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出版有喜有忧，喜的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立足国际视野和经典化诉求，联手出版了很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大型系列学术丛书。忧的是不少真正有价值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常因经费困难无法及时出版，而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低水平著作反而能推出，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学术出版与学术水平无关的现象。学术界和出版界毫无疑问是学术文化建设最紧密的合作共同体，这个合作共同体不仅仅是利益共同体，同时也是责任共同体，还是价值共同体。
    近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精英会聚一堂，共同探讨学术共同体每一位成员都高度关注的话题，“面对学术文化建设、面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建设，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将要做什么？”此次论坛的发起单位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复旦大学、文汇报；承办单位是上海市出版协会、复旦大学出版社。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方世忠、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裘锡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和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人士约七十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本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情侣。未来，中国的学术出版能否真正实现市场化、商业化和国际化，需要的不仅是出版人的沉潜、责任和担当，更需要一流的中国学术的支撑。重归宁静，或许正是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个新的起点。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
　　学术出版的价值在于专业和严谨

    两年半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曾经针对当时出版业或者学界发生过的一些问题，比如抄袭问题、项目书的问题，开了一个题目叫做“理想的学术出版和学术出版的理想”的会议，后来《文汇报》用了一个版面发了一些座谈会的纪要。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建立一些规范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下发生的问题。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看待这些问题，第一个是学术出版的价值和基础，在于无可挑剔的专业和严谨。过去出版有很多的规范，尤其上海出版社有很多的制度建设，我们也就一直强调学术要真正潜入历史。看看今天有多少出版社的选题是经过详细论证的。大量的科研经费转化为项目书的高额补贴，进入出版社，这本身并非坏事，但不少学术出版并没有建立在严格的标准之上，老牌出版社也不能免俗，不能不令人忧心。
    第二个是学术出版提升要保证一定的投入，这个投入包括资金的投入和时间的投入。从时间的投入方面来说，中国人出书的效率非常高，三个月就可以出版了。我们今年出版30万本书，严格来讲更多是负面的东西，中国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内容生产能力，也不具备在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当中出版高质量的书的能力，这违反学术出版的规定。所以资金和时间的投入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是学术出版成败的关键，即编辑学术内容的锻造，出版社要特别培育编辑的纠错、提升、补缺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编辑生涯的延续性。今天这个时代，资本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有融合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关键在于怎么平衡好这么一个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认真，有一个专业、严谨的态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学术规范。保持一定的清醒，有一份坚守。
 
　　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
　　培养准确的学术判断力

    出版作为一种文化的生产和文化的产业，最初的原点是从学术开始，有学术才有出版。所以实际上是出版的源泉，从人类文明发展 历史来看是先有学术出版的，后有宣传、教育以及包括我们今天的娱乐和知识性的出版。世界文明史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出版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仔细地比较中国文化，反思中国学术历程，一个国家出版的人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化 厚度、思想深度以及它发展未来的潜力。
    学术界和出版界共同关注学术出版，透露的是出版发展的新方向。这表明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高度，但依然任重道远，迫切需要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努力。学术出版，就出版本身来看，实际上它既是一个出版活动，同时也是一个学术活动，如果说只有学术，没有出版的努力，学术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知识积累、科学创造以及文明推进的力量。
    学术出版实际上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是出版工作、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的工作，它是融入整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学术成长当中，从宏观层面上来讲，学术出版能够推进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以及它的文明智慧传播和交流。
    从纵观上来讲学术出版能够促进学科作更深入的研究，使学术更有效地传承。从微观上来讲，学术出版能够推动学术本身，因为学术出版是很严肃的事情，它必须要有学术的思想和规范。
    出版社不仅具有商业性质，它更应该具有学术性质。这对出版社和出版人来说无疑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视野，同时必须要有学术的判断力以及学术规范本身的准备力。
    在学术出版当中，大学是学术出版的主要生产者，同时也是学术出版最为主要的消费者，它围绕着学术出版展开，学术出版支撑着大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出版社应该成为学术出版的核心，复旦大学出版社本着这样的原则推进了出版社的建设，它不仅是出版单位，应该同时也是一个学术单位。所以在人员的配备、基金的筹备方面学校给予了足够的支持。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
　　体现中国特色、风格、气派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学术出版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正确方向发展，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学术出版的发展面临着市场化的挑战和机遇，虽然学术出版机构已经成为市场主体，但是在图书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在过度重视社会效应的同时，也要提高经济效益；
    二是在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以纸质图书为媒介的传统出版机构，面临着挑战和机遇，传统出版业如何应对数字化的挑战？出版界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当前依托互联网的新媒体迅猛发展，其强大的传播力对出版业造成了影响，学术出版怎么样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以形成新的业态？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是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加快社会主义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有效地促进文化发展，引进先进知识文化的同时，我们要把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学术文化有效传播出去，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有一批学术出版机构来实现国际化发展。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苏新宁
　　如何评价中国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

    出版社对出版数据的采集，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我们又要如何克服？我们如何去评价？思路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思路是我们要反映出版社整个的学术影响，这个学术影响怎么反映？我认为学术影响可以通过学术研究中引用出版社图书反映出来。
    在出版社学术影响方面，要考虑到出版社究竟出版了多少有影响的书。在定量分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用指标来体现小而精的出版社。另外，我认为我们出版了多少好书，它应该用于体现出版社图书的获奖情况，我认为这项工作应该纳入到我们评价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当中。
    还有一个难点，我们提出的多项指标群众怎么做，比如说我们给出的四项指标哪些最重要，我们在做的时候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群众，每一个群众有所区别，有出版界的专家、有学术界的专家，哪一个群众更加符合也是在评价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最后，我认为我们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是一个新的研究。可以说这是一项开放性的、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对促进我们出版社的学术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项工作并不是学术评价，它需要由出版管理机构、出版社和学术界共同努力。
 
　　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
　　严把专业门槛是关键

    《新闻出版规范》修订版的内容架构包括法律规范、学术规范、技术规范三个部分，其中耗时最长的是内容规范。
    内容规范专业性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要参考芝加哥手册和美国一些通行的做法，还要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开来进行。在技术规范之中对于国家标准和出版社通用的标准、文字、数字不作过多的说明，而法律规范我们突出了更多的要求，特别是包括图表的使用。
    在这个规范里还需要长期的实践，比如说关于专业编辑的审稿制度，专业编辑的审题制度，重大选题的管理规定等。近日，我们将会正式颁布新闻出版规范体系，根据这个规范我们修订了更加详细的第12版的规定手册，第二版的作者手册，第二版的社会文学精品手册等等。并且准备在今年11月份在广东召开第一届主编会议。
    能否做到严格遵守，坚持专业门槛，严格执行专业的分工是关键。

　　中华书局徐俊
　　维护学术出版环境人人有责

　　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进步，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都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科研出版的经费、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出版作为评价成果的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学术出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通常说有正力量，有负力量。我们出版公司在出版业当中要尽到维护学术出版环境的责任，我主要就学术出版环境和规范谈三点认识：
    第一，出版是学术研究呈现的最终环节。出版社成为市场的主体，传播功能在增强，并不意味着评价功能的放弃。出版必须把好最后一道关，坚持专业的、高质量的学术出版，塑造学术出版的品牌，这是对学术界、对作者的一种承诺，也是对读者和受众的保护。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出版社比较少，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这类历史悠久的出版社，更多地承担了学术评价的功能。现在的出版社已经成为市场的主体，出版的传播功能在增加，并不意味着出版评价功能的放弃，所以专业的、高质量的学术出版，学术出版的品牌是对学术界、对作者的一种承诺，也是对读者和受众的保护。从这个角度说，对于我们出版人来说特别重要。
    第二，改革开放后我们出版社的分工逐渐被打破，但是对于出版社自身来说坚持和树立自身的专业方向，形成专业方式，则表现在学术出版的目标当中。
    这里面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专业方向和专业编辑队伍，以前提倡编辑学者化，我们现在更提倡编辑专业化、职业化，既要有与学术界沟通对话的能力，又要有基本的学术判断力和出版的整合能力。专业化是判断力最基本的保证，是学术出版提高、内容提高的基础；第二点是出版机制，从学术出版来说，即为学术界服务，满足学术的需求，这里包括为学术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另外，我们编辑出版的过程当中，通过编辑的审读加工，提升图书的学术质量，所谓的内容质量和文本质量，也是我们学术出版专业精神的体现。
    第三，理清学术出版的边界，现在学术出版的面非常不清晰，我们出版者应该有意识地区分层次，并打造学术出版品牌板块。学术成果包括学术著作、学术论文都应该有规范的体制、文体标准，我们讲规范的同时还要允许著作的形式和发展方式多样化，都应该在我们基本的学术规范的体系范围之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何林夏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如何提高学术出版的质量？如何加强学术出版的规范？我个人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科学的、综合的、合理的评价机制，这个评价机制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对人的评价，一个是对出版社的评价。从大学出版社来说，要提升学术出版质量和提升学术出版规范，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人，因为这个是要靠人来做的。
    我曾经提了一个设想或者是一个要求：我们把学术出版分为三个境界，第一个是为学术研究服务，专家学者完成什么作品我们就出版什么作品；第二个是推动学术研究，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因为很多学科处在萌芽阶段，或者很多学科处于发展阶段，或者一些学科作为新进学科面临一些困难；第三个境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引领学术研究，如果我们有好的编辑，能够跟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甚至自己也参与学术研究，那就可以在新的学术领域里面出一些好的作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觉得这个是我所追求的理想。
    要实现我们做出版人的学术理想，我认为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能做的并不多，对于出版社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在目前的形势下，出版单位既要培养优秀的人才，同时又要有合理的机制来照顾到单位的全面发展，我认为在我们现行的体制和机制之下，要有一种更宽容的用人机制，这也是提升学术质量和规范学术的重要方向。
    对出版社的评价包括政府的评价、出版社的评级、社会对出版社的评价以及媒体对出版社的评价。如何看待这个评价，这个评价的指标是什么？我认为实际在学术出版领域，指标应该是这个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上的特色，对社会的贡献。实际上我们出版行业的从业人数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对创造社会财富来说是有限的。比如说二战以后的彩虹计划，我们中国需要有更多的人为我们民族的长远发展作贡献，因此我认为评价机制也是一样的，我们对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特色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促进学术出版社质量的提高，更进一步说是走专业化发展道路重要的一个措施。如果我们在整个学术出版的质量提升和学术出版规范的建设方面，能有一个合理科学的评价机制，这对学术的提升和对学术出版规范的建设来说都有推动作用。
 
　　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光
　　如何提高学术质量和文化评论

    如果要提高学术出版的质量，首先要把握好现在文化的发展趋势，比如这两年有国学的复兴，现在很多出版社这方面的书也做了很多，但是很明显，国学论文和高质量的学术专著为数不多。我们要把握当前的发展趋势和焦点，关键在于出版社的眼光、编辑的眼光，是不是能够把握住发展的趋势。
    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诚信、和谐，被全民所接受，也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因此我们出版部门应该出一些关于民族精神、核心价值的东西，这一类著作尽管很多，但是高质量的书很有限。
    如何来衡量学术著作水平？我认为第一要看它的思想水平，是不是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思想观点，和比较严谨的逻辑，现在很多著作是人云亦云，缺少高涵养的东西；第二个要有严格的学术论证。举个例子来说，国内有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大部分是他同学的，这不免会让学术界对此产生质疑，这些学术专著是否符合学术水平？此事也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笑话。还有些出版社不了解书的水平，因为不需要提供稿费，就将此书出版。由此一来，出版社的地位在出版界也就随之降低了。
    近年的体会，我认为上海出版社正是做到了这一点，细小到一个标点都要求非常严格。我希望所有的编辑都要有一种求进的精神，学术研究不仅在求同，而且在求异。

　　专家共论学术出版

　　何勤华：法学这个学科在新中国发展得比较慢，同时也遭受了挫折，因此这个学科的发展也是于1978年才开始的。我们曾有一个统计，之前学术性的专著不超过20部，这几年一下子有了爆发式的发展。希望加强对法学著作出版的重视，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越来越希望在学术著作方面有所建树，不要疲于编教材，要在法学方面做一些工作，也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去年的一个项目，法律文明史，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和社会基金的支持，我们会继续把它做好。

    邓伟志:做好学术要有“三严、三敢”。“三严”：要有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明的规范；还有“三敢”：敢想、敢写、敢出。现在我觉得我们比较起来，三严不够，所以我们要加强。但是相比之下“三敢”更不够，更应该提倡。出版界有出版界的难度，所以对出版社也要宽容和宽厚。我觉得出版界现在应当继续和学术界积极提倡“敢想、敢写、敢出”，社会上也要注重时间的检验，时间的检验不是一次性的检验，是要反复检验，也就是历史的检验。

    黄闽:目前的法学领域，也存在着困惑：很多的研究往往是体系化、系统化研究，但是往往跟社会脱节，然而这些研究的目的是法律实践，是需要运用的，目前法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却很难运用。法律在社会科学领域至关重要，我认为出版社、编辑的价值，需要通过专业技术在内容上进行提升，能够在形式上让作品更“富有”，传播更具影响力。
    对于专业的坚守，我们出版社需要一个推广制度，假如作者提供了学术文件，但是如果达不到标准，我们是不能出版的，一定要退单。我们自己有一套评价体系，从原创性，到作者本身的学术观点，他的学术潜力等等的评价。另外，我们还鼓励编辑多参与学术活动，参与各种各样的年会。同时非常重视作者关系的维护，经常跟作者沟通交流，对他们的修改、回复提要求，跟作者一起提升作品。

    俞吾金：首先，我认为思想性的创作至关重要，一个社会要容纳各种不同的观点，有良好的学术讨论的风气和基点。其次，学术规范的问题同样需要解决。还有就是，作为研究性的论著，我们对它学术的要求，不单单指参考文献等。对于学术性研究专著来说，一个核心的标准，在于是否在这个研究过程之中有所推进。内在含义就是它的灵魂，研究性的论著必须要创新，如果不创新根本就违背了学术规范。现在流行的做项目，它与思想学术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我真正希望学者们创作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南帆：学术规范的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对整个学术生产环节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规范遭到破坏有很多的原因，很多时候规范的确跟我们现行的社会风气，包括学术团体之间产生了问题。在我们进一步提出很严格的学术规范同时，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要怎么统一认识，而是要思考规范怎么执行，执行这个规范要遇到多大的阻力。
    另外，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对于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太过“廉价”，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发现，所以我认为虽然我们只是简单讨论一些学术规范的问题，可能会涉及到整个学术评价体系，甚至整个科研生产所隐藏的利益链，如果这三者之间没有办法学习的话，很可能这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隐藏。

    骆玉明：我认为学术水准、学术良知、学术趣味，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一个学术环境，就想要做成一个很优秀的团队，本身风气不存在。有时候出版社也很困难，并且是亏本的，归根到底做研究的人和做出版的人，要有自己的学术水准和自己的学术良知。

    王晓明：现在的学术状况跟从前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过去是说社会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对象，然后有人来研究，形成一个领域，变成一个学科，然后进入大学，进入课程，最后在新的论文中加入这个领域。但是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新的学术出来，有人来研究后形成一个研究领域，但是往往等不到成为一个完整稳定的学科，那个社会生活内容已经发生改变了。因此这个研究领域随之也发生改变了，这是现在很大一部分学术研究的状态。
    在过去的学科路径上，用体系来把握学术，现在需要的是对正在展开的学术领域及其他的变化有了解，这个就对学术出版社有更高的要求。

　　(本文根据“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会议文件整理，未经相关人员审阅，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