源的最充分利用,明确各方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分工和定位是最重要的,谁也不要贪大求全,试图“通吃”。 《出版商务周报》:你认为下一阶段数字出版产业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王强:三亿两千万中小学生以及9亿的手机用户永远是数字出版最大的消费群体,数字教育与手机出版也将是未来数字出版的最大金矿。数字出版只有在这两个领域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数字出版产业才能够真正实现繁荣和发展。 目前,电子书包项目已列入总署“十二五”发展规划,同时列入了数字出版“十二五”专项发展规划。2010年9月,总署在广东举办了电子书包的项目研讨会,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包括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广东出版集团等都纷纷注意到了数字教育的大趋势,已经在数字教育内容的开发、平台搭建等方面开始了较大的投入。
《出版商务周报》:2011年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走向如何? 王强:我们对于数字出版产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十分乐观。首先,六中全会以后,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宏观政策为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其次,各地方党委政府也在进一步加强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政策体系会更加完善,资金扶植力度将更大;另外,业界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技术应用越来越深入,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越来越成熟,市场越来越大,这一系列趋好的因素足以支撑数字出版产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出版商务周报》:我们注意到总署早在去年出台了数字出版“十二五”规划,如今规划落实情况如何? 王强:转眼间“十二五”已经过去了一年,“十二五”规划中的任务和项目是否得到落实,又落实了多少,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保持清醒头脑。 数字出版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对于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问题,如果研究得不及时,不能准确做出反应和判断并尽快解决,将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因此,今年我们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产业的发展进行更有效的指导,使“十二五”规划中的任务和项目得到有效落实,从而推动产业的发展。同时,规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需要根据新的发展情况回过头来看当初制定的任务和目标是否合理和科学,是否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出版商务周报》:作为总署的职能部门,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王强:今年我们重点要抓传统出版企业的转型。 转型也要尊重客观事实,发展新兴产业不能以牺牲原有产业为代价,虽然传统的出版人、经营者对于数字出版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浅层,如果认识到位的话,必然要做到的有:进行战略规划、分析现有业务情况、设立专门机构、投入人力物力、开展市场调研、结合新情况开发新产品等等,从现状看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传统出版产业实际上还在发展,只是发展速度放缓,但是仍有发展空间,它与数字出版会共存、共融、共同发展。我们不会强制出版社转型,而是要引导和推动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发现市场的机会,把握产业发展的规律,适时切入数字出版产业。但是,我认为,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出版企业,必须主动关注并且开始布局。 为了推进传统出版单位的转型,总署计划在2012年将推选一批数字出版示范单位,为全行业树立数字出版转型的标杆和样本。示范单位的评价标准将是多元的,投入和产出都会是评价的重要指标。针对评选出来的示范单位,我们也会同有关司局制定优惠政策优先支持其发展。 除此之外,今年我们还将完成电子书包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筹备成立数字出版协会,以凝聚产业链各方力量,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对于民营企业和数字出版相关公司,我们会继续予以关注和扶持。这些企业的体制机制比较灵活,技术比较先进,资金来源比较多样,人才结构比较合理。作为管理机关,要做的就是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 《出版商务周报》: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的文化战略,在“走出去”方面,数字出版有什么优势吗? 王强:事实上,数字出版“走出去”比传统出版“走出去”更有优势。目前,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效果十分明显,2011年中国原创网游海外销售达到3.6亿美元。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对于中国文化怀有戒心,因此传统出版“走出去”步履艰辛。而数字出版则具有无国界、无载体、无物流成本、传播速度最快等特点,这些都是数字出版“走出去”天然的优势。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数字产品是机遇,也是最好的选择。 《出版商务周报》:2011年,许多机构纷纷搭建数字内容平台,你如何看此类现象? 王强:数字出版“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推动建立5~8家具备海量内容投送能力的数字内容平台。但是否每一家都要做成海量的综合性平台,这并不一定。 大型的集团有资金和技术实力,可以搭建海量平台;中小型专业出版社更适合建立专业平台。我们并不主张每个出版集团都建立平台,平台也并不一定要由出版商来主导建设,扶持的重点是那些技术先进、版权清晰、内容充实、品牌号召力和影响力强、用户广泛的平台,把他们打造成支柱型平台。 《出版商务周报》:规划指出,在“十二五”期间将建设8~10家功能各异、重点突出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目前这些基地的建设情况如何?是否实现了功能各异、重点突出? 王强:通过产业基地和产业带建设来推动产业发展是总署一贯的策略,实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基地在将内容、技术、渠道各方面的企业汇聚到一起,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专业化协作,提高产业集中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全国9大数字出版基地总产值达到了328亿元。其次,通过基地建设这个抓手,为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争取到了强大的发展合力。 另一方面,基地建设还未达到最初的预期。目前,有些基地规划的落实还未到位,个别基地还存在做文化地产商的现象,导致基地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目标没有得到很好实现。我认为,基地发展要做到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做得大,力求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错位竞争。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基地发展需要有个过程,各个基地都需要慢慢摸索。我们希望基地能够做到:组织一批重大工程、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开发一批重点产品、研发一批重大技术、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一批知名品牌。
明确各方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分工和定位是最重要的,谁也不要贪大求全,试图“通吃”。 三亿两千万中小学生以及9亿的手机用户永远是数字出版最大的消费群体,数字教育与手机出版也将是未来数字出版的最大金矿。 数字出版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稍纵即逝。 我们不会强制出版社转型,而是要引导和推动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发现市场的机会,把握产业发展的规律,适时切入数字出版产业。 总署计划在2012年将推选一批数字出版示范单位,为全行业树立数字出版转型的标杆和样本。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数字产品是机遇,也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并不主张每个出版集团都建立平台,平台也并不一定要由出版商来主导建设。 基地发展要做到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做得大,力求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错位竞争。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2年0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