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香港国际书展于2011年7月20日至26日举行，本次书展的主题为“从香港阅读世界，在阅读中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拥有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王者风范。阅读世界，实质上是为了理解世界；发现自己，是为了更好地在世界中存在。本次书展吸引了24个国家及地区的526家参展商参与，近95万人进场参观购书，创下了22年来香港书展的新纪录。我有幸一睹了这次盛会的风采，体味了漫溢其中的“书香”。

    一书一世界，一文一乾坤
    在这里，书香交融，创意碰撞。本届书展划分为综合书刊馆、大学坊、台湾出版人、国际文化村、佛教坊、基督教坊、儿童天地、英语世界、心灵书区、年轻人世界等多个区域，其中时政类图书和文化类图书最受欢迎。
    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的回忆录《大江东去》记述从理想建立、幻灭至重建的心路历程。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让人们感受到我们民族那曾经的巨大伤痛，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生离死别，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2011年正值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返辛亥现场》《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辛亥：摇晃的中国》《辛亥人物群像》等书目在书展中备受瞩目。
    民生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如《地产霸权》讲述地产与权力的真相，《中产心事》全面解构香港中产阶层的顾虑与怨愤，《大仇富》讲社会贫富悬殊，《底层立场》论农民工维权抗争、村民自治、三农、信访等问题，《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大工地上中国农民工之歌》《中国工人访谈录》等也受到了读者的追捧。
    也有求索中国文化之变相的大儒小品、高屋建瓴之作《中国文化史通释》，重新认识儒家现代价值的系列图书，揭示东西文化差异、主张互相汲取的《双程路》等。
    各出版社的通俗小说、生活养生、教育励志和漫画写真等大众出版物亦如历届书展一样占据了较大的比重。
    香港书展总能找到大众与精英品位的平衡点，为我们展现丰富的阅读形态和阅读内容，这些都充分透视出了香港文化的多元特质。
    名家齐汇聚，纵论文化界
    在这里，名家汇聚，纵横捭阖。
    名家讲座每年都因群英荟萃而著称，今年也不例外。
    李敖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力挺写作是“最持久的抗争”；阿来坚信“对一个小说家来讲，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所有文化的根都在人的心里”；施叔青从博览群书说到文学创作，认为读书可以充实人生，让人认识自己。值得一提的是，名人学者的讲座亦引起了争鸣：
    诗人北岛在演讲中不点名地抨击文学界的“粉丝现象”体现了文化的低幼化，本质上是一种“骗钱骗色的小邪教”。他指出作为诗人、作家应该永远保持与主流社会、母语和自我的深刻敌意；指出作家应该永远保持对这个时代的警惕，他不是被世界打垮，而是被自己打垮。对此，作家池莉倒另有一番不同的见解：“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可以警惕，但不应盲目排斥、敌视，新鲜事物不是敌人，是生活的一部分。”
    著名评论人李承鹏妙语连珠，针砭时弊，讽刺造假不断、道德沦丧、主流知识分子知行不一，博得了阵阵赞叹。他指出作家应该为老百姓写作，为人民写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然而，一些人认为，他一贯标榜自由，可这番言论却否定了别人的自由，而且否定了纯文学写作的意义。
    成就各异的作家、学者汇聚在一起，把他们的创作理念、文学经验、人生体悟、生命历程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激荡共振，而这些思想的火花无疑留存为本届书展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未来不是梦，触手可及之
    在这里，未来书店，点燃梦想。今年香港书展最大的亮点是首次设立“未来书店体验区”，为读者展示各种概念版的“未来图书”。一座座像超大版iPad一样的手触屏幕机，内置五十多本新书，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不同书籍的某一页，合成一本20页的新书，然后发送到手机、电子邮箱内阅读。
    本届书展还新增了“电子书及数字出版”展区，汇集超过20家参展商，展示最新电子书籍和数字阅读产品；首推“全城来读电子书”活动，专为智能手机而设，能够提供100本电子书的免费下载及阅读。
    未来图书形态上的变化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变化是阅读模式的变化，是编辑、读者、作者角色的互换和对话，是充分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的互动服务。这些概念化的“图书”，势必带来传统出版方式的革新。
    不过，在尝试未来图书形态变革的过程中，不少出版社也表现出了隐忧。香港商务印书馆在未来图书形态方面是被公认为做得比较好的，但是他们建议，出版社不擅长搞硬件，技术很难跟上，往往是研制出产品之后，拿到市场上已经过时了，而且与技术企业合作，承担的技术方面的工作量很大，利润分成比例非常小。出版社可以考虑资源的再利用，而不是急于与他人分利。
    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可能是图书形态变革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瓶颈，也是出版人需要谨慎思考、突破和超越的。香港书展所展现出来的务实、创新的精神对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发一：在务名之外不妨多务实。我们一些出版社，多关注大家、关注过往、关注与我们现实生活疏离的东西，务名之时居多。经典类作品，读者获取的渠道非常多，所以出版利润空间小；具有史料价值的作品，由于道理很明显，很难形成焦点；而纯学术书如果未能与大众相结合，很容易曲高和寡，社会效益虽有，但论及启迪普通大众思考，增长其智慧，其作用却非常有限。读者更期望读到当代人的有原创价值的作品、前沿性的见解以及与当下生活紧密相连的个人化观点。作为出版人，我们应该关注以求知为主要目的的读者，多发掘新热点、当代人、新人，出版能够引领时代的作品。
    启发二：图书策划角度的选取需独特。策划角度的选取在满足特定读者群体需要、提高销售业绩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香港出版社策划图书的角度多以小见大，直指读者最关注的地方。书名的拟定更是针对性强，瞬间就能吸引读者眼球。比如香港中华书局引进我社的《中国文化读本》，根据香港读者对祖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改名为《开始读中国文化的第一本书》，角度就非常新颖。香港三联书店引进了作家出版社的《拯救男孩》，原书提到种种和男孩有关的忧虑，提醒注意男孩的教育。三联引进后，根据市场销售的需求，转变了图书定位，以父母教养角度切入，改编为《男孩危机》，将读者定位从孩子改成了家长，《男孩危机》一炮打响。后应读者强烈需求，引进并改编了《拯救女孩》。与内容相应，大多数图书的装帧设计亦考究，别出心裁，与主题密切匹配。
    香港书展致力于打造一个文化文流的平台，让普通大众参与文化盛宴，让海峡两岸和香港出版界聚首交流。虽然今年书展业已落幕，但由此引出的话题却值得长久深思。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1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