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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促内，西部出版力量谋崛起

记者：江筱湖

2010-04-16 10:34:05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0年4月2日

　在祖国版图上，西部地区一直以幅员辽阔、文化多彩、多民族共生而充满奇特的魅力。当中央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第十个年头时，西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已然迈进了一个新阶段。作为文化发展重要力量的出版，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西南区域的出版单位，近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接力出版社为代表的桂系军团，纷纷进京开辟天地，成绩令人瞩目；同属桂系的漓江出版社、广西科技出版社，也通过在京设立分支机构实现了快速拓展；重庆出版集团的华章公司、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云南科技出版社等，也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可喜的转变。与西南相比，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在内的西北五省出版单位，步子则相对缓慢，声音也不如西南兄弟单位响亮，畅销书榜上很难见到这些社的身影，出版社名字甚至不为业内所熟悉，有的一家出版社的码洋比不上北京一个6人规模的民营工作室……
　西部出版的优势不言而喻——少数民族文化积淀深厚，旅游文化资源丰富，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频繁，文化消费市场增长潜力大，有一定的国家扶持；其劣势也十分明显——多数省份教育欠发达，市场相对封闭，人才比较匮乏。在出版市场化、产业化的大趋势下，西部尤其西北出版力量何去何从？

　走出西部开掘资源
　以文艺类图书出版为例，西部文化积淀深厚，有庞大、风格独特但还不为多数人所熟悉的作家群体，有文学创作的传统，但很多西部优秀作家的作品也不拿给本地出版社出版，就是有“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担忧，这也让西部出版单位面临着“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2010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敦煌文艺出版社社长王忠民曾向记者推荐该社最新出版的西部书系“新西部小说丛书”，该丛书目前已出版两辑，每辑6本，反映了西北小说家的创作水准。王忠民表示，如何通过有效的营销，让好的作品得到市场的认可，对他们来说确实还是难题。敦煌文艺出版社正在考虑，如不能在北京设立机构，也愿意与合适的出版单位合作，共同“开发”西部文学。
　贝塔斯曼位于德国的一个小镇，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成为世界出版巨头。当然，贝塔斯曼无法复制，与中国出版单位也不具有可比性，但面对中国存在较大地区经济文化差异这一现实，到资源比较丰富、配套比较发达的京沪等地建立出版分支机构，的确是西部出版先行者的成功经验。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给西部同行的建议中，首先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地处偏远地区，出版资源、媒体资源和网络资源都比较薄弱，这与接力社当年面临的状况是一样的。广西的新闻出版局、总社和集团都支持我们进京，占领网络和媒体的制高点，为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使不到北京、上海，像西安这样的文化积淀非常厚重的地方，也是有很多资源可以为出版社所用的。关键在于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看看有什么是自己能做而别人做不了的。我注意到云南科技出版社将茶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出书方向，所以销量不错。在注意发展战略和打造强势品牌产品的同时，还要重点培养优秀的队伍。”白冰觉得，“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样的方针不是空话，而正是西部出版社寻找方向的灵丹妙药。
　一批有想法的西部出版社陆续走了出来，较早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的出版社都从中尝到了甜头。成立于2001年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北京编辑发行部，已经由最初的近20人的团队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人，业务范围也从只出教辅图书扩大到社科图书，2009年完成销售码洋数千万元，比2001年增长近10倍。
　该社新近推出的《藏婚》市场反响就不错。北京发行部副主任王志鹰认为，进京的确是关键一步。“第一个功能肯定是品牌建设，展示西藏出版业的精神面貌，扩大影响力；第二，在北京，编辑和发行等上下游渠道的沟通有诸多便利条件，也开阔了视野。”
　同样因为“走出来”而获得生机的还有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该社社长助理马俊介绍说，该社2005年底在北京设立办事处，2009年已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尤其是在实践中逐步感受到了进京参与竞争的快乐。2007年该社还荣获新闻出版总署“版权贸易先进单位”称号，也是当年西北五省出版社中唯一入选的一家。就在记者采访时，办事处负责人许国萍正在博洛尼亚参加童书展，希望能够在优秀少儿图书的引进来“走出去”上有新的斩获。

　体制创新带动全面变革
　“走出来”的确是西部出版焕发生机的有效途径，但绝非唯一途径。积极寻求自身变革和挖潜，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百年大计”。
　宁夏某出版社的一位退休老编辑在跟记者的交谈中，将西北地区出版落后的关键，归结为“体制”：“总体来说是边缘化了，跟不上全国出版业的形势。现在的很多做法不但年轻人觉得落后，连我都觉得太保守。问题关键还在体制，没有危机感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的确，长期没有危机感的工作，让很多西北出版社的节奏与京沪以及沿海地区格格不入——这里依然保留着午休的习惯，常常下午三点钟才能找得到人谈工作，五点钟又准时下班，一切与老国营单位别无二致。加上交通相对不便，西北地区的出版往往在内部缓慢小循环，有的社甚至一年出书不足10种，大部分书首印2000册，5000册起印的已经是重点图书。这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出版弄潮儿动辄起印十万乃至百万册，仿佛是两个时代。
　正如那位退休老编辑所言，要想从根上转变，体制首当其冲。可喜的是，西北出版在体制改革上已做出了突破的有益尝试。2009年底，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实现重组，几个月来双方已就资源共享、渠道共建、选题策划、数字出版、资本运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密切的接触，今年内将有一系列动作。记者获悉，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于4月中旬赴宁夏商讨双方加深合作事宜，人文社社长潘凯雄证实，双方不久后将就相关工作进一步对接。
　在积极推进体制变革、机制创新、内容建设的同时，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也借势加大了人力资源工作，从200多名报名的研究生中精挑细选了40人，即将送到北京进行上岗前培训。人才的重要性在改组后被鲜明地提出来。
　此外，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认识到，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一样不可或缺，不能坐倚优秀文化资源而不加以开发利用，对出版工作的重视也与日俱增。因此，争取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也是西部出版增加活力的思路之一。一位陕西籍作家告诉记者，陕西作协有意出面将本省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给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对作家在版税、发行渠道等方面给予尽可能多的支持。
　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全国的出版力量，一个也不能少。只有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大发展大繁荣。西部尤其西北出版的落后局面，也许无法在短期内得以完全改观，但西南出版的崛起，以及同属西部的《读者》杂志的成功，的确向西北出版发出了信号：第一，“走出来”是关键；第二，即使偏居一隅，在寻找准确定位的前提下，仍然能够获得成功。随着各级政府对西部开发力度的持续加大，特别是农家书屋、“东风工程”等惠民工程的深入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消费市场增长空间可观，无疑是西部出版力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0年4月2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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