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面对出版社转企改制后，集团化、市场化的新形势、新课题，大学出版社该如何重新审视和定位自身的发展？

    重新定位自身发展
    回归大学出版本源

    经过30多年发展，大学出版社从无到目前的100多家出版社，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出版业最活跃、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从我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的30年实践来看，基本上形成了教育出版、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三大主营板块，可以说比较好地与社会主体功能相衔接。”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出版格局，也是大学出版社的现实选择。
    王明舟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尤其是出版社转企改制，步入集团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下，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在当前包括学术界存在的“一切向钱看”的现实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坚持大学出版社的社会责任，保持大学出版社健康向上发展，应该是每一个大学出版人高度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何林夏看来，出版的使命是开启明智，传承文明。“而大学出版社则存在于这一使命的顶端。”他认为，大学出版的责任和使命是大学的责任和使命的延续，只不过大学出版社以学术经营的形式来承载这一使命。
    事实上，无论从国家或社会抑或是大学层面来考虑，大学出版社成立的目的都是为完成本校、本行业特色教材而成立的。“这个目的也决定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 王明舟说，一个大学设立出版社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其能很好地为本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提供服务和支撑，同时也希望借助出版机构这一平台发挥学校的学术研究优势，很好地为社会服务，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大学出版社的使命应和大学的使命是一脉相承的。”
    他表示，大学出版社必须直面出版体制改革带来的新格局和市场环境，重新定位自身的发展，找到并回归大学出版的本源，更好地实现大学出版的功能与社会责任，为国家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版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大学出版社如何更好地承载自己的使命？如何更好地体现开启民智、传承文明？如何体现社会责任？如何做学术出版？王明舟建议，要高度警惕偏离出版文化本位、唯利是图的现象。他认为，大学出版社作为文化出版企业，除了遵循企业的一般规律外，必须坚持文化本位，回归大学出版社的本源。“没有使命感的出版是盲目的，真正的出版不仅应该具有效益、效率，更重要的是要有灵魂，有坚定而明确的价值要求。”
    对此何林夏也有同感，他认为，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定位、优劣和力量。其次，做学术出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用健全合理的制度支撑保障学术出版的持续稳定的长性发展。最后要为理想主义者提供成长的空间，为理想主义者搭建平台。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为学术出版尽心尽力的搭建平台，适当提高员工的待遇，关注并维护企业员工的利益。”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傅强则希望，面对数字化的冲击，大学出版社需要角色重塑。“从‘窗口’到‘助手’；从为‘手段’服务到为‘目的’服务。”

    严守学术出版规范
    引领学术健康发展

    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来看，无论是为教学、科研、服务，还是为人才培养或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服务，都离不开学术出版。
    在何林夏看来，学术出版有不同的层面：一是服务于学术，为学术成果的发表提供支撑；二是引领学术，推动学术；三是指引学术。“我们要站在学术的前沿，通过我们的出版，来创造一个学科、催生一个学科，这是大学出版社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高度重视严格遵守学术出版规范。”在王明舟眼里，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无论是为教学或科研而服务，无论是为人才培养或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而服务，都离不开学术出版。“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自然现实选择。”王明舟认为，目前学术作品中的学术精神在大幅度消减。“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对学者来讲，非常严苛的考核指标导致学者在学术创作中只重形式不重质量，用数量代替质量，造成学术垃圾的充斥。而出版机构在学术出版中也涌现着过多考虑商业利益的现象，不按学术规范操作，作品创新性不足，造成貌似学术出版繁荣的假象。”谈及对策，王明舟表示，第一，出版者必须有学术出版的热情和理念；第二，要严格坚持学术出版的法律规范、学术规范和技术规范；第三，要充分发挥国家出版基金等各项基金的支持作用；第四，要大力加强编辑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编辑人员把握学术著作的能力，至少在技术方面确保学术著作出版的规范性。
    “我们希望通过出版人的努力在各行各业培养一批一流的、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化家等，共同坚守学术出版使命。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辜负大学出版社已经承担的社会责任，不会辱没我们的社会使命。”王明舟表示。
    “作为学术出版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学出版社理应成为体现出版的学术良知和文化担当的主体，以对学术、对历史、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制定确保学术出版质量的选题论证机制和编辑出版规范，并落到实处，在提升中国学术出版的学术水平和公信力、促进学术出版和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一批有学术理想和文化抱负的出版社起到了引领作用，一些出版机构，特别是大学出版社，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精心策划重要出版工程，许多优秀学术出版项目和品牌逐渐露出端倪，成为优秀学者的聚集枢纽、学术著作的传播平台、科研成果的发布中心和代表学术水平的高地。韩建民表示，是国家出版基金积极鼓励和扶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对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原创性学术精品出版，让学术出版逐渐显露出规模化、规范化、数字化、国际化等诸多特点。

    积极试水数字出版
    转方式实现新拓展

    “数字时代，大学出版社服务教育科研的使命并没有发生变化。”傅强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对优质内容和服务的创造，大学出版社拓展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大学出版社的优势和产业的现状，应优先关注产品服务的创新而不是商业模式。”
    浙江大学出版社自2008年起开始发展数字出版，经过几年的发展，浙大社立足学校资源优势，结合自身发展特点探索出了以“重大项目驱动、产学研一体化研发、主导型社会化应用”的数字出版发展模式。近年来，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稳步提升，数字出版销售规模年增长率近100%，2011年销售规模超过2000万元。
    “数字出版产业当前竞争的焦点在于创新。”傅强说，数字出版产业的创新方向是内容传播和知识创造。“即产业的融合使得传统出版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同时进入了一个新的产业——数字出版产业。”傅强认为，数字出版产业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和内容的结合，任何一个竞争者都无法忽略任何一部分。“数字出版产业处在早期阶段，创新在一段时期内仍是该阶段最重要的竞争战略之一；创新的未来方向将是结合技术发展的趋势创造新的内容和服务。”
    “数字出版的容量大、便于搜索、更新和阅读等特点，切合了现代学术出版的要求和专业人士的使用偏好，逐步推动了学术出版的形式创新和价值提升。”韩建民说，数字化是传统出版社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学术出版与数字出版恰恰离得最近。韩建民表示，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术著作的数字化形式的出版，二是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三是着眼于读者和营销。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成立数字出版部，依托交大优秀科研资源建设各类数据库，积极探索业态数字化。“出版社正在建的超声医学影像资源数据库、东京审判数据资料库项目等数字出版项目，都在努力实现学术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成功嫁接。”韩建民称。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