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出版商现在碰到的数字版权侵权问题，国内出版商也一样会碰到。跨国巨头们在数字出版方面走得比较早，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所以更早遇到这些问题，这其实也是给国内的出版社和政府提了个醒。中国已经是世界知识产出大国，据有关机构预计，到2013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科研论文产出国。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中国的科研竞争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

　　比起1998年以前小贩叫卖盗版书和校园内的非法复印，如今以互联网非法传播销售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版权侵权行为，更让爱思唯尔公司科技部中国区总裁张玉国伤脑筋：“防不胜防，一些非法销售侵权产品的网站，今天把它关了，明天又冒出来。”尽管维权之路颇多艰辛无奈，但像爱思唯尔这样的公司，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所创造的收入已占到其总收入的86％以上，面对数字产品屡屡被侵权，实在是“伤不起”，因此，虽然整天飞来飞去早就忙得不可开交的张玉国，还是毅然给自己的工作增加了重要一项：于201O年3月牵头成立了“外资出版商版权保护联盟”，联盟的成员包括爱思唯尔、牛津大学出版社、培生集团、施普林格、泰勒一弗朗西斯、约翰威立，以及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等机构驻华代表，成员们定期会面，以沙龙的形式进行交流，相互分享信息，研究怎样作为一个联盟来更好地保护版权，共同采取行动，积极寻求政府、国际组织的支持，以及图书馆界的理解和支持。

　　数字化时代四种常见版权侵权行为
　　张玉国表示，数字版权的侵权问题，是从纸本时代过渡到电子时代所带来的新问题，1998年是个分水岭，之前主要是纸本书的盗版问题，1998年之后，进入到电子时代，出版商所面临的挑战就不一样了。张玉国概括当前科技出版商主要面临四种形式侵权行为：
　　一是商业机构未经授权非法集成销售科技出版物信息，二是网上店铺未经授权销售出版物内容，三是个人违规在论坛上共享内容，四是一些企业从学术科研机构非法获取信息。
　　第一种情况，是指有些公司为了赚钱，不知道从什么渠道非法获得了一些外国出版商的科技信息资源，将其重新整合后再卖。比如某一家专门销售医学信息的公司，它搜集了很多出版公司关于生命科学和医学方面的科技期刊信息，重新整合打包后卖给中小医院。他们最重要的特点是以赢利为目的进行非法销售。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小网店以极低的价格销售某些外国出版商全年的数据库内容。
　　第四种情况是指，因为外国出版机构面向学术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商业销售模式是不一样的，给企业的价格要高一些，很多企业因此就不买了，转而通过一些大学或科研机构，设法免费获取信息。
　　那么，侵权盗版行为的产生是不是和出版商数字产品的定价过高有关呢，特别是针对企业的售价还要高于对科研机构的售价，所以才会出现第四种情况的侵权行为?张玉国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他说：“首先，不管正版产品价格高不高，侵权盗版就是非法行为，是坚决不能姑息容忍的。其次，虽然爱思唯尔的数据库的确曾在2007年和2010年两次提价，但即使这样，现在爱思唯尔的数据库scienceDirect在中国的售价仍然仅是全球售价的16％。”
　　张玉国解释说，数据库的定价和纸书的定价不同，不是统一固定的，对高校和科研机构销售数据库时，确定售价的一个主要考量因素是该机构从事科研人员的规模和数量，人员越多，价格越高。另外，使用量也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而从出版商的角色和功能来看，出版商是整个学术科研成果系统的维护者，就科技期刊出版来看，从建立新刊开始，然后管理投稿，管理同行评审，负责科研论文的编辑和准备、生产发表和传播、存档和宣传，等等，每年大概有70万篇投稿进入这个系统，需要去管理，全球范围内有50万名科研人员做审稿人。出版商为了维护这个学术出版系统进行了很大投入，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以爱思唯尔公司为例，自2000年以来，对于包括纸本出版和电子出版在内整个出版平台系统的总投入已达到4亿美元。出版科研成果，开发数据库产品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再者，和纸本出版物相比，数据库产品其实极大地降低了科研人员的文献使用成本。张玉国说，在纸本时代，全球一共2．5万多种科技期刊，一个科研机构财力再雄厚，也很难购齐所有的科技期刊，因为很贵，那么除了它订阅的少部分期刊外，其他期刊就都看不到。但数字化之后，出版商就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Big Deal)，让客户尽可能看到更多的期刊，比如，爱思唯尔有500本期刊的电子版打包销售给某个大学，剩下还有1500种期刊，客户可以很低的价格购买浏览权，就是不能长期保存但可以浏览阅读，完全订阅的那500本期刊，就可以下载到客户自己的服务器上长期保存，任意使用。这就大大降低了每篇文章的单篇使用成本。

　　维权艰难和法律与新技术有关
　　面对数字版权侵权现象，出版商应该怎么办?就像作家们选择了成立“作家维权联盟”来抱团维权，张玉国想的，也是仅靠一己之力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牵头在去年3月成立了“外资出版商版权保护联盟”，成立一年多来，联盟成员紧密配合，举办了一系列的版权保护研讨论坛和宣传活动，如今年3月，与英国出版商协会、中国版权协会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在北京大学举办了“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国际研讨会。6月又在云南昆明，与云南省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了“网络时代的版权保护：图书馆的机遇与挑战”论坛，邀请云南省近40名大专院校图书馆以及科技情报院所的相关负责人与会，极好地帮助图书馆解特别是西部图书馆界增强了版权保护的法律意识，并为出版商和图书馆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
　　版权保护联盟还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进一步加大力度保护版权，加大行政管理的力度，为出版商开通更多绿色渠道，让他们能及时反映情况。张玉国特别指出：“在中国，政府其实是非常关心版权问题的，对版权保护下了很大力气，包括版权局在内的有关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无奈他们的人手有限。”
　　那么，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么多版权问题，出现问题后，大家都不愿意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却老去麻烦政府管理部门呢?美国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张玉国认为：“区别就在于，美国法律对侵权的惩罚力度大，中国的惩罚力度不强，告了没什么用，很少的赔偿额对侵权者根本构不成震慑，出版商还要承担很高的诉讼成本，要雇律师，而且根据民事诉讼谁诉讼谁举证的原则，出版商要为诉讼牵扯大量的精力人力，那还是干脆去找政府给做主吧，就变成政府负担越来越重。”
　　“外资出版商版权保护联盟”的几家成员单位均表示，虽然他们握有一些网站侵权的网页截图做证据，但一般他们并愿意去起诉打官司，除了前面所述原因外，还因为从技术手段上很难杜绝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比如某些网站非法集成销售科技医学出版物内容，今天把它关了，明天它又冒出来，打击起来防不胜防，这是和互联网技术相关的，只能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慢慢地想出应对的办法。
　　最后，张玉国强调，跨国出版商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国内出版商也一样会碰到。跨国出版商在数字出版方面走得比较早，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所以更早遇到这些问题，这其实也是给国内的出版社和政府提了个醒。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知识生产大国，到2013年即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知识生产国(以科研论文产出为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中国的科研竞争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1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