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胡野秋（深圳文化学者）
　　卢俊（中信出版社第二分社社长）
　　王联合（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经理、经济管理分社总编辑）
　　邓永标（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编审）
　　□采访人：潘启雯（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学术出版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众所周知学术著作几乎赚不了钱，尽管国内大学出版社已将学术出版作为自己的责任。但随着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以及市场化的深入，学术出版能否继续，又如何继续？国内大学出版社能否像欧美大学出版社一样，成为文化思想的创新基地？以及国内学术出版如何向世界争取话语权？这些话题最近再次引发业内外人士的热议。为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特别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和出版人士，且看他们如何把脉当下乃至未来的中国学术出版。

　　载体的权威性塑造和培育是个过程

　　□2013年8月初，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召开的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指出：“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中有 95%以上不在国内发表，我们借助国外同行把它发表出来，同时，国家每年还要花很多外汇把这个成果买回来用于支撑我们的科研教育。”由此引发人们对国内学术出版世界话语权的担忧和反思。在你看来造成这种现状原因主要是什么？

　 　胡野秋：学术界的“出口转内销”现象绝非偶然，某种程度上是被畸形的科研考核与评价机制逼出来的。目前国内的学术界以所谓的“核心期刊”为标志，让学术 成果逐渐被某些追逐利益的学术期刊所绑架，使论文的发表沦为成本高昂的“投资”，花钱买版面已成为业界潜规则甚至显规则。这就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与成果形成了巨大的压制，优秀的学者不屑于参与这种交易，因而寻求向海外学术平台转移，这种脑力外流某种程度上比人才外流更糟糕，因为这些学者毕竟拿着国家的工资、 科研经费，但科研成果在国外发表既使知识产权容易流失，同时也让国内的学术水准长期无法提升。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的事，但这个责任不能由学者负责，而应该由学术环境和机制负责

　　卢俊：学术论文的发 表与出版“墙外开花墙内香”，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机构，通常用来衡量学术水准的尺度都是在国际公认的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 数量和质量。中国在国际学术圈有普遍认知度和认可度的学术刊物比较少，因此这是中西文明发达程度的一种现实写照。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达以及社会进步，思 想市场的繁荣应当会逐步实现。中国学术出版界应当树立这种文化自觉性，尽早为中国学术出版提供真正匹配的平台。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不是焦点，而是谁为学术出版提供优质平台，是学术出版真正要关心的事。

　 　王联合：一流国际期刊、一流学术出版机构的培育是个长期的过程，从传播学来讲，学术作品人当然也会选择学术成果在权威性更高、学术成果传播速度更广的媒 体上发布，以此确认学术成果的领先性并赋予版权概念；而英语的世界通用性也有助力。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还无法提供这样的出版载体。比如，我们没有一批像《自然》、《科学》、《细胞》一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期刊；也没有一家专业性以纯粹学术出版为主的出版社，在学术成果产出高地的美国，其众多成果均由非营利性的大学出版社来完成。另外，我们也较少有多语种同步出版的模式。总之，载体的权威性塑造和培育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跟学术作品提供人做学问的方式是 统一的，那就是要花时间积累，要在专业化的出版道路上锲而不舍，不为商业利益左右。

　 　邓永标：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传统观念上认为，中国的国内学术出版世界话语权体系重点应在于表达中国的政治观念、国家利益认知和外交哲学理念。反之，出版机构必将拒之。另一方面，“遍地栽花花不开”与“墙内开花墙外香”。前者是指过去多数出版机构同做学术出版，但绝大多数以亏损告终而远离学术书； 后者是指你不看好的学术书自有人看好。这两点都是导致后来中国重要学术成果中没在国内发表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从发行市场上看，有很多“出口转内销”的译本、西方学术著作的译本早已占据了我国人文社科类书店的重要位置，其中许多还是常销书、畅销书和学科必读书。所以，国家每年又要花很多外汇把这个成果买回应该重来用于支撑我们的科研教育。

　　学术出版的存活商业逻辑要理清楚

　　□有专家学者曾指出，其实国内的学术出版，“不差钱”，只是“差了学术”。譬如，学术著作出版规范问题，国内向来重视不够，但其又贯穿于学术出版的各个环节。你认为当下的各个出版机构，应该从哪几个角度加强自己的学术出版规范问题？

　　胡野秋：国家对学术著作的出版，虽有扶持政策，但大都流于形式，而且甄别、评审制度都不完善，造成了学术出版规范长期无法建立。我认为国内的出版机构应该重拾人文担当，不要成为赚钱机器，而是要为高质量的学术作品铺平道路，并对编辑队伍进行优化，改变一味以利润率作为考核编辑的尺码。

　　卢俊：加强学术出版规范首先要解决的第一问题是标准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对学术水平评估在国内必须要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标准与评估体系，消除学术评估 的腐败。让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在优质的评估体系里运行，这是优化学术出版的根本逻辑。另外，学术出版的存活商业逻辑也要理清楚，单纯靠政府资助和靠出版物的销售等单一方式，实际上不能解决出版者商业生存逻辑。高品质的学术出版人，需要解决匹配的商业保障。不解决这个问题，学术出版也还是很难可持续健 康发展。

　　王联合：学术规范问题是学术创作 人的问题，也是出版商的命题。编辑人除了鉴别作品水平高低将其遴选出之外，所谓的为他人作嫁衣自然包括对作品学术规范提出要求。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众多出版商的出版范围越来越宽，个性化特色化不强，专业编辑，特别是学者型编辑日益匮乏。出版社在出版范围扩大，甚至经营范围越来越广的大环境，能不能建立一些国内几个骨干型的学术出版机构？在这样的出版机构里，可以分出一块力量做学术出版（业界公认我社学术出版做得比较好，就是有一批学术可以比肩一流大学 教授的老编辑），也可考虑能把学术作品出版权授予、是否提供财政基金资助同该社是否拥有强大的学术著作编辑能力结合起来。学者型编辑应有自己的学习和交流 园地，有专门学术出版讲座和培训，有专门的国际同行交流。

　　不要让作者译者孤军奋战

　　□按照你的观察，国内学术出版要向世界争取话语权，国家、出版方、作者和译者等方面应该分别从哪些角度去完善和努力？

　　胡野秋：我认为国内的学术出版还没到向世界争取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先要让学术出版能在国内争得一席之地，不要让学术出版被金钱所累。据我所知，国外的学 术出版有国家基金、财团资助、大学基金等等，因此在大众出版如火如荼的同时，学术出版也不会被冷落。中国人每年在诺贝尔奖颁发时，都会有一阵失落感，但很少有从学术环境、出版体系等等方面对这种差距进行终极梳理，因此怪圈越来越大，差异也越来越大。可是在这种背景下，再奢谈国内学术界向世界争取话语权，实在有些底气不足。而如果要争取学术话语权，首先要在国家的宏观学术制度、规范、环境的良性构建，要让拜金主义和过度商品化从学术领域退出去；其次是学术机 构、出版机构共同担当起为学术成果保驾护航的责任，不要让作者译者孤军奋战，中国不缺优秀的学者，缺的是强大的学术机构和出版机构。

　　卢俊：学术出版机构对学术出版的理解要从学术的严肃性和商业化路径两个角度展开。严肃性需要学术出版机构按照专业化以及学术细分的思维来经营学术出版。 而不是简单的学术课题费用与出版机会的简单交换。商业化方面，学术出版机构要把学术出版与新媒介的发展结合起来，学术阅读的数字化不应该只依赖一些数字中介平台、图书馆采购等固有的商业平台，应当根据学术阅读的人群，自己开发更加智能和便捷的应用化阅读软件或客户端等阅读产品，采用更加与时俱进的商业化路 径解决学术出版的生存逻辑。另外，学术作者和译者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为了出版而做学术，学术著作的发表虽然代表着个人的学术成就，但是一味地为了追求出版， 反而给学术本身涂上了浓重的功利色彩。由此，学术人应该带头尊重知识产权，只有这样中国学术出版才能真正地拿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王联合：中国的学术出版要向世界要话语权，需要多方联动。比如，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的自然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确实赋予一种优秀成果产生的可能性， 但并没有同下游的出版基金，比如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整合起来。前提产出了成果，但未必都有严格的学术规范；而在出版商那里，因为想着快点结项快点拿到出版基金（事实上，基金资助类项目出版周期基本都在1～2年），都赶着拿出作品。因此，好多好作品出来后，总是有瑕疵、有缺憾。从各个层面来讲， 学术成果不在量，而在质。浙江大学出版社创新学术作品出版匿名专家审稿制度，全面评定学术作品的出版价值，这是个好的创举；据我个人所知，我的作者北京大 学教授王立彦等创办的《中国会计评论》坚持独立的会计学术立场，创办时间不长，却得到了会计界的认可，海外英文优秀作品都可入选，国内很多高校职称评定委 员会认可其作为高级职称评定。但很可惜，这样的杂志，目前好像还是“以书代刊”。

　　邓永标：我认为，这实质上是“留得住、能放出、可引进”的工作，需要国家、出版者、作者和译者共同努力。一是国家要给出版机构创造一定的“话语权环 境”。了解国际社会的需求和学术动态，在国际社会与中国学术界之间构建一个有效传播平台，目前因此项问题流失的学术出版资源比较多。二是出版社要为学术出 版开辟“绿色出版通道”。将国外优秀学术成果介绍到中国、将中国的优秀学术成果介绍到全世界，是出版界共同肩负的重要使命。以学术书为主的出版社无疑成为 践行这一重大使命的主要力量。三是作者译者要共同创造“和谐环境”。四是政府及出版机构要正确看待“学术书的话语逆差”问题。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3/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