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袁亚春

　　一、出版，不仅仅是文化与学术的“搬运工”。
       
    农夫山泉有句著名的广告词：“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重点是“大自然”，瞄准的是纯净水消费者对自然、绿色的向往，使用广告很成功）。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提倡出版摈弃浮夸，老老实实服务于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时候，往往也把“搬运工”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

    那么，把“搬运工”用到出版合不合适呢？

    我认为，如果将“搬运工”用来形容当今出版中的某一类无策划、无加工、无增值的现象，那也许是贴切的；但以“搬运工”自居，那就难免误解甚至贬低了出版本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忽略了出版本来应具有的知识、学术整合功能。

    “搬运”的本质是对特定对象实施有目的的物理移动，不涉及特定对象内在结构的改变。当然，现代物流业已经极大地拓展了“搬运”的内涵，除了一般意义的运输外，已经有很多的包括储存、打包、大件拆分与组装、散件分拣等等环节；但毋庸置疑，对产品基本形态、特性不做任何变更。

    出版，尤其是资助类学术出版，也有相对简单的学术“搬运”，它主要就是对所接受的稿件做相对简单的编辑加工，虽也是一种知识付出，但其对学科建设和知识创造的价值，基本局限在知识产品的传播或标签化方面。

    事实上，学术出版应该具备的社会功能，远非如此简单。

    自从1450年古登堡发明欧式活字印刷术以来，出版在促进知识整合、学科分类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中国古代做学问的传统，一般是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即所谓“四部”，其思想或知识体系构建也与此密切相关。

    但欧洲15至18世纪，基于对通用知识和专门知识不同应用的认知，通过大学课程、图书馆、百科全书这三个重要支撑，构成了完整的知识组织系统。

    大学课程，一般从初级的三艺（语法、逻辑、修辞），进阶到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再到三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最后到三门高级学科：神学、法学、医学。

    图书馆，则将大学的课程体系变成物质的、物理的和空间的存在。这种存在的主角，无疑就是有明确分类的书籍。1650年，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就将书籍分成四大类别：艺术、神学、法学、医学。当年的最早的参考书目，比如1548年出版的格斯纳的《汇编》，就是出版印刷商和学者合作，经过研究、收集、整理、编写而出版的对应于大学课程三艺，四艺，法学、医学、神学三学科的关于学科分类的一本工具书。

    至于当时出版商和大学教授门热衷的百科全书，那是为了给大学里的学生提供一种融合三艺、四艺、自然和道德哲学等知识的自主学习课程。出版商将编撰满足各种需要的《百科全书》变成一种专门性的工作，甚至有一些著名的出版商联合起来，在设置好图书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雇请学者撰写《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的超级工具书。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里讲到，有本叫《技术词典》的书，居然是由10位出版商联合策划出版的。

    由此可见，近代出版，从一开始就与学科、知识的分类与创新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二、中国现当代学术出版与知识整合

    中国的出版与欧洲相比，在知识整合、对知识分类和创造中的作用，自然有所不同，但也有充分的体现。

　　比如上世纪初以翻译西学为主的出版，就极大推动了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因出版而得以传播。当年，严复、林纾、胡适、陈望道，以及稍后的王亚南、郭大力等人译著的出版，可以说是为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开了先河。据我所知，1935年王亚南、郭大力翻译《资本论》，事实上是接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委托，而躲在杭州宝石山下的大佛寺里翻译而成的，一定程度上有为生计的动机，而出版社的出版则是有计划的行为。

　　到了当代，最值得关注的，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划出版。这个出版案从1981年开始启动，按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语言等大类明确学科范围，出版社每隔几年就会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论证选题，选定翻译书单。整套丛书规模700余种，836册；仅仅经济学一个门类，就出版了368种名著，可谓洋洋大观。可以说，中国学人，无一例外从这套丛书的阅读中得到系统的学术或知识滋养；各门类学科，无一例外从这套译著里汲取营养，完善体系。

　　可以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俨然像一所大学，呈现了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样貌。其翻译出版，对中国学术研究、思想解放和知识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学术出版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典范。

    学术出版有多种多样的出版模式，其对知识整合及学科构建的作用发挥空间、形式也不一样。

    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在推进并将于2022年完成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其正式出版，对学科与艺术知识的系统普及，更多的是表现在：以书籍出版为抓手，通过以课题研究、整理、编纂、图文制作、编校，与博士后培养、网上视频普及、专题性展览等融合起来，达到出版的多重效果。

　　首先，出版社与人文学院、艺术学院合作，通过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等展开系统的资源调研、图像和文献梳理，摸清在世界各国近300家收藏机构现存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分布、数量、文物价值等级，以及资源获取路径等。

    其次，积极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国家正式委托课题立项，明确其学术定位。

　　第三，搜罗、组织海内外权威学者加盟编纂团队。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艺术史学者方闻、白谦慎，傅申，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的专家、很多都成为项目的出版顾问。并争取他们为画家、流派、作品风格及画史价值等攥写、审阅文稿。

　　第四，项目组参与学院艺术学博士后的联合培养；累积艺术研究人才。

    第五，与印刷制作单位合作，开展艺术品印刷制作技术的深度探索，争取全球最优，并取得多项专利。

    第六，在学习强国上设置“每日一幅中华名画”，每天详细讲述一幅绘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欣赏价值，普及美术知识。

　　第七，开启围绕“大系”的各种专题展览，吸引艺术爱好者、学生和其他民众的关注；提出各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比如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对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在最齐全、最高清搜集、拍摄制作的基础上，完成出版，使得艺术史研究拥有了最丰富的观察研究对象， 这极大地改善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条件；同时，“大系”编纂出版所建构的庞大的高清图像和题跋、印章等数据库，为绘画作品断代、绘画风格演变、藏品流传与真伪鉴别等，提供了确凿可靠的依据；其内容涵盖对具体作品的真伪鉴定、画家个案研究、流派风格的脉络梳理、断代或区域绘画史研究等，构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立体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系统、清晰、完整的知识系统。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改写中国艺术史”奠定了基础。
 
    学术出版关注学科，以学科为导向，与学科紧密互动，这已无可置疑。学术出版还应有问题意识，关注社会重大需求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重大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设计和跟踪。这事实上也是从应用层面促进了知识的多重整合。

    这方面，浙江大学出版社最先策划并持续跟进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系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出版策划案，从2010年启动，出版社主导，通过中国改革研究院、浙江大学等学术平台，整合各方面的学者资源、学术资源与信息资源，设计课题，研究撰写，编辑出版，国际合作“走出去”……至今已出版著作两辑，分别入选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第二辑还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浙大高水平文科基金资助。国际著名出版机构麦克米伦还整体引进出版该系列的英文版。所以，说系列丛书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科研究的广度，促进了中国应用性学术的国际传播，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该丛书中的《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还获得了中毕优秀出版物大奖的图书正式奖。

　　三、互联网和数字化背景下学术出版的重要方向，是建立知识关联体系。

    由于出版天然具有的知识运动的属性，以互联网为背景的知识服务应该是未来出版最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方向。 但是传统纸质书籍所能提供的知识， 存在 “知识块状化”的问题，不同书籍之间没有有机关联，同时也有 “信息孤岛”问题。总之是无法完整呈现知识之间的各种关系。

    有鉴于此，展开出版知识服务，必须打破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壁垒，从整合出版物内容出发，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实现知识产品价值的有序流动。

    首先，建立有序的知识关联，对书籍内容价值流动具有特殊意义。有利于高效管理知识，提高知识习得的效率；有利于实现内容整合后新的价值的实现，以及阅读者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知识转化效率，促进知识的多样化输出；也有助于知识社群的形成，扩大阅读者的学习社交网络。

    其次，通过内容的深度解构重组，建立知识关联体系。包括：通过多维度标签，建立覆盖知识所有属性的标引体系；通过知识消费者画像，实现对消费者特征的精准分析，完整呈现知识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揭示知识完善发展的轨迹；同时整合与书籍內容相关的外部资源，确保知识关联体系的持续更新。知识关联具有定位导航功能，同时又有知识属性，是知识服务运营的三大功能板块即关联、交互与交付中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部分，交互行为的发生、交付的完成都有赖于关联体系的科学与完整，并保持动态更新。       

    总之，出版的知识服务，必须以内容为基础，既要顺应互联网高速、碎片化、交互灵活多样的特征，一方面又必须尊重出版物内容相对稳定、系统、交互机械单一的特征。真正能够有效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构建知识关联性基础上的信息交互。

    因此，必须从出版本质和功能的视角，完整构建知识的关联体系。而这又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建立能够涵盖知识所有属性的知识标引体系；通过用户画像实现用户特征的精准分析；整合出版物内容有关的各种外部资源；激励知识交互的持续进行。通过这四个方面最终建立知识与知识之间、知识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三个层次的知识关联体系。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