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出版社介入法律实用普及类读物的出版与推广，法律普及读物的出版也将向深度和细分市场发展
　法律普及类读物实际是要搭建一个大众平台，读者定位在高中文化水平或受过高等教育但无专业法律知识的百姓，因此在书中就是要告诉他们遇到问题怎么办，而不是给他们解释为什么有这样一条法规。
　法律出版不仅要走走通俗化的路子，而且还要对社会和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关注。

　放到十年前，法律普及类读物在法律专业出版商眼里可能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门类，但随着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无论是法律专业出版社还是综合出版社的法律编辑出版部门，都不再把它当作边缘来看待。而且，新的问题在促动新的法律出台同时也激发出新的需求，善于观察和捕捉的出版人也就抓住出版商机，许多专业出版社尤其是像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等走市场图书出版路子的，在这一块的份额在不断地加大，比如像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法律、法制、人民法院、人民公安大学、检察、群众等法律专业出版商都一直有多种此类图书在销，并涌现出像“今日说法”“现在开庭”“法律帮助一点通”等连续出版的上规模系列品种，而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以案说法”系列、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法官说法”系列、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的“金袋鼠”系列丛书等也是不断有新品出现，且有不错的市场表现。
　据业内人士分析，从市场角度来看，法律社、法制社和人民法院社目前在这一图书市场的占有率约为６０％，但因此类图书的进入门槛较低，随着２００６年迎来普法“五五”计划，普法教育的对象和内容都将更为广泛，在民众法律意识增强的同时，也将有越来越多的非专业出版社介入进来，法律普及读物的出版也势必向深度和细分市场发展，同时随着法律法规的修订和颁布，及时修订更新原有品种。

　内容：源于生活ＶＳ从属法律
　“法律社法律普及类读物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系列推出则在九十年代，系列开发较早的就有‘百姓法律一点通’系列，后来还逐渐分成若干细类，市场随后便不断涌现许多类似‘一点通’的品种，以至只好不断地开发新的品种，如‘百姓法律超市’‘实用法律知识宝典’，还有２００５年新推的‘大众维权实用指南’丛书。”法律出版社法规与大众读物出版分社社长王晓增如是说。
　王晓增说，据市场调查显示，购买法律普及类图书的读者一般是遇到问题后请不起律师或者觉得不值当，自己先找书来看看，因此像“大众维权实用指南”丛书自２００５年１月上市以后，其中多种都已是第三版，其他也都在年内有重印，编辑部也经常能接到一些咨询电话，所提的问题都非常具体，有时还有说他们所遇问题几乎跟书中案例一模一样，问是不是可以同样操作。这实际给出版社提供一个思路，那就是说，策划此类图书的内容应该源于实际生活，而不能仅从法条的角度出发。
　据中国劳动社会保障社编辑部主任王洪玉介绍，从内容上来讲，市场现有的法律普及性读物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从法条中延伸出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呈现，一类是以案例的形式给予点评分析。该社自２０００年开始策划的“金袋鼠系列丛书”，现有五个子系列共７０多个品种，最初策划时主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在逐渐加强，对维权知识有需求，于是率先推出了“维护劳动者权益丛书”，以举例的方法来请专家进行解析，提供法律参考，有案例、有点评、有法律依据，当时这套书的市场反响特别好，还在２００２年获中国图书奖，年销量达２万套。随后又推出了像“工齡计算专辑”等相关政策法规汇编系列、问答系列、政策解读系列和法律手册系列，其中问答系列就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介绍法律基础知识，但市场效果就逊色不少。
　“法律普及类读物实际是要搭建一个大众平台，读者定位在高中文化水平或受过高等教育但无专业法律知识的百姓，因此在书中就是要告诉他们遇到问题怎么办，而不是给他们解释为什么有这样一条法规，”中国检察出版社二编室主任田永认为，“但市场上有些从法条本身出发的此类图书法理分析太多，似乎没弄清楚图书到底做给谁看。”据了解，该社策划出版的“法律帮助一点通”，就以案例问答的形式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办，文中还有判例内容，作者都是比较年轻、比较贴近生活和百姓的在校教师，至２００４年共出版４０种，销量基本都在两万册以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策划编辑刘士琳则说，该社自２００２年开始策划“法官说法”系列图书，当时是想请高等法院的同志来写，但沟通后他们建议最好与基层法院进行联系，那样内容就可保证来自一线和贴近百姓。因此在组稿过程中也一再要求每个品种的字数要少，要结合案例，要让老百姓一看就懂，告诉他们如何起诉，被起诉后如何应诉，败诉了怎么办，怎么签合同，怎么打民事官司、刑事官司、行政官司和婚姻官司。目前该系列共有１４个品种，上市之初正逢２００３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一下就订出３０００套，紧急又陆续加货，甚至新疆、陕西、甘肃等地都不断有电话来咨询，来信也很多，甚至有的连诉状都直接寄了过来。

　更新：继承品牌ＶＳ全新开创
　王洪玉说，法律图书的政策性和时效性都特别强，新法颁布和法律法规修订后，之前图书的市场因其内容陈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滞销，大众类实用法律图书更是如此，因此短期内修订图书内容已成了此类图书的一个潜在惯例，而且往往是在原有品牌的基础上继续往下操作，大有“旧瓶装新酒”的感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以案说法”系列是市场认知度较高的品牌之一，其特点在于以讲解案例的方式系统、通俗地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是与我们现实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各种法律知识。而“新版以案说法”丛书正是在继承原“以案说法丛书”品牌以及其简明生动、通俗易懂写作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他们在编写中力求做到案例的选择更加贴近生活，更注重时效性，紧密联系最新的立法动态和司法解释；体例更加完善，增设术语解释、不同观点、审理结果等层次，并附有相关的法律文书参考文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发行部主任张强表示，虽然如今“今日说法”丛书的市场表现不如当初刚一推出时那么可观，但销量应说是回归正常，如今依然是每两个月推出一种。同时该社还从品牌拓展的角度出发，不断推出了“‘今日说法’精华本”和“‘今日说法’故事精选”等新产品，可谓是新酒旧酒都得到充分利用。
　王晓增说，接到读者的来电来信，实际增加了出版社的信心，同时不断地根据读者提出的问题来修订书中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图书也因此越来越有针对性。像该社《房产维权法律通》一书就是根据网友们的提问，进行系统归类后再请有关作者解答撰写而成。但她还说，有时市场上出现过多同类特别是同名的丛书时，势必就得彻底开发新的品种，而不再是往原有的框架内装新的内容，该社原有“百姓法律一点通”就是那样放弃的。

　前景：深度细化＋捕捉热点
　据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编室负责人张雪纯介绍，该社在法律普及读物的出版一直力度不小，目前市面上就有“焦点生活法律丛书”“百姓权益保障法律丛书”“索赔指南丛书”“公民维权诉讼证据指南”“遇事找法丛书”“法律一本全丛书”，还有新出的“‘案说’生活法律”和“公民法律文书与制作详解”等，而销售较好的肯定是那些与老百姓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法律图书。田永也认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将封面做得更加醒目，同时更要了解读者需要什么，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后，“交通肇事”就越发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围绕其中种种问题展开的法律图书市场就要比其他的好，年销量在三四万册，因此要有选择的出版读者真正关心的，同时深度开发并不断细化。
　湖南人民出版社法律编辑室编辑马明明也认为，法律出版不仅要走通俗化的路子，而且还要对社会和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关注，其策划出版的“法律服务热线丛书”也就是围绕婚姻、劳动、合同、民事侵权等四个热点问题向读者提供服务。刘士琳也认为，下一步的工作将不断细化和找出焦点问题，如消费维权、欠费维权、打工维权，以及文体领域和出国留学、旅游和私家车等方面的都会涉及，而明年是“五五”普法开端年，普法对象重点将向领导干部、公务员、公职人员、青少年和农民转移，内容也将向宪法和基本法律制度，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如环境资源法、反垄断法等，有关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像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以及与公民的生活、生产方面息息相关的法律拓展，这都将影响并促使相关图书的出版。
　中国检察出版社第一编室策划编辑李健说，要说策划前所未有的领域是不可能的，但独辟蹊径还是可行。如在有关人身损害等法律规定出台前，法律依据多散见于民法通则和民商法，有些问题无法可依，而２００３年出台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后，２００４年５月又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她策划的“索赔完全自助手册”因此有了内容保障，同时找到热点问题并独辟蹊径，分人身损害索赔、精神损害索赔、婚姻纠纷索赔、劳动合同索赔等分册，这样找到的参考也就比较贴切，并用一问一据一例的形式呈现出来，读者遇到问题时看过所援引的例子就会更明白。
　李健还说，此类图书的读者反馈比较多，像“索赔完全自助手册”推出后经常一天有四五个咨询电话，情况很复杂，编辑自己很难自己回复，只好协助他们找相关律师免费咨询，因此在第二辑推出后，增加了特约咨询律师的电话和邮箱，让律师直接提供免费咨询服务，这既是对图书服务的一种延伸，也是对作者及其事务所的一种宣传，相得益彰。
　王洪玉也说，在接到电话后经常要找作者进行解答，有时还能碰到上门咨询的读者，这时一般告诉他们到劳动部门去解决。因此下一步要在系统内进行新的探索，走直销的模式来拓展市场，如成立读者俱乐部以及参加专业会议到会场上去做直销。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1月3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