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教辅出版资质的规定，能否真正体现教辅出版规律?新规或将在年内造成教辅出版格局震荡，是否将带来更多教育腐败？限制销售渠道虽然可以阻止发行的“滥”，但更多的问题是否仍源于教育本身?

　　近日，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纠风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一出，立即在书业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从这个政策本身来说，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并遏制滥出教辅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辅推销行为，如果地方相关部门能够根据《通知》规定严格执行，相信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资深业者如此表示。
    教辅市场被诟病最多的有5大问题：一是内容多为碎片化的知识点，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帮助不大；二是很多教辅书错误百出，内容质量存在很多硬伤；三是同质化现象严重，多数教辅存在互相抄袭的情况；四是冒用名校和教育名人的名义出书，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五是不以质量取胜，折扣战、价格战现象突出。因此针对这些问题，四部委联合下发的《通知》确实有其现实意义。但与此同时，业界关于《通知》的种种解读和对未来前景的猜测，却可能并不如政策制定者的愿望那样美好。

　　出版资质：是否真能体现教辅出版规律?
    早在去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提出，要对各出版单位的教辅出版资质进行审核，并将制定资质的管理办法。由此引发的讨论已沸沸扬扬了半年。
    此次《通知》中明确，“教辅材料的主要编写者必须具有相关学科教学经验和熟悉相关教材，而且同步类教辅的出版需取得教材出版社的授权”。关于教辅材料编写者资质的规定，如“靴子落地”，再度引爆话题。
    作为一家业务覆盖面广且以同步类、中高考类教辅为重点板块的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其教辅出版受此次出台的《通知》冲击较大。该公司副总经理杨吴坤认为，“根据规定，现在有实力的民营教辅公司多具备教辅编写的资质；而受教辅授权因素的影响，教材出版社在今后的教辅出版上更具政策和成本的优势”。但在他看来，教辅出版有自己的规律，教材出版社并不一定就能编出更符合读者需求的教辅，而真正有能力编出读者需要的教辅的公司却并不一定能够取得资质、获得授权。
　　对教辅出版市场进行有效管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确定教辅出版资质——谁有资格出版教辅，谁没有资格出版教辅，这个资格将会成为省级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评议推荐教辅最基本的条件，也才能够从符合质量标准的教辅中选出更好的图书提供给学生。但在教辅出版资质管理办法出台之前就推出《通知》，受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就为教辅出版“劣币驱逐良币”带来了可能性。有资深业者指出，教辅评议的工作基本上由地方教育部门委托一部分专家来操作，这些专家是否会代表个别企业的利益，他们能否做到公平客观，都是很值得推敲的。此外，《通知》中规定“各级行政部门、负责实施考试命题、监测评价的单位不得组织编写学生有偿使用的同步练习册、寒暑假作业、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这虽然能够在表面上做到，但相关利益部门完全可以通过成立公司、私下开展合作等手段“洗白”，而这也会成为影响评议公正性的一个隐患。
    总之，在教辅出版资质管理办法未出台的情况下先推出《通知》，使《通知》关于教辅使用的管理成为“不完整”的规定，在政策落地方面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不禁让人猜测，因牵涉到各方利益而迟迟无法出台的教辅出版资质管理办法，是否真的会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胎死腹中”呢?

　　出版格局：“垄断”将带来更多教育腐败?
  　在《通知》中，规定“教辅材料评议推荐的种类主要是与本省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配套的同步练习册，根据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教科书编写出版的同步练习册需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这是对去年8月《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相关提法的沿袭。采访中受访者普遍表示，这个规定将在年内造成教辅出版格局震荡，而其中潜藏的“腐败”危机，也让业者忧心忡忡。
    关于授权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有可能导致教辅市场的高度“垄断”。江苏春雨教育集团董事长严军认为，原则上教辅出版商可以从教材出版社申请授权，但原创教材社或者与地方租型单位合作，或者推广自编教辅，因此他们多会选择不向“体制外”的出版商授权。北京曲一线图书策划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李东也反映说，部分原创教材社的授权带有歧视性色彩，在地方出版集团、出版社和民营出版公司的授权费用方面采取不同的标准，而民营公司显然需要迈过更高的“门槛”。这样，那些教材在地方上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出版社就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将竞争者从系统市场中排挤了出去，而其中并不乏受读者认可、受市场欢迎的教辅产品——这种高度垄断将会剥夺读者自主选择教辅的权利。
    那些希望与教材社或地方出版集团合作的民营教辅公司发现，争取让自己的同步和考试类产品进入地方推荐目录的目标显然困难重重。今年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有一家民营教辅公司曾经与某地方的教材租型单位就教辅授权接洽过，对方提出的条件是民营公司自己供稿、自己印刷，而供货折扣是40折，如此低价让这位民营公司的老板慨叹“肯定要赔本”。杨昊坤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主要是原创教材社和作为教材租型方的各地出版集团多有自己开发的教辅产品，民营公司的产品要进入地方市场首先要取得授权，其次还不能与前两者形成竞争关系，从而使合作的成本与难度都急剧增加。
　　在取得授权以后，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教辅上各省目录并被地市教育局选中，教辅出版商势必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省和各地市教育部门的公关上，这不仅会产生新的教育腐败，而且也不利于教辅质量建设。在必买教辅目录之外，必定有学校对教辅有其他需求，而禁止学校代购的规定，也很有可能使学校产生暗箱操作的新问题，同时也加重了学生的学习和经济负担。
    此外，“一科一辅”使同步类教辅市场进入萎缩期之后，大量资本和人力将会拼抢市场化教辅，其前景也不容乐观。从2011年开始，李东就注意到有很多教辅图书公司开始转做市场化教辅产品，这也给曲一线的产品带来了很多竞争对手。为了应对可能来临的市场变化，该公司将2011年的战略主题确定为“质量提升年”，今年也在减少新项目的同时，关注现有产品的质量提升。

　　深度思考：更多的问题来自教育本身?
　  仅仅封堵限制销售的渠道，显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辅出版散滥和质量低劣的问题。
    学生在学习和备考过程中为什么需要教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龚亚夫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只靠教材学不会：是教材本身有缺陷。以中小学英语教材为例，其编写理念还在套用英语国家上世纪80年代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思路，在本土化方面缺乏探索和创新。教材对于系统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缺乏系统设计。另外，这些规定还会带来其他一些问题。龚亚夫举例说，语言学习关键是接触语言的频度，遵循学习的规律。据修订的英语课程标准规定，初中学生要达到15万字以上的阅读量，还有大量的听的要求，如果学校只能购买一本教辅图书，这些阅读和听力的图书也有可能受到限制无法进校园，而学生只是做练习题并不能学好英语。
    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国家和出版界对于教育出版知识产权的重视不够，没有将教育图书出版列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意识。龚亚夫表示；《通知》可能保护了一部分出版社、教材发行商和渠道商的利益，却有可能造成行业的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而垄断从根本上不利于教辅出版的创新——教材出版社编写的教辅质量一定是优秀的吗?原创教材出版社是否天然具备编写配套教辅的能力?这都是很值得怀疑的。
    从根本上说，教材和教辅图书质量优劣，取决于教科书编写者、编辑对于语言教学的理论、学生学习的规律、教材编写的认识等问题正确的理解。目前出版社对于编者的报酬极低，而前期投入的低标准必然导致教材和教辅质量的低劣。管控虽然可以阻止发行的“滥”，但留下来的教辅也未必有助于学生学习，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材和教辅发行中的腐败问题。垄断无助于产业的创新，政策应该着眼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许多问题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解决。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