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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出版社规划大中专教材选题,要立足本校、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突出重点,紧密配合国家教育体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材改革的需要,按照系列化要求,坚持有计划、分板块、立体化、逐步开发的出版策略。 [关键词] 大学出版社 图书出版 选题规划 大中专教材
长期以来,大中专教材出版始终是图书市场一块令业界馋涎欲滴的大蛋糕,吸引众多出版社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展开激烈残酷的搏杀。2010年,全国大中专教材可供品种已经突破8万种,市场呈现出供给过剩与需求旺盛并行的胶着状态。面对如此矛盾局面,业界在做教材选题规划时必须谨慎。
一、选题规划的基础性工作与基本做法 目前,不少大学出版社在选题策划特别是大中专教材和学术著作选题策划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与市场接轨的基本做法。 伴随着管理体制建设与改革进程,大学出版社在运营模式上逐步实行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机制,比较早地打破了出版业计划经济的藩篱。最明显的表现为:从建社之初开始,大学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基本上都是自主制定的,选题的策划内涵与市场适应性逐步增强。这里,仅介绍其主要的基础性的大中专教材选题规划方法。 如今,规划大中专教材选题,大学出版社通常都会从三个方面做好策划论证工作。 第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开发教材的学科方向。在规划大中专教材选题时,大学出版社一般都会通过多种途径,在掌握高等院校和中职学校专业设置的基础上,详细调查了解有一定选择意向专业的招生规模、发展趋势、主要招生学校及其基本课程开设目录、教材出版使用现状等情况,判断市场容量与开发潜力;同时,还会就相同专业或者相关专业,比较本校办学实力,权衡本社编辑力量,看有无可以依靠和借力的支撑点。对有一定切人可行性的,编辑人员或者选题策划人员将做出初步投入估算。这是最基础的工作。 第二,在摸底了解的基础上初步确定选题基本的作者队伍。遴选作者时,针对教材不同的适用层面,如重点大学本科生教材、高职高专教材,大学出版社都会努力想办法,尽可能覆盖有专业优势的同类别学校,尽可能邀约一线骨干任课教师。作者覆盖面愈广,意味着教材影响面愈宽,市场前景愈好。有的新开专业,可能暂时存在“一校独秀”,或者仅二三校尚可的局面,这一校或者二三校的教师能否为我所请,将尤为重要。邀请作者,不仅要有诚意,还要充分利用好本校本社人脉关系,尽可能礼聘全国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或者专业优势学校的学科带头人等重量级学科领军人物,请他们担任编委会主任或者整套教材总主编,举起“专业旗帜”。某种意义上,选题规划是否成功,作者是第一要素。 第三,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最终列选选题。经过三级论证,大学出版社将确定选题总体规模、稿酬、交稿时间、出书规格、开发梯次等事宜,形成明确的出版计划。有时,作者因故不能正常实施写作计划,难以按时交稿,或者稿件质量不理想,出版社还会随时调整作者队伍和出版计划等。
二、选题规划要遵循系列化、立体化策略 高等教育和中职教育科学化、体系化的学科与专业设置,各专业比较稳定严密的课程体系,以及教育的层级化,教学资源存在形态与使用手段的多样性,对出版社大中专教材规划提出了系列化、立体化的必然要求。作为产品供应商,又兼有教育系统教学服务机构职责和属性,大学出版社必须紧跟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不断满足消费者或者教学者系列化、立体化的用书需求,提供必备的教学条件。
(一)系列化、立体化的基本含义与要求 大中专教材系列化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对应不同专业,比较系统而完整成套的教材;其二,对应不同学科,按专业成套组成的学科教材体系。中职类教材主要表现为前一种形态,高校教材则二者兼而有之。建设系列化的学科教材体系,要求出版社按照学科与专业设置,规划出版覆盖学科各专业课程体系的全部教材,提供全品种教材解决方案。 大中专教材立体化主要针对高校教材而言,大致有三层含义:其一,教育层级上的立体化,可以分为与一定学科专业相对应的本科生、研究生、高职高专教材;其二,学校分类上的立体化,可以分为与学校类别相对应的“一本”、“二本”、“三本”院校本科生教材;其三,教学资源存在形态或者使用手段的立体化,可以分为纸质媒介教材及其教学参考书、实验指导用书、习题集等,以及基于网络学习环境需要的教学网站、可资下载的网上课件或随书附带的光盘等。中职类教材立体化主要表现为第三层含义相关情形。 这些系列化与立体化要求,既是品种性要求,又是资源性要求。它有形无形地指引出版社,在学科、专业、教育层级、学校类别等方面,尽可能满足教学者教材品种的多样性需求;同时,在信息化手段使用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尽可能满足教学者教学资源的丰富性要求。 大中专学校教材科或者教材中心之类机构的存在,客观推动形成了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大中专教材“集中采购一统一配售制度”。特别是近年来,大中专教材选用招投标制度全面推广,进一步促使大中专学校在教材的学科、品种等方面,向出版社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类似于仓储性的一站式“全品种打包”供货要求。需求方有快捷、便利、简单、省事的要求,如果出版社所出教材覆盖学科、专业少,系列不多,品种数量不占优,可选择性不强,中标的几率就不大,或者中标之后还需向其他出版社订购补货。如此情势,本版教材的销售与整体效益很难快速增长。 此外,近十多年来,全国高校大量扩招,独立学院与民办高校成批兴起,一定程度造成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有的院校临时聘请在读研究生代课,即使是专职教师,有的人走上讲台的时间也并不长。不少教师教学实践有限,教学经验不足,甚至不能保证必要的备课时间,常常想“依赖”他人,“依赖”出版社的配套资源和服务——作者开发的配套教学课件。其中,如果谁掌握了教材选用的建议权甚至决定权,向出版社提出了提供同步配套课件等方面的要求,出版社就必须想办法予以满足,否则,其教材多半就不会被选用。图书代办站等中间商,几乎把提供配套课件当成了教材订购的必备条件。好的教学课件应该是个性化的劳动成果,其开发制作者还享有相应著作权。制作教学课件本是任课教师备课的一种方式,是其授课的一种辅助手段,也是其履行职责必须付出的有创造性的职业劳动,反过来却成为限制出版社的一种无奈的羁绊。
(二)可供选择的路径与可资借鉴的方式方法 大学出版社系列化、立体化地规划教材选题,还要分清主次,区别难易与优劣,明确重点,讲究方式方法,有计划、分步骤地循序推进。 1.先校内后校外,先区域后全局,先重点优势学科后一般专业,兼顾多校联合编写与出名家精品等形式,有计划,分板块,突出重点,逐步推进。 成立有出版社的高等学校,都有其优势学科和专业。大学出版社首先要依托本校力量,充分挖掘校内出版资源,加大对学校重点优势学科类教材选题的规划开发力度,着力培育具有本校特色的优势板块。只要出版社真的把工作做得扎实到位,这种优势特色板块往往可以发展到令人瞩目的高度。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计算机类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经济类、法律类教材,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医学类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的信息管理与图书情报类、测绘类等学科类教材的规划与出版,都给业界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先从校内重点优势学科开始规划,立足近水楼台,大学出版社可以比较容易地寻求到最有力的支撑点、最有利的着力点,并可以最省劲地建立起成功的便捷通道。 对本校重点优势学科类教材或者优势特色板块,一方面,要区分优势强弱,按照专业大小,分清主次轻重,逐个成系列规划,依次划板块开发;另一方面,还要适时地整合现有出版资源,在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出版资源,首先分层次出好本科生教材基础上,对系列和板块进行纵深立体开发和拓展,成系列地开发好研究生教材、高职高专教材,并做好教学课件出版等立体化出版配套工作,形成层次分明的学科教材体系。 在规划教材时,要灵活多样地选择不同的选题策划方式和开发形式。既要立足本校,把以本校教师为作者主体的“校编教材”系列化、立体化;又要面向全国,突破一校之局限,进一步开发具有一定地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教材。既要跨校、跨省级区域组织作者队伍,把众多高校教师按学科和专业联合起来组成作者共同体开发选题,尤其是开发系列化的选题;又要注重邀请知名专家担纲,或者请全国性学科领军人物挂帅,用名家打造成系列的一流教材,以质量取胜,延长教材的生命周期,提高市场份额。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语词汇学引论》和《英汉互译实用教程》,分别由知名教授林承璋和郭著章先生领衔编著,都历经三次修订再版,行销20多年,经久不衰,可谓质优而常青的精品教材典范。《英语词汇学引论》(第一版)还是20世纪80年代经教育部审定的统编教材。 业界要注意一种不好的现象。不少独立学院、民办高校、高职院校,因为与全民所有制高校体制机制不同,大量聘请高校退休教师和新就业的年轻教师任课,人员相对不稳,流动快,对出版社的教材规划有负面影响。有时,教材刚出版,或者出版后才使用一两年,就可能因为参与编写的教师不再签约续聘,或者跳槽另谋他职而中断了延续使用。特别是高职高专教材,或许是市场不成熟,发展空间相对较大,而出版社太迫切主动;或许是作者队伍不整齐,其中能编写者比较有限;抑或是该作者群体著作权意识相对淡薄,极易出现同一作者在不同出版社接连出版相似著作甚至同一著作的情况,造成同一学校几乎年年使用不同版本教材的局面。这种以任课教师为作者——“让用书人写书”的教材开发形式,可能造成低水平重复出版现象,造成大中专教材同质化严重、生命周期短的问题,业界要努力予以克服和避免。只要有条件和机会,差异化竞争是最好的选择。 2.要密切关注、主动研究国家教育体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材改革发展趋势,放眼世界,培养前瞻性眼光和抢占先机意识,紧跟改革发展需要规划大中专教材选题。 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教材出版与教育发展亦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大学出版社必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密切配合国家教育改革发展需要,配合教学需要,关注国内外学术研究前沿,与时俱进地规划出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大中专教材。这既是其遵循办社宗旨的体现,又是其作为市场主体,必须满足市场需求的必然选择。市场需求是原动力,适应市场需求是生存的前提和基础,不断满足市场需求是发展的源泉和保障。 市场经济规律和事实都证明,任何出版社,只有不断供给适销对路的图书,才能获得快速发展。这要求业界不仅要自觉地适应国家教育改革、教学发展需要来规划选题,而且要密切关注、主动研究其发展趋势,培养前瞻性眼光,敏锐地捕捉、迅捷地抢占选题规划和出版的先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大学出版社看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广阔的发展前景,配合国家考办,率先组织出版了在所有出版社中规模最大的成系列的自学考试教材,成了同时期全国大学出版社最辉煌的业绩之一。大致也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紧密跟随国家高教事业发展而动,瞄准高校教材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超前谋划,抢得新时期全国高校教材出版的先机,及时出版了大批经济、管理、法律等学科类别适应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大学教材,取得长足发展,成为业界佼佼者。稍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适应国家对外开放的大好形势,紧盯高校英语教学持续升温走强的趋势,适时出版全新的大学英语教材,而且大手笔地采取一般出版社难以企及的对任课教师进行培训的营销推广手段,开辟一片美好的新天地。新旧世纪转换之际,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等捷足先登,契合国家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需要,成功地出版了各有特色的高职高专教材,成为大中专教材市场令业界艳羡的强者。 大学出版社规划出版大中专教材,必须时刻关注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情势。比如,国家每次调整全国高校专业设置,都必然要求出版社一致性地调整其教材选题规划。目前,教育部正在组织开展新一轮论证审定工作,拟再次调整高校专业设置;对此,出版界翘首以待。大学出版社普遍关注“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申报工作,不少出版社甚至早已预先做好了申报准备工作;按照惯例,该工作应于201O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但时至2011年4月末尚未启动,可能就与新的专业设置目录没有审定公布有关。新专业意味着新教材,专业的调整、拆分与合并,意味着原有教材体系的整合与再建。伴随每次专业设置调整,必然带来业界教材规划与出版格局的重新洗牌,只是每次洗牌后的变化程度不同而已。即使专业设置不调整,出版社也要格外留心并自觉适应专业“冷”、“热”变化,自觉按照专业招生人数增减来确定教材的市场需求与供给。有的专业,招生时是考生扎堆的大热门,毕业时可能成为就业的冷门,将直接关乎其教学用书出版的膨胀与萎缩。再如,教育部对高职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新要求,或者教学内容与方法新要求,对出版社而言,就是高职高专教材规划出版的新契机、新导向。201O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确立了之后1O年教育发展的蓝图。对业界来说,这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出版商机,意味着巨大的大中专教材出版增量。关键在于,不同的出版社如何更好地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信息,找准突破点。 规划出版大中专教材还要有世界眼光,要主动与国际接轨。特别是经济、管理、理工等西方发达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的学科,业界应该积极通过版权贸易,规划出版好引进版经典教材。出版引进版教材,也是教材选题策划的一种形式和方式,是系列化、立体化教材选题规划的必要补充和完善,有时甚至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少数几家经济、管理类图书出版强社,快捷抢占版权引进先机,几乎淘尽了西方国家多少年来积淀而成的经济学、管理学经典教材,创造了良好的双效益。清华大学出版社引进国外计算机图书,与外文原版同步出版,密切跟踪国际、国内学术研究前沿。
三、结束语 大学出版社缘于相同的属性、相似的背景,在规划大中专教材选题时,可以采取大致相同的策略,依循基本相似的路径。但是,由于发展状况不一样,彼此还须各有考量,形成自身特色最重要。有的出版社走出了比较成功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值得好好学习与借鉴。 在业界后改制时代,虽然大中专教材“出版领地”差不多被瓜分殆尽,呈现强者愈强的局面,但仍有出版集团和少数强势出版社希望后来居上的介入和突进。他们不断圈占“出版地盘”,逐渐挤压生存空间,颇有“战国争雄”之势。对此,基本上都是独体形态的大学出版社,除少数几家外,均显得有点势单力薄。如何应对,怎样维护和参与有序的市场竞争,业界需要好好思考。
参考文献: [1]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10-19 [2] 陈君良.大学出版社三类选题的原则[J].出版发行研究,2011(1)
来源:《中国出版》2011年9月下(总第2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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