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启明:1965年生,湖南武冈人。1987年研究生班毕业,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至今,期间(2001年8月~2002年8月)访学于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学术研究方向为文化与出版传播。历任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主任、社长助理、副社长、社长。2003年晋升为编审。策划组织过“跨世纪学人文存”、“科学家爷爷谈科学”等大型丛书。2000年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之一,2004年被授予“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记者:同您接触过几次,觉得您是一个沉稳内向的人。出版作为一种事业是需要激情的,您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吗? 肖启明:我先给您讲几件事,前不久,有人对我说:“做出版一定要悄悄地做,不要太张扬”,也有朋友告诉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到今天这种规模,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不要太低调。”我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时,是中文系81级的一个班的班长,又是班上第一个党员,在一次支部生活会上,一位师兄给我提意见:“肖启明其他方面都不错,就是显得活力不够,没有激情。”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觉得,每个人的激情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人做事喜欢张扬,有的人表面平和,内心却充满了激情。我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工作,至今17年,在大学出版队伍里,我的从业时间也算是长的了。1998年6月,我被聘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当时算是出版界较年轻的社长。现在遇上朋友说起“他就是当年出版界最年轻的社长时”,我多少有点“好汉当年勇”的感觉,毕竟已过去了六七年。好在我仍充满激情,我还将继续以我自己的“激情”方式,从事出版这一事业,追求我理想的目标。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过去、现在、将来,人文精神都是我们不变的追求。”在出版业竞争如此激烈,发行码洋、利润成为搅扰社长们寝食难安的“生死”问题的情况下谈出版人的使命,这好像与当前的竞争态势不太协调。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肖启明:谈到出版人的使命,我首先想到对一个普通人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做好事,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我从小接受的做人的基本准则就是这样。从事出版这个职业,也应有同样的道德要求,不能拄}坏书。像我们这样以做教育、学术文化图书的出版社更应该如此,应该有出版人的理想在里面,没有这个理想,你肯定做不好这件事情。上个世纪前半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里走出来的出版界前辈,正是通过他们的出版物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启迪民众智慧,发挥了社会启蒙的作用,教育类出版社也应如此。基于这样的追求,我们将人文精神融入了学术文化图书和教材的出版之中,将人文类图书确定为重要的出版方向。一帮有理想的出版人走在了一起,他们想出版一些对社会民众有益,传播优秀文化,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图书。 广西师大出版社以前做了不少走系统发行的教材教辅图书,这些图书给出版社带来了生存发展的基础,但这类图书的出版常常会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的干扰,我常常对此感到迷茫和烦恼。近几年经过选题结构的调整,图书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你做出了真正走市场的学术人文图书,并完全通过市场来检验这些图书的好坏与否,尤其是当一些书频频登上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读者看了以后还有自发的书评时,我就感到异常兴奋,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愉悦感。前不久,我在接受《文汇读书周报》采访时说:“干出版这行不做人文类图书是一种遗憾。” 我们很少做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而是做比较长线的、能够给社会提供……些思想资源的东西。经济效益不错的出版社,我把她们分为三类:一类是经济效益很好,但仅仅满足于物质层面的福利待遇,不愿去投资做人文类图书的出版社;第二类是经济效益好、并愿意拿出一部分钱来做一些人文类图书装点门面的出版社,他们的人文类图书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链;第三种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并将做人文类图书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的出版社,他们往往有一套独立的市场运作手段,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往第三类出版社努力。近年来,我们的人文类图书在全国图书市场上有不俗的表现,正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们做这些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更不是拿钱去贴,如果一味“以书养书”的话,一套珍稀文献类图书动辄要几百万元的投入,得多少钱才能填平这个窟窿!我们完全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去操作,使人文图书自身充满了生命力,这也是令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记者:与位居中心城市的大型出版社相比,广西师大出版社几乎没有什么地域优势。而今天,从大批精品人文社科类图书中,可以看出广西师大出版社默默地做了一项比挣利润更有价值的事情。当初你们是怎样确定人文图书出版这一方向的。 肖启明:我们很早就想做这件事。1986年出版社成立之初,我们主要做一些教辅图书、高校教材和学术类专著。进入90年代,当出版社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就开始尝试做社科人文类图书,当时采取的是以书养书的方式,用做教辅挣来的钱去做这类图书,因为没有找到很好的发行渠道,效果不够理想。1998年新的社领导班子组建后,我们意识到如果只做走市场的教辅图书,不能很好地体现一个出版社的追求和确立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地位。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些高质量、高品位,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精品社科人文图书。1999年,我们和几家兄弟社,特邀学术人文图书发行得好的民营书店,如广州学而优书店、南京的先锋书店、贵州的西西弗书店等来桂林进行专题研讨。寻找出版资源,建设发行渠道,通过多次研讨,我们认识到以教育图书吐i版为中心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必须尽快调整其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与市场接轨。教材教辅图书与走市场的一般图书出版节奏完全不同,为了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我们从出版流程上把它们分开。有一部分人相对独立地去做社科人文类图书,并成立了社科中心;另一部分人搞教材教辅。我们在北京成立的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也承担策划人文社科图书的任务,公司的主要领导由出版社派出,他们在当地招聘、培训编辑发行人员,目的是利用北京丰厚的出版资源和市场辐射能力去扩大社科人文类图书的影响,这样,我们每月都有新书推出,并且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发行链条。 记者:精品图书的出版最能体现一个出版社的实力,从“抗日战争史丛书”、“历代珍稀文献”到“大学人文读本”的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打造出了个性鲜明的人文品牌。请谈一谈这类图书的出版情况。 肖启明:今年桂林书市后,我们出版社专门成立了大学人文工作室,还准备成立“大学人文教学研究会”,我们想把学术人文图书这块真正做出品牌。其实,人文素质的教育、人文精神的培养,应纳入学校课程体系中,可以说它是学科教育的精神内核。对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能够产生作用,那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近年来,大学生中存在着无边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等不良倾向,人文精神的缺失正成为当代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精神缺失直接影响了他们正常人格的形成。针对这种情况,2002年8月,我们推出了“大学人文读本”,该书销售了4万多套,其良好的销售情况反映出社会的一种需求。从1992年开始我们着手做“抗日战争史丛书”,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该丛书推出了十几本,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之后又陆续出了40多本,这套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前期所做的这些图书考虑更多的是评奖和出版社的形象塑造,经济效益不太明显。“历代珍稀文献”图书是我们社社科人文图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品牌。这两年与哈佛燕京学社合作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引起全球学术研究领域的关注。我社总编辑何林夏是学历史文献专业的,在业界很有名气,他将流落海外的善本书进行鉴别,并请国内著名的目录学家来做鉴定,将国内缺失部分影印出版,这套书有相当的规模。我们连续几年都参加美国大学中文图书馆年会,这在国内出版界还很少。目前,社科人文类作者资源不仅限于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的海外华人成为我们的作者。 记者:书好销,主要是对市场需求把握得好,广西师大出版社许多社科人文类图书销量都在5000册以上,达到了“名利双收”的效果,你们是如何建设畅通的营销渠道的。 肖启明:我们与其他出版社不一样,对发行部门没有采取提成的方式,不搞利润提成。从社里来讲,有专门的副社长来负责市场营销,此外,在各地的贝贝特公司也是我们发行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些公司既是洼;版社的一部分,又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出版社与他们是控股的关系。公司的主要出资方是出版社,出版社的二级法人单位杂志社是另一方,两家共同投资建立了贝贝特公司,全国几个贝贝特公司都是这种模式。公司建立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城市渠道辐射能力和快捷的信息反馈速度,而这些大城市本身也是一个大市场。对各地贝贝特公司,出版社有一整套管理办法,每年年初制定目标责任书,社里从各公司基本的管理制度、销售业绩、库存率、退货率、利润率等方面进行考核,一 般年底或第二年初对头一年的经营情况有一个评估,出版社内部有专门的审计人员负责这项工作。各二级法人单位和控股公司平时按月寄报表,管理工作基本走上了正轨。 记者:建社18年来,广西师大出版社拥有杂志社、印刷厂、大学书店及5家控股公司,形成了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已具备集团雏形的立体经营结构。这一切离您的理想还有多远? 肖启明:广西师大出版社地处“老、少、边、穷”地区,出版资源有限,与身处文化中心的大型出版社相比,做起事来的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想在事业上有较大的发展,必须向外拓展。我们利用自己已有的书店、编印发系统等资源,实施了跨地域发展的策略。前面说到的北京贝贝特拄!版顾问公司已在北京站稳脚跟,经过几年的发展,自身已具有造血功能,进入良性发展的道路。经过近四年的发展,“贝贝特”已成为广受业界瞩目的一个品牌。2003年1月、10月、11月又相继成立了广州、南京和南宁贝贝特,今年新成立了上海贝贝特,通过向外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 1999年,我们提出了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即到2004年底发行码洋达到5个亿。去年我们就达到了这个目标。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总体规划,到2010年,全国出版社将划分为几个方阵,我们的目标是进入第二方阵。 现在,我们每年做200多种社科人文类图书,再过几年力争达到每年400多种,这样就形成了较为可观的规模。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出版这类图书,广西师大出版社定位在以教育出版为主,面对教育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这并不排斥走市场的社科人文图书的出版。 记者:在一次会议间隙,您曾动情地向我谈起您对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感情,那番话至今我还留有深刻的记忆。一个出版社的发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您是怎样把自己的理想变成出版社全体员工的共识,变成大家为之奋斗的目标,面对这个集体,您最想说点什么7 肖启明:这个问题很综合,也深深触动了我内心的感情。在我们出版社的确有许多具有人文精神的人,他们把这种人文精神贯穿到出版社工作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大家共同的选择,我只是带领大家把这种愿望变成了一种行动。如此而已。 从我个人来讲,研究生毕业到今天,已经17年了。从22岁到39岁,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出版。记得刚到出版社不久,去北京参加一个书市,广西师大出版社这样一个边远地区的小出版社在书市里被完全淹没,一些人当面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类似这样的事我还碰到过几次。这些,不但没有让我气馁,反而更刺激了我做事情的欲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 出版社企业自身的文化建设,不仅体现在出书方面,还体现在出版社内部的管理、员工队伍的建设上,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管理上。在我们社,人文精神无处不在。最近一期的《新周刊》的主题文章“中国阅读报告”中谈到出版社对全国人民的阅读贡献率,广西师大排第三,对此,我非常的高兴。出版社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社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的精诚努力,值得自豪的是,我们不仅出好书,而且还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出版工作者:总编辑何林夏教授在国内“珍稀文献”研究方面颇有影响,副社长姜革文在发行界小有名气,总支书记王建周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龙子仲、郑纳新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肖向阳被评为“全国优秀校对员”……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广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南宁,桂林相对来说显得沉静,所幸的是,出版社有这样一批非常敬业和具有人文精神的人,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去做一些事情,这令我非常欣慰。他们对我寄予了希望,这种希望总是激励我不停地前行,我愿与大家同呼吸共命运,使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稳健,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来源:《大学出版》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