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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正处于第三次创业的关键时期

记者：袁国女

2010-07-02 14:53:29 来源：《中国出版》2010年6月（总第244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
　人物简介：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世界朱氏联合会秘书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集学术精神与市场运作于一体的大学出版社，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人才、资源、区位优势，锐意改革探索，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长为中国出版界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与地方社和中央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是随着后转企改制时代的到来，出版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出版形态的日新月异，大学出版社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环境，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这发展的十字路口选择正确的方向?如何才能抓住新的发展机遇?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就上述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华师大出版社作为我国成立最早的两家大学出版社之一，复社至今30年，很好地实践了学术出版与商业出版的有效结合，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而如今他们又再次以创业的热情投入新的发展。

　大学社风生水起的30年
　《中国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两家大学出版社之一。1957年成立至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回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您觉得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朱杰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但实际上这两家中国最早的大学出版社均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即停办。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才陆续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78年复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复社，所以中国最早的大学出版社发展历史实际上是30年左右。而这30年大学出版社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基本实现了学术出版和商业出版的有效结合，培养了一大批的出版家，图书码洋连年攀升。
　我们可以分三阶段来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是大学出版社开创事业、奠定基础的阶段。我们将这个时期称为第一次创业。这个时期的大学出版社，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的推进，大学出版社也开始逐渐有了市场意识，能够比较主动地拉近出版社与市场的距离；二是大学出版社以大学的背景和资源为依托，主抓“教材、教辅”这个大市场；三是基于自身优势，抓住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机遇。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出版社走过了举步维艰的初创阶段，并抓住机遇，以不同的发展思路，增强自身实力，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的前几年，大学出版快速发展，是大学出版社第二次创业阶段。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共有108家大学出版社，占全国579家出版社的19％：大学出版社的地区结构差异分布不均，北京、上海两地高校出版社较多，占全国大学出版社的55％左右；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保持较快速度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更高于全国出版行业的3％～5％的缓慢增长速度；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社前20名的排名中占据较多席位，有一批大社强社。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已显示出严重的两极分化，呈现出强者更强的态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梯队，强者更强；第二梯队，朝“精、专、特”发展。而随着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完成，出版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出版形态的不断创新，大学出版社的第三次创业期已经到来。

　《中国出版》：在过去几十年激烈的市场搏击中，大学出版社逐渐成长壮大，业内外一直在探索是什么原因使大学出版社获得高于其他类出版社的发展速度。您是如何看待的?
　朱杰人：其实，对于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做过探讨。无非以下几点：一是资源优势。每一个大学出版社一定依托着一所大学，这是它的先天优势，只要利用好这一优势，不愁没有好的选题。一些名牌大学出版社之所以发展得好，它所依托的那所大学帮了很大忙，这就是品牌优势。二是人才优势。大学出版社背靠大学，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物色到最优秀的人才。据统计，在全国出版社的人员结构中，大学出版社的学历层次最高。当然，出版社的成功与否不能与高学历划等号。但是，有一个整体上学历层次较高的团队，总是一种人才结构上的优势。三是区位优势。大学出版社，处于中国教育的最前沿，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是最早感知中国教育的春风、春雨和春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出版业的繁荣，是教育造就的。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由于与教育的天然联系，使他们有可能把教育的优势转化为出版的优势，把教育的资源转化为出版的资源，把教育的机会转化为出版的机会。这些年师范类出版社发展特别快，足可印证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思考一番，我们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谓的三个优势并不是大学出版社所独占的，它们大多是公共资源，大学出版社可以用，其他的社也同样可以用。要说大学出版社凭藉这三点就可以取得超出一般出版社的发展业绩，其实说服力是不足的。

　第三次创业任重道远
　《中国出版》：那么，大学出版社究竟有没有其独特的发展“秘密”?
　朱杰人：如果硬要说“秘密”，确实可以说是有的。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大学出版社较早地直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并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改革和运作。中国的出版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它对教育的依赖。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的教育市场，主要依赖的是所谓的“系统”，即计划体制和官方系统。由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出生比较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痛苦地发现：教育出版的“系统市场”早已经被瓜分一空，他们连残羹剩饭都吃不上。大学出版人领悟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在系统之外寻找生机，于是他们便不得不走向市场。伴随着出版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较早适应市场的大学出版社呈现出“疯长”之势。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的成功是被形势逼出来的，也是它们主动适应市场的结果。
　第二，中国的大学出版之所以可以“疯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享受了二十几年的免税待遇。国家为了支持教育产业的发展，多年来一直对校办产业实行免除所得税政策。大学出版社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产业有幸享受了这一政策。
　所以，我认为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秘密”在于，第一是命好，所谓生逢其时；第二是争气，即能够积极进取。

　《中国出版》：那么，随着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完成，这些优势能否继续保持甚至进一步扩大?
　朱杰人：大学出版社的命运并不是永远会好下去的，挑战已经悄然到来。2003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加入WTO所做的承诺，国家取消了对校办产业的免税政策。大学出版社必须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这一变革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因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除了极个别特别富裕的如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外，都承担着向学校上缴利润以补贴学校办学经费严重短缺的责任。据我所知，出版社向学校上缴利润少则20％、30％，最多的要上缴50％以上，如华师大社、上外社等。这就是大学出版社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双重纳税”。在如此的经济压力之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之路究竟如何走?如何把发展经济规模与提升学术品位完美地结合起来?是走纯商业出版之路，还是继续走学术出版之路?大学出版社在资金拮据的态势下如何实现体制、机制及产品与技术的转型?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出版人无法回避却又不知何从解脱的困惑。
　而随着转企改制的完成，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改制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退几年税，捞一点外快，那么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自然可以轻车熟路，我行我素，悠然而自得地过日子。但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即没有未来。如果改制是为了重塑市场主体，那么，你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实现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你马上会碰到另一座大风车——中国大学庞大、笨拙、悠久、远离市场又抵制市场的体制与文化，你很难逾越它，但是你又必须逾越它。如果改制是为了做大，那么，你必须面对正在出版界风生水起、愈演愈烈的以联合、兼并、收购为表象的集团化大潮。在别人都在找靠山、傍大款的时候，你依然单干，生存也许无忧，然而你的发展空间必定会被局限、被挤占。做大，从何谈起?但是，大学出版社谈集团化恐怕又是一场天方夜谭——联合、兼并，如何过大学主体这一关?收购，如何过资金这一关?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可以自我扩张、自我分裂。但是，这需要时间，而时间并不在大学出版社这一边。如果改制是为了做强，那么在资本运作已经在出版业大显身手且趋向成熟的当下，你又必须面对单纯以出版为唯一业态和单一产业链、价值链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中无法跻身的尴尬。

　《中国出版》：也就是说大学出版社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
　朱杰人：对，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正处于第三次创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出版的集团化大趋势；国内外资本运作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数字出版浪潮对传统出版业态的冲击……使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全新的外部环境，也给今天的大学出版社提出全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改制带来的变化?如何应对公司化管理的新挑战?如何抓住数字出版的机遇?还有很多隐性的问题，随时可能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深化或者激发出来。

　《中国出版》：面对挑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如何应对?
　朱杰人：我们将以创业的心态，从五个方面来规划出版社的发展，即实现企业化、集团化、数字化、资本化、国际化。在具体措施上，第三次创业最关键的要素是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不能固守在过去的经验上，不能依靠在过去积累的财富上(金钱与产品)，我们不能滑行在已经自然成习惯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我们一方面要做到固本，继续保持我们的优势，大力发展我们的支柱产品；另一方面看准了新的业态，新领域，就大胆进入、大胆投入。此外，创业需要团队，全社将步调一致，实现资源共享，比如在发展数字出版上，所有分社的资源将一律无条件向其开放。当然创业也需要承担风险，第三次创业比前两次风险都大，难度更高，时间更长，不可知因素更多。但我们相信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华师大出版社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未来。第三次创业将给大学出版社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让大学出版社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来源：《中国出版》2010年6月（总第244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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