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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品出版物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 《大学出版》杂志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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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杂志
以精品出版物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讲话的体会
萧舟
2006-04-25 10:32:42 来源:《大学出版》2002年第3期
江泽民同志继去年8月7日在北戴河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讲话之后,又分别于今年4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7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兴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巨大作用作出了深刻阐述。江泽民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四个同样重要”,关于对哲学社会科学作用的“五个高度重视”以及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的“两个不可替代”等论述,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作用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进一步丰富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江泽民同志就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问题,连续三次发表重要讲话,这在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体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述对搞好出版工作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们出版工作的行动指南。
一、面向现实,为治党兴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江泽民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它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理论创新和先进文化发展,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担负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这是对哲学社会科学作
用的科学总结。而这些作用的发挥每一项都和出版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认识世界、传承文明”而言,无论认识和探索世界的规律还是运用规律对世界的改造,一方面离不开前人的文化积累,必须站在前人的肩上。再向新的高度攀登;另一方面,还需要把这种认识通过横向的传播,变成群众的力量,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这就需要通过出版物在发挥纵向传承作用的同时,讲行横向的传播。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消费,需要一定的物质承担者,而出版就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知识成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知识、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社会活动。离开了出版活动,人类的文明就既不能传之久远,也不能传之宽广。出版物可以打破时空界限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人类文明薪火相传,不至于灭绝。出版家陈原先生指出:“没有书的世界将是谜一样的世界;没有书的社会将是一个不文明的社会;不重视书的民族,将不能积累自己的文化,提高不了自己的文明程度。”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火化积累和传播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创造了光辉灿烂的
文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技术,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通过出版物不断承继和传播,这也件得中国古代社会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水平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
就“创新理论”而言,理论的创新绝不是空中楼阁,创新从来就和“继承”密不可分,纵观人类社会的创新发展史,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创新从来不会来自单纯的“灵感”和“意念”,他们总是建立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与他受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教诲和影响分不开的;牛顿力学则是对从哥白尼到伽利略等近代科学探索的集大成;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理论创新,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但它仍然没有离开近代文明发展的大道,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而后人对前人的思想的继承、消化和掌握则是需要通过出版物来实现的,马克思一方面积极参加
工人阶级运动,但他同时也长期埋头大英博物馆学习前人的知识,这两方面的密切结合才使他创立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就“咨政育人、服务社会”而言,出版物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就如何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江泽民同志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这就要求我们广大出版工作者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首先了解哪些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其次要了解谁在研究以及他们是如何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再次要把理论界以及实践中对这些问题的科学而有说服力的回答转化为我们的现实出版物使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所掌握。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重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注重对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从人民群众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提炼选题,创造学术精品,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增强创新意识,培育中国出版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企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以不变应万变,必然要被淘汰。作为知识和信息传播业的出版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微观的企业创新机制,也包括宏观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也就是说,出版产业的发展绝不能再走盲目铺摊子、扩大品种的老路,必须不断进行创新,通过创新推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图书规模和数量的增长远远高于效益的增长;出版可持续增长乏力,后劲不足;图书库存居高不下,库存率逐年递增,退货率也不断上升;出版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体制都存在很多问题,宏观上政企不分、行政不当干预、区域封锁、行业垄断的现象仍然未得到控制,微观上出版企业的危机意识和竞争观念淡薄,满足于“小富即安”,激励和约束机制都不到位,三项制度改革推行起来困难重重等。此外,还有出版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惯于粗放型增长,缺乏创新,出版界的“模仿”、“跟风”、“搭便车”现象比较普遍,一本《学习的革命》畅销,则“革命”蜂拥而起,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流行,则“奶酪”遍地流淌,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当前中国出版界的不成熟。这些问题不解决,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必须寻找发展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就是创新。
出版的创新包括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
出版观念的创新。观念创新是其他创新的先导。出版观念创新包括树立出版产业观,把出版当作朝阳产业去办;树立大出版和综合传媒观,对出版产业的发展走向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各种媒体的大融合的趋势尽早作出规划;树立竞争观,为营造统一、规范、有序竞争的出版物大市场创造条件,并敢于与国外大的出版集团一争高低;树立改革开放观,不断对不适应出版发展的体制和运行模式进行改革,并对中国出版打入国际市场作出规划,使中国出版走向世界。
体制创新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通过体制的创新给出版社创造一个快速发展,增强实力的客观环境,增强出版社发展的后劲。体制创新包括内部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要在出版社内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建立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提高出版社的综合出版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实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出版管理体制上,要创造有利于发挥每个微观出版主体以及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组织形式,并形成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
要实现体制创新,必须有制度创新作为保证。在日前,制度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以社长负责制为基点的出版社的管理体制;以质量为中心的出版过程管理制度;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为目标的经营管理制度;以及保证出版社健康发展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
科技创新就是要促进出版社的科技进步,提高出版社的生产力水平和出版物中的科技含量以及研发能力,形成核心竞争力。出版社要利用高新技术从整体上提高出版社的装备和管理现代化水平;加快信息化步伐,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提高自身的运作效率;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出版物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书业电子商务的探索,并进一步实现由传统出版向现代网络出版的出版转型。
创新的目的在于,塑造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使中国出版业做大做强,使其在未来的出版竞争中,在中国出版界直面国际出版巨头的冲击下,能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任何文化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它离不开具体的环境和民族的土壤,它记录着民族历史的发展轨迹和特性,因而它表现着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以及异质性;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化之间总是在不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过程中共同发展,因而表现了文化的同质性或共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伦理和普世价值观的影响正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时代精神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加以继承和发展,便之发扬光大;同时又要以开放的视野,面向世界,积极学习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的文化成果,才能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也才能站在人类文明之巅,使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世
界所认同、所接受,从而扩大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达到了高水平的、内在的统一。
无论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方面还是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方面,出版界都大有可为,中国出版界在这两个方面都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前一方面而言,中国出版界整理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全唐诗》、《全宋词》、《中国传统道德丛书》、《四库全书》(CD—ROM)等一大批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中国思想史》等一大批研究、宣传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品图书;就后一方面而言,中国出版界历来迟视对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引介,如出版界引进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当代外国文学名著”、《不列颠百科全书》、“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图书,对提高我国的民族文化,推进教学和科研的进步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特别要强调开放意识。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它同时包含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文化的异质性和同质性的关系,既充分吸收整个人类的精神养料,又不被其所同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必须面对的课题。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以开放的视野来规划我们的出版工作。开放意识是一种国际意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使得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入WTO,使国外出版进入中国和中国出版走向世界都成为不可避免的。开放意识就是充分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引进高水平的教材和学术著作,在全球范围内策划组稿。同时要对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做出规划,积极开发外向型选题,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魅力。
四、树立良好的学风,出精品,出上品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了学风建设,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对此,江泽民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要坚持严谨而不守旧,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只有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才能成为一名对祖国和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树立良好的学风,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至关重要。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有着良好的学术风范,如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多思慎思,厚积薄发,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资料、思想、文采、道德”,“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等,这些优良的学风,我们在出版工作中应加以继承和发扬,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出精品,出上品。
出精品,出上品,是我们出版工作者的一贯追求。精品意识就是品牌意识。品牌意识在现代企业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现代营销理论认为,消费者对自己熟知的品牌更容易认同和接受。出版产品和其他产品在这方面具有共性,但它同时又有很大的差异性,因为每一种出版物就是一个新产品,这样一些大的出版社每年的新产品都在几百种甚至上千种,要培育和保持品牌,其难度要远远大于其他产品。其他商品出现了次品可以通过更换解决问题,但出版物如果出现了内容差错、编校错误等方面的质量问题,就无法更换,只能重新生产。另外,其他一般消费品如果出现了个别残次品,不会影响全局,它的影响是个体的,不会为此而给整个社会造成损失。而一本坏书则会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另外也会给整个出版社带来整顿、停业整顿甚至撤销出版社的严重后果。在出版领域,这实际上是较为彻底的一票否决制。因此,出版企业要把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持续不断地抓紧抓好,落实到每本书、每个环节上,不可有丝毫松懈。质量意识是精品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缺乏质量的产品是不合格产品,没有质量意识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企业。质量意识是精品意识的应有之义。我们在出版工作中要严格按照新闻旧版总署对质量管理的规定如《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等)进行出版各流程的质量监控,严把质量关,禁止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以免贻害读者,危害社会。
出精品,出上品,还要求我们要严格学术规范,从制度上堵住那些假冒伪劣的“作品”出版的渠道。不可否认,目前由于竞争的加剧和利益驱动等等复杂的原因,学术界的确存在浮躁之风,低水平的重复、抄袭剽窃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还发生在著名高校、著名学者身上,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在这种浮躁风气中,出版者在某种意义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丧失了“守门人”的作用,助长了这种不正之风。因此,要净化学术空气,遵守学术现范和学术道德,树立好的学风,出版者要从自身做起。目前有的出版社对所有学术著作实行双向匿名评审的办法,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它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情稿”、“关系稿”、“职称稿”等劣质产品的出版,值得提倡。
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江泽民同志曾反复强调要讲政治。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等。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江泽民同志还强调,我们所讲的不是空头政治,而是要和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序地进行。①出版物体现舆论导向功能,它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因此,上述要求对出版工作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
对出版者来说,讲政治,首先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出版工作。出版界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方面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当前要在全面学习、贯彻和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方面发挥作用,在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方面发挥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讲政治,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对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起码要求。每个出版工作者都要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在这方面出现问题就不是发展不发展的问题,而是能否生存的问题。出了政治问题,连出版社是否能继续存在都成了疑问,还奢谈什么发展?如国内一家有一定影响的出版社——改革出版社,就因为违章操作,出版了一本所谓《新官场秘经》,出版社被撤销。同时,这类图书的出版也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在出版工作中不打擦边球,政治无小事,这两句话我们要时刻谨记。
政治意识同时是一种责任意识。每个出版工作者都“守土有责”,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同时也是对这个团队、对自己负责,绝不能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给党和国家、给人民、给自己服务的出版部门带来损失和不利影响。
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把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提高到治党兴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对哲学社会科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殷切期望。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新闻出版,以自己的出版物反映、展现、物化和传播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中,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出版界必须以精品战略,为加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来源:《大学出版》2002年第3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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