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明舟

    2012年11月1日～11月5日，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主办、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发行工作委员会承办的第25届大学图书订货会在青岛举行。本届订货会在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出版方针、展示大学出版社出版成果的同时，交流研讨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推动大学出版社图书销售，从而为促进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与发展再添助力。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时代浪潮中，特别是面对集团化压力，大学出版社应该向何处去?就此，《出版人》日前专访了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

　　社会责任引领“第二步改革”

    《出版人》：今年9月底，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举行2012出版传媒集团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发出新闻出版业将启动“第二步改革”的信号。那么，完成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将如何推进“第二步改革”?
    王明舟：我国的大学出版社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版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大学出版社自诞生之日起，就必须面对市场，按照企业模式运营和发展。虽然大学出版社初期起步比较艰难，但是随着国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加上教育事业的不断快速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力实施，大学出版社初期发展的“艰难”反倒成为优势。相对而言，在面对市场时，大学出版社比传统的较长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按照事业单位运营的出版机构更容易适应。这也是大学出版社的改革起步较晚、完成较快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大学出版社实现平稳、有序和快速发展。
    目前，大学出版社发展与新闻出版业“第二步改革”的国家规划在总体上保持一致，但也有所差异。大学出版社是出版业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它的特殊性。比如，在“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条件的大学出版社可以去尝试，但不是全部的大学出版社都适合。从大学出版社成立之时，它的宗旨就是为教学科研服务、为人才培养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样的宗旨现在看来仍不过时。
    我认为，就新闻出版业“第二步改革”而言，大学出版社发展不应该单从企业角度来考虑，而应该更多从社会责任方面来考虑；要思考如何建立大学出版社的社会责任问题，这牵涉到大学出版社内部运营机制创新的问题。我认为，大学出版社不论怎么改，都不能充斥太多的商业因素。大学出版社要回归本源，肩负起推进思想进步和科学进步的责任。

    《出版人》：现在，大学出版社不仅要进入市场，还要坚守自身的学术品质。目前，一些大学出版社正处于“二次创业期”。大学出版社应该抓住哪些优势实现新的跃进?
    王明舟：在目前环境下，大学出版社确实比以前面临更多压力。从政策方面来讲，过去大学出版社作为校办企业虽然免税，但是要上交利润给学校，而社会出版机构要上交企业所得税，两者相比，大家的“负担”基本相当，处在一个比较公平的发展环境之中。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出版机构和大学出版社都已实现免税，但是，大学出版社仍然要向学校上交利润，就造成了比较重的负担。
    尽管存在压力，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新形势下大学出版社拥有或能够利用的有利条件。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社会大众对文化精神需求也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这是整个出版业发展最直接的机会。此外，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公民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升，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读者群在加大，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大学出版社要依托高校这个母体，如今中国教育水平的世界地位越来越高，办学水平、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使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资源具有更加有力的支撑。
　　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版行业重新“洗牌”，大学出版社面临的竞争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确实是面临“二次创业期”。因此，大学出版社要抓住有利于自己的优势来完成转变和转型。从长远来看，这一转变和转型也是进一步更清晰地树立大学出版社特色和特点的需要。

　　坚守学术出版，不盲目多元化

    《出版人》：那么，在大集团主导的出版新时代，作为经营性单位的大学出版社应该如何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大学出版社如何坚守学术出版品质?
  　王明舟：面对大集团竞争压力，大学出版社没有必要急躁和悲观，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之道关键在于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避免大集团的锋芒，做大集团做不到、做不了的事。
　　大学出版社应该紧密地依托学校母体，充分发挥高校在知识、人才、出版资源上的优势，在进一步加强、巩固大学出版社已经取得的在教育出版、学术出版、文化出版领域的强势的基础上，强化辐射社会功能，进一步优化结构，突出大学出版社特色。全国100多家大学出版社，各自发展水平不平均，存在多种因素，比如母体资源、区域文化发展、历史积累等等。因此而形成的大学出版社分层，也恰恰是一个行业的正常现象。
　　在此，我想强调，国家要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出版业评价机制。我们不能否定经济效益的重要地位，但是，经济效益不是全部，衡量一家出版社的优劣更要看它的社会价值，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发展，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了多少贡献。
　  大学出版社强于出版学术精品，但是，它不应该仅仅从内容上划分。首先，大学出版社各自分工不同，不同层次的大学出版社只有以最佳资源服务于不同群体才会赢得发展。其次学术精品不是“空中楼阁”，要有学术精品和学术普及读物的双重支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学出版社一定要回归本源，做到学术前沿和学术普及并重。当然，大学出版社也要推出一些一般社会读物，但是，它们不能成为大学出版社出版物的主体。

    《出版人》：近年来，不少出版企业在做好出版产业之余也涉足其他产业。大学出版社如何进行多元化拓展?
    王明舟：大学出版社要坚持为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宗旨，就要继续往前发展，但是，要对大学出版社多元化发展进行限定，不能盲目多元化。大学出版社首先要坚守自己的出版职能，进行与出版和教育相关的产业延伸。另外，大学出版社应该去做一些社会出版机构没能力、没条件去做的事情，这样的多元化才是大学出版社未来的发力点。
    我举一个例子。多年前，我去美国微软公司考察时发现，微软公司旁边有一家酒店，几乎完全是为微软公司提供服务。我问他们的工作人员，这家酒店是否是微软自己的产业，他们回答说，地皮是微软的，但是酒店是别人建造和经营的。因为，微软在决定修建酒店的时候，一定是考虑了两个问题：我们有人吗?我们能否做得好?我认为，针对大学出版社的多元化发展问题，也需要考虑这两个问题。

　　强化大学社间联合

    《出版人》：您曾指出大学出版社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联盟显得越来越紧迫，在出版产业兼并重组、融资上市的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社之间进行联合愈加显得紧要。您如何评价目前大学社之间的联合现状。
  　王明舟：在这方面，2010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同安徽大学出版社签署合资重组协议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为大学出版社的资产联合开了一个好头，但只是个案。现阶段，大学出版社之间做到资产兼并重组仍然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也在进行不断的探索。比如，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进行联合，北交大社在市场发行上依托清华大学社，收到了很好效果。此外，大学出版社之间还采取了共同完成某个项目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出版人》：您认为，大学出版社联合的新方向是什么?
    王明舟：当前，面对大型出版集团的竞争，大学出版社之间要加紧项目、市场联合和社店联合。出版社之间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形成更大的力量，做单一社难以完成的事情。比如，针对网店的图书打折，北大社、清华大学社和六家非大学社共同组建了“八社联盟”，共同呼吁并且限定网店图书折扣，起到了一定的市场规范作用。
    在数字出版新时代，大学出版社还可以资源为纽带，在数字出版项目上合作。我认为，这是大学出版社之间联合的突破口。在这种合作模式中，合作方既无资产融合困境，又共同开拓了新市场，都有新的增长点。数字时代的资源要求海量信息，目前单个出版社的资源量远远达不到海量要求，需要扩充。因此，多方联合，拿出自己的资源共同做数字出版项目，是未来大学出版社加强联合的新途径。

    《出版人》：那么，大学版协如何引领大学社间的数字出版业务?
    王明舟：大学版协设有一个专门的数字出版工作委员会来组织大学出版社针对数字化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做好数字出版工作。数字出版是大学版协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作为一个行业协会，我们一直在为推动各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发展寻找解决办法。但是，在目前数字出版尚未找到成熟商业模式的情况下，大学版协更多地还是组织大家商讨。

来源：《出版人》2012年11月1日第11期（总第1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