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1985年年底启动实施第一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1985-1990”，这是第一个五年普法。至2010年，已经顺利实施了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去年5月，经中央批准，中宣部、司法部在北京召开第七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五五”普法，部署“六五”普法，标志着“六五”普法工作的开始。

　　紧盯干部普法出版社密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六五”普法宣传教育将领导干部视为“重中之重”，旨在增强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出版社也纷纷将目光聚焦于此，以“领导干部”为普法对象，进行了诸多策划。
    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刘海涛介绍，“我社紧抓新时期的普法机遇，广开出版思路，创新普法形式。‘六五’普法规划精神，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村‘两委’干部、农民以及社区居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全面落实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针对于此，我社推出了《“六五”普法·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读本》、《“六五”普法·公务员学法用法读本》、《“六五”普法·农村“两委”干部学法用法读本》等图书。”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对于全民普法具有重要表率作用。领导干部是这次普法的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分社副社长郭虹透露，“我社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量身订做了‘村官学法’丛书，该系列内容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农村征地拆迁补充、农村婚姻家庭继承、农民工权益保护、农村常见纠纷应对、农村经营活动常见法律问题，每本书均选取了100个实践中的典型常见案例，非常贴近农村生活。”
    “中国方正出版社同样迅速组织力量，进行了相关选题的策划。”该社编辑安乐明告诉记者，“我社于2011年6月推出了“全国‘六五’普法教材”和《“六五”普法必备法律法规汇编》。今年5月，又结合自身的主要读者群体和纪检监察的优势与背景，推出了具有纪检监察特色的《党员干部“六五”普法600问》。因此，在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仍占据一席之地，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柴云吉也介绍，该社重点推出《企业与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读本》和《公务员依法行政读本》。前者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了解和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法律法规知识的教材工具书；后者则可以满足公务员学法、用法和依法行政培训的需要。

  　销量冷热两极团购占优势
  　中国法制出版社高级编辑主管刘峰分析说，“对于这种周期性的普法活动，不少出版单位在四五普法和五五普法期间，或自己尝到甜头了，或看到对手赚钱了，所以大家都在六五普法开始前一两年开始准备。有一些民营公司(主要是以做党政、培训用书)的民营公司，因为渠道的优势，也介入到该领域中，并且是进行低价倾销，在北京甜水园批发市场，六五普法的书，甚至能低到25折拿货。”他进一步指出，“出版社一般会维持正常书的发货折扣，但这类书主要走团购，买家与书店、书店与出版社、买家与出版社均会进行折扣谈判，团购的数量多和种类全，所以实际成交折扣会比出版社正常折扣低一到两个点。如果有更大批量的情况，那就是为买家开机印刷定制了。”
    据刘峰透露，该社的“全国‘六五’普法学习问答系列”和“全国‘六五’普法教材系列”等图书均已加印，一些品种加印达到三四次。各分册销量都在1～2万册之间，个别分册如涉及农村题材的，则在两万五千册左右。这与法制社多年来将普法图书视为重点领域进行操作是密切关联的。
    然而这种销量颇佳的现象并不普遍。多家受访者表示，“六五”普法图书在整个市场中的销售热度偏低。知识产权出版社法律编辑室主任彭小华透露，这类作品以前是部门指定，现在变成了可供选择的推荐参考书籍。取消了强制性，对其销售影响很大。此外，安乐明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其一，图书在短时间内扎堆上市，瓜分市场，相对降低了市场热度；其二，选题重复、内容雷同、千篇一律，难以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往往一出版便湮没于市场；其三，‘六五’。普法是个长期工程，去年以来该活动本身的力度并不大，相应的图书市场也跟着疲软。”

  　产品同质竞争定位需改进
    有业内人士指出，“六五”普法的图书在编写上基本还是传统普法的老路数，教材式讲解居多，好点的会配上问答和案例，个别品种特别是青少年的分册则有黑白漫画。总体来看，“六五”普法的图书欠缺一定的新意。刘峰向记者解释说，“出版单位担心创新太多，顾客反而不买账，买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比较稳妥的编写方式。还有，这类书批量购买较多，甚至是为某个地方或者某几个地方定制的，买家早就确定了，所以出版单位觉得无需花费太多的心思。此外，出版方做这类书要看政策，比如《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这一文件下发了，就需要在文件下发的第一时间出版图书，因此考验制作速度，所以有些出版单位会放松对质量和体例创新的要求，转而去追求速度。”
  　选题的同质化、内容的同质化也是六五普法图书乃至普法图书的通病。中国检察出版社编辑俞骊认为，“出版社内部在选题策划时，有必要梳理一下现有的普法类图书，新的选题应该是对已有图书的补充，既包括品种上的补充，也包括同一个主题下新问题、新变化的补充。”
    人民日报出版社策划编辑周海燕则强调六五普法图书在出版时应明确读者的定位。她指出，“六五”普法的重点有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然而这都是笼统的概念，尚有待细分。每个行业的领导干部需要掌握的法律知识各有侧重；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年龄层的青少年其接收能力不一样，普及的知识点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应该有所区分。现在的“六五”普法图书大多都没有将读者群细分、做到有针对性的出版。
    另有中国法制出版社的相关负责人认为，“读者购买图书的主动性、积极性还是不够，通过图书能影响到的人群很有限，所以还需要加强宣传推广和营销手段，还可结合图书增加更多的普法形式。”刘海涛对此也提出了两点建设性的意见，“第一，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和普法对象，普法题材应紧密结合其新时期所关注的权益诉求，如面向百姓群体的普法图书应在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深度挖掘和广泛拓展，比如拆迁纠纷、医患纠纷等等。第二，面对汹涌而来的数字出版热潮，应结合普法工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点，在出版形式方面力求做到多形式，全媒体运营。如针对每本普法读物可以同时推出两个版本：普法宣传读本和普法漫画读本。再如联手影视机构等媒介开发系列情景剧普法系列、同相关数字出版专业机构合作开发运营法律体系信息查询与普法维权服务系统等。”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