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

　　内容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的发展实践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出版业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人类文化事业，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不断进步。当前，出版业处在以数字智能为特征的新型科学技术引领下重塑自身形态的又一变革时期，正在数字出版、智能出版的基础上朝向智慧出版不断迈进。实现这一目标要以系统性思维探究新质生产力融入出版业的内在逻辑与有效举措，着力完成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智慧出版生态建构，推动出版业走向创新与发展的未来之路。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智慧出版；生态系统；创新发展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4.08.004

　　出版业担负着文化生产与传播的重大使命，是社会文化有机体的连接枢纽，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支撑性的作用。面对党的二十大谋划的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出版业应立足于推进国家文化繁荣兴盛的前进目标，以自身的创新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明确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①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质飞跃，能够以科技手段的创新实现对旧有生产要素的重组与更新，从而推动产业的升级与跃迁。“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跨时代的生产力形态，体现了科技创新对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和经济结构的革命性重构。”② 智慧出版是近年来学界在出版理论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方向，是对未来出版业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其核心是在释放数智出版技术动能的基础上形成人与技术智慧协同的出版生产与管理模式，出版主体通过对内容资源的整合重组为受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通过将产业与社会发展相联结实现出版构筑社会文化有机体的本质，在兼顾出版经济属性的同时，更凸显其自身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由此可见，智慧出版的实现是一个需要协调诸多要素的系统性工程，智慧出版的建构也就是智慧出版生态系统的建构。而其中关键的技术、主体与环境要素的质变恰恰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这种逻辑上的关联意味着建设智慧出版生态应当以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依托，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智慧出版生态所体现的正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围绕当前出版业的组成要素与内在结构，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智慧出版生态的总体思路。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任何科学的理论与概念都具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与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既要充分认识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接续发展，又要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的含义，“新质”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核心特点。从理论视角出发，剖析新质生产力的历史生成、关键要素与内在结构，有助于尽快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建设智慧出版生态的动能。

　　（一）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创新

　　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重要来源。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们在实践中利用和改造自然以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探析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在标志唯物史观创立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宏观角度出发，揭示出生产力作为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③，也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④ 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则深入微观层面，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阐释了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科学技术在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劳动生产力决定状况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发展水平及其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⑤ 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作为基本要素，以科学技术要素作为重要支撑，伴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容纳着体制机制、管理水平以及教育程度等要素，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新质生产力是以近年来涌现的革命性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容纳新型生产要素，变革旧有生产要素，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它既包含生产力的诸多内在规定，又具有许多新特质，是对传统生产力的继承与超越”⑥,实现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创新。

　　（二）新质生产力之“新”：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驱动

　　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首先在于其以“新”为驱动，“新”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涌现出来的以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为代表的前沿科技。自启蒙运动以来，每一次生产力的重大发展都得益于人类在科学技术中所取得的创新突破，如德斯蒙德·贝尔纳（J.D.Bernal）所说：“这场（科学技术）革命甚至比农业的产生还要伟大，因为科学具有进展的无限可能性。”⑦从18世纪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直至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历史就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向更高文明迈进的演进史。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得益于以往工业革命中的科学技术积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大数据、平台架构、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催生了新质生产力，塑造了新的社会形态，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史以来，技术创新（发明、商业化、广泛应用和使用）一直是增进财富和福祉的最大驱动力。”⑧ 新质生产力在作为“新动能”的上述技术的驱动下，能够克服传统生产力的主要缺陷，从而以更加高效化、智能化、精细化的方式进行社会生产，不断提升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效率与质量，契合当前社会对生产力的要求。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加强对科技难题的攻关，以突破性的科技手段不断丰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⑨ 要使新质生产力与新经济常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相互配合，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物质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之“质”：生产要素与产业形态的跃升

　　在科技创新的牵引下，新质生产力超越传统生产力的根本之处在于“质”的飞跃，即生产力三要素全方位的质量提升。在劳动者层面，新质生产力所包含的新质劳动者意味着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整体提升。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人类的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的，而是由人类智力所决定的。”⑩ 劳动者的智力劳动以科学技术的形式决定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是劳动者能否驾驭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新质劳动者通过系统性学习和掌握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在劳动过程中能够以自身综合能力为基础熟练运用新兴技术，进行独立思考，展现创新精神，应对与解决劳动中的各种问题，反向带动科技创新，从而摆脱机械式的传统劳动方式，发挥劳动者在生产力中的主体作用。在劳动资料层面，新质劳动资料意味着传统的生产工具、大机器、消耗性能源转变为数字系统、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劳动过程在新质劳动资料的支撑下能够实现远程操控、实时数据分析、自动化控制、趋势预测、清洁环保等功能。这推动着生产效率与质量的同步提升，有效应对了规模化与高耗能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劳动对象层面，新质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形态。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朝向信息经济的进程必然涉及劳动力质量和本质的一种变迁。信息和通信开始在生产过程中担任基础角色。”。⑪ 非物质劳动对象作为一种信息式的存在既能在数字空间中流动，推动知识与文化的传播，也能够与实体经济相互配合，为各种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从而提升实体经济的增长空间。通过上述3种基本要素的优化与组合形成的新质生产力能够对产业体系进行深层次的革新。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推动新型工业化，形成“数实”结合、绿色低碳的现代化工业，也有助于构建新的服务业与文化产业体系，形成以人才为引领、技术为手段、质量为目标的现代化第三产业。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智慧出版生态的逻辑理路

　　以系统性的视角审视出版行业，其所呈现出的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生态体系。“数字智能”自21世纪以来逐渐成为文化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支柱。“在这个新时代里，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和历代的体系大不相同。”⑫ 技术创新不仅带来了出版方式的变革，也催生了出版业的系统性质变。要以出版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主轴，培育出版业劳动者在出版实践过程中的创新创造能力，推动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出版业将实现由传统出版向智慧出版生态的转型。

　　（一）智慧出版及其生态

　　什么是智慧？古希腊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哲学思想中提出了实践智慧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理智力量可划分为实践、理论和技艺3种类型，实践理智中的德性即实践智慧“是一种同人的善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考虑如何做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⑬。因此，实践中的智慧是这一过程中正确与善良的德性凸显，是推动事物部分与整体协同向好发展的能力。《大辞海》指出，智慧是“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⑭。综合哲学与词源这两方面的角度，智慧一方面体现认知、筹划与践行事物的高级综合能力，同时也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是实践过程中追求事物效用向好向善的逻辑彰显。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握智慧出版的内涵。目前学界对智慧出版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智慧出版的本质是“以智能技术为支撑，实现人机高度融合的创造性出版活动，是更高级别的数字出版形态”⑮。当前在全面数智化的时代潮流中，出版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正发展成为以数字出版为基础的智能出版。但是，单一以数字智能技术为主导无法实现出版业从智能化向智慧化的转变，出版是人类自身传递知识与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其核心是凸显出版之于个体与社会的价值。本文认为，基于当前的时代特征与“智慧”的理论内涵，智慧出版应当是一种以数智技术为支撑，以人为主导，数智技术协同的出版模式。它构建创造性、体系化、智能型的出版流程，为出版受众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个性化、专业化的知识与文化服务，与社会各个产业与领域相融合，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中呈现社会精神文明新面貌。

　　通过上述对智慧出版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智慧出版生态的概念。依照生态学的理论框架，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空间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通过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相互作用构成的功能单位”⑯。以这一框架来审视出版业，其正是一个出版内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整体。出版生态要素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内部组成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内部组成要素包括出版主体（从业者及出版单位）、出版技术、出版物等，外部环境要素包括社会制度、群体需求、产业风向等。基于此，在前文对智慧出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智慧出版生态赖以形成的要素包括作为内部要素的技术与出版主体，以及作为外部要素的社会发展与出版产业的互动融合，而这3个方面恰恰对应新质生产力所包含的3种要素。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构建智慧出版生态，要把握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使当前的数字智能技术真正嵌入出版业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之中，特别是要以数据、平台与算法的体系化与系统化形成其对于出版发行过程的全覆盖，构建智慧出版生态的技术基础与动能。其次，在主体要素层面，知识与文化生产的本质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的精神活动。智慧出版是基于人类智慧的人技协同出版，应当在技术智慧的辅助下彰显人类在出版过程中的创造能力。最后，出版业要与作为外部环境的社会发展相呼应，在数字社会及智慧城市建设的趋势下把握社会文化事业及产业的动向，适应社会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出版生态融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从技术、主体到产业与社会，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同发展能够串联起智慧出版生态的内在逻辑。

　　（二）技术要素：数据、平台与算法的共同支撑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理论时有一个关键性表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⑰ 技术的变革往往作为推动生产力与社会形态更替的关键因素。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智慧出版生态，就是将技术作为动力因子，依托数据、平台与算法的相互聚合形成体系化的技术框架，提升生态系统中信息与能量流动交换的效率，打造智慧出版生态的技术智慧基础。

　　首先，智慧出版生态在技术层面依赖于数据生产要素功能的充分挖掘。“数字编码极大加强了信息传输及复制的效率，使得交流的时空限制失效了，且储存持久，提取易如反掌。”⑱ 正是数据的这一特性使之与作为信息传播的出版能够深度融合。当前的数字或智能出版实际上依旧处于技术应用的初级阶段，核心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围绕出版全过程形成完整的数据体系。对于智慧出版生态建设来说，在技术层面应当充分激发数据要素的生产力动能。其一，智慧出版生态建设应当基于完善的出版元数据库的建设。出版元数据“是描述出版的资源、过程、权限和管理的数据”⑲，要通过元数据库形成畅通无阻的出版数据信息的整合与交换，从而增强出版业内部治理能力与外部市场迎合能力。其二，智慧出版生态建设要基于对出版物进行数据化加工后所带来的内容、样态和服务的多样化，形成出版物流通中的数据附加价值。其三，智慧出版生态建设要基于数据对出版全过程的赋能，形成出版内容的数据标识、出版流程的数据管理、出版受众与市场的数据分析等，在规模化的数据要素支撑下打造出版数据生产力。

　　其次，数据的产生、流动与使用需要以平台为载体，平台化是对智慧出版生态的场域赋能。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认为，数字平台“是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这些用户包括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产品”⑳。平台化意味着企业或产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嵌入平台的运营模式与逻辑，在平台中通过多方主体的相互作用进行数据的获取、使用与管理，从而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平台是出版业构建智慧生态的技术基础设施和主要框架，平台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能够协调智慧出版生态中的多种要素。Joomag作为一个由硅谷开发的数字出版物平台，专门服务于各大企业创建、分发、跟踪其出版物形式的营销内容。出版平台能够联结出版实践的众多参与者，促使出版商、内容创作者、产品服务提供商以及受众或消费者在平台中相互聚集，形成以数据为形式的共享资源池，从而能够在贴合市场动态与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提升出版实践的效率与出版产品的价值转化程度。

　　最后，在数据与平台的结合下，算法的植入与发展使技术智慧得以形成。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通过预先设计的模型以及强大的算力能够将体量庞大的数据通过运算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计算机指令。以大语言模型算法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在目前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信息生产与加工能力，能够按照人类的指令在数字界面中完成信息的自动处理与输出。“AIGC具备强大的多模态融合处理能力，能够处理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㉑ 随着AIGC技术的加入，出版内容生产、编辑加工、产品传播与业态分析能够得到AIGC的技术赋能，从而摆脱传统出版形态对人力资源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提升出版业的整体效能与市场价值，使出版业走向人工智能驱动下人类与机器以最优组合方式共同开展出版实践的全新智慧生态模式。

　　（三）主体要素：出版业劳动者的智慧能力

　　人类作为技术的发明者与使用者，在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劳动者通过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将生产力融入实际的生产过程。为了释放新型劳动资料在出版实践中的巨大潜能，作为主体的出版业劳动者应具备熟练运用数智出版技术、适应不同类型的出版场景以及服务于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智慧能力，为智慧出版生态提供人才基础。

　　首先，出版业劳动者应具备驾驭数智出版技术的智慧能力。新的技术革命促使出版业将技术应用于出版的各个环节，出版业劳动者应该融入这一趋势，通过自身的学习与实践获得成熟的新型出版技术的使用能力，以主体智慧引领出版行业的发展。应当围绕数据要素作用的凸显提升出版业劳动者数据收集与分析的综合能力，将数据化理念贯穿出版工作的全过程，通过平台开展以数据产品为对象的出版实践活动。要提升出版业劳动者对人工智能的适应力，强化其对自动化编校模型、文本生成大模型、视频生成大模型等智能技术的学习和理解，鼓励其结合自身在出版实践中的角色定位探索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方式，把握人工智能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尺度与范围。

　　其次，出版业劳动者应具备对出版内容资源整合的智慧能力。数字智能革命以来的超级互联时代使个体的精神文化活动不断走向数字空间。出版内容资源需要在传统媒介与数字媒介间进行转换，网络平台中大量的内容资源也需要挖掘，这对出版业劳动者的统筹规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站和公司通过创造和分发引人注目和相关的内容，已经为他们自己、客户和媒体定义了内容市场。”㉒ 出版业劳动者应当立足内容资源的整合着力提升出版质量，积极推进内容资源在传统媒介与数字媒介之间的无缝衔接与双向转换，全面提升出版内容资源的传播力度与价值实现程度。此外，出版业劳动者还要参与到以全媒体为特征的现代传播实践过程中。对以数字平台为基础构建的公共交流空间中所蕴含的新颖创意、社会焦点、热门IP等内容资源进行整合，进而形成出版内容，是劳动者智慧赋能行业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方向。

　　最后，出版业劳动者应具备服务文化建设的智慧能力。社会文化发展动力来源于个体通过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自身的知识素养。正如雷蒙德·亨利·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所言：“文化是‘扶持自然的’成长，是共同体所蕴含的潜力。”㉓ 扶持这种潜力有赖于新的出版业劳动者打破主客二元对立，从出版受众的视角出发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一方面，出版业劳动者要充分利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以了解社会受众多样性的文化需求，把握社会主流文化的“风向标”，针对不同群体做好需求分类，在数字技术支撑下通过丰富的出版形式与快捷的出版渠道形成“点对点”式的出版服务，使文化生产成为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源泉。另一方面，出版业劳动者应当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自觉把握优秀文化与劣质文化的区别，坚定推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出版内容的社会传播，从源头避免不良文化对受众的精神侵蚀，以出版力量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

　　（四）环境要素：出版产业与社会发展的联结

　　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同步发展所带来的是劳动对象的全新构序与塑形，而生产力的新质蜕变则是3种要素以现实社会为依托所展开的运动过程。智慧出版生态的建构需要将产业融入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内部生态与外部环境之间能量循环的共生范式，将新质生产力真正转变为迈向智慧出版生态的势能。

　　首先，出版产业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融合。高质量发展在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形态，不断提高产品、服务、创新的质量。技术要素的不断注入与革新改变了出版业的经营方式与商业模式，塑造了出版产业的智慧形态。一方面，新型出版产业依托平台管理系统与物联网等技术形式将出版单位、创作者、读者、技术方、营销方、印刷方以及物流方等统一于扁平化产业结构中，催生出如平台共创、仓库直售等新的出版产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新的产业形态促使出版业兼具产品生产销售者与专业服务提供者双重角色，其在出版物生产与销售的基础上，为数字用户推出知识付费、板块订阅、会员专享等业务，为消费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内容生产与知识服务，形成产品与服务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出版过程就是使个人知识以商品形式社会化的过程。”㉔。

　　其次，出版产业与媒体融合的趋势相融合。传统媒介（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与新兴媒介（互联网移动设备）中的资源不断聚集，形成了覆盖社会各个区域与层次的传播矩阵。出版产业需要在媒体融合趋势中探索产业转型升级的举措，实现出版的深度融合。因此，要以不同形式的媒介为出版载体，丰富出版内容资源的表现形式，充分释放出版内容资源所蕴含的价值，从而拓展出版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传统媒介中的出版内容资源向数字平台的迁移是出版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要围绕纸质出版物开发有声读物、视频读物以及图书配套小程序，围绕数字出版物进一步打造虚拟现实以及人机互动的呈现方式。在出版深度融合的发展过程中，产业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将不断扩大。

　　最后，出版产业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相融合。文化事业繁荣能够引领和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壮大能够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繁荣。出版产业应当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进行双向赋能，从而与文化发展同频共振。一方面，应围绕出版物推出相关产品，通过实体周边、IP营销、数字藏品等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不断丰富产业的价值实现形式，将出版产业的文化资源与教育、影视、旅游、游戏等产业相结合形成结构紧密的文化产业链。另一方面，出版产业在自身资源、资金与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应当服务于文化事业建设，应聚焦于数字出版公共文化服务工程，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向公众提供公益性的数字读物，为文化建设目标服务；应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参与城市智慧图书馆建设，向乡镇输送优质出版物，将产业优势转化为推动社会文化水平提升的动能。社会文化事业的振兴与繁荣最终也将反哺出版产业。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智慧出版生态的现实面向

　　在宏观层面，新质生产力以要素的转变为逻辑线索赋能智慧出版生态建设。在微观层面，新质生产力通过对要素的组合与配置实现对具体出版实践的重塑，从而推动形成智慧出版生态的现实样貌。智慧出版对出版的各个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数智技术嵌入、主体赋能与产业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创作生产、产品服务和内容价值的深层次变革是出版业走向智慧化的具体表现。

　　（一）凸显质量效率的协同型创作与生产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思想认为，人的生命以“其外的非生命方法来延续”㉕，技术的产生及发展是人类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必然，也正是在“人—技术”的存在论结构中社会历史得以生成。数智技术所具备的能力与效率是社会生产所迫切需要的新质生产力。对于出版业自身来说，人机之间的智慧交互能够极大提升创作与生产阶段的内容质量与产出效率。

　　首先，在创作阶段依托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知识生成辅助创作者形成人机共创出版。AIGC能够对社交网络中的复杂数据流进行细致的归纳与分析，包括图书的销量、热度、评价等，挖掘出具有多重价值的选题方向，为创作者提供重要的参考。在内容创作的过程中，AIGC通过输入关键词将众多相关素材进行整理与归纳，形成内容创作的提纲，为创作者提供创作思路。AIGC进一步增强了文本、音频与视频之间的互通性。“在OpenAI的Dalle-3图像生成器以及GPT-4引擎的支持下，Sora不仅能按照提示要求制作视频，还显示出对视频技法的熟练掌握。”㉖ AIGC依照创作者的指令，完成不同形式素材之间的转化与组合，将文字内容转换为静态图片或动态音频视频，为视频添加解说词与字 幕等，为创作者创造力的发挥提供支撑。在创作的参与性上，AIGC则进一步增进了原有的PGC与UGC模式之间的平衡，形成内容共创生态。AIGC的介入使PGC内容生产模式能够进一步发掘其内容的不同表现形式，提升内容质量。以自媒体为代表的UGC内容生产模式在AIGC的帮助下能够吸纳更多群体参与到内容的创作中来，使内容创作呈现出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态势。

　　其次，在加工生产阶段，借助更加专业化的语料库建设，数智ERP中的智能编排校系统能够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自然语言的高效处理能力，改变编辑校对工作中人力的占比。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AI能够对内容中的字词、语法以及标点错误进行快速识别并进行自动化修改，针对内容表达方式中的缺陷提出优化建议，为编辑人员节省了大量基础工作的时间；通过调取语料库中的内容进行比对，针对不同主题的出版内容形成具有针对性的修改方案，解决编辑在工作中遇到的知识难题，进一步提升编辑加工的质量。在出版生产阶段，数智ERP平台能够极大提升出版物生产的安全、质量与效率。一方面，数智ERP平台使用非同质化通证（NFT）生成具有唯一性且不可篡改的数值，能够对出版物进行数据信息式的版权确认，有效避免版权纠纷问题。另一方面，在数字ERP平台的体系化管理与配置下，数据分析能够对印制、工艺、纸张费用等进行科学化的信息统筹，为出版生产质量的提升提供决策与改进依据。同时，传统出版物生产与数字出版物生产协同开展，以产品为中心形成网状的分发渠道。

　　（二）凸显受众导向的液态化产品与服务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现代性在当代社会已经演变为“流动现代性”的状态，呈现出“脆弱性、暂时性、易伤性以及持续变化的倾向”。㉗ 而这一特征恰恰体现在当今时代的融媒体领域，信息的传播方式不仅处于现实与虚拟的流变之中，传播的结构也打破了传统传播模式的权威性与中心化，受众的地位不断凸显。出版主体对资源的能动性组织促使智慧出版生态围绕出版受众构建“液态化”的产品与服务体系。

　　首先，在出版的全场景覆盖中，产品提供的“液态化”模式得以形成。在现实场景中相关主体依托以书店、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场所丰富实体出版物的发行与销售方式，不断提升受众的出版消费体验。通过举行以不同出版物为主题的读者沙龙、文化展览、作者签售等活动能够形成以文化实践参与为核心的产品提供模式，拓展出版产品对用户的吸引力。通过出版产品的数据标签以及对平台用户的行为分析，智能算法能够将产品与用户需求进行匹配，为用户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在增强营销针对性的同时为用户提供便捷化的产品消费体验。虚拟场景中的短视频与直播营销遵循了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与多元主体互动的原则。出版机构通过开设账号，策划出版物营销的短视频并进行内容投放，能够增进平台用户对出版物的关注度。直播带货方式的出版营销能够吸引大量用户观看并进行弹幕互动，增强他们对出版产品的消费意愿。在虚拟现实场景中，借助以AR与VR为代表的技术手段，“个人用户可以360度环视合成世界，并听到专门设计的空间化音频，虚拟环境的真实性得到增强”㉘。出版产品跃升为虚拟现实的情景与情节，增强了用户体验的沉浸感。

　　其次，在出版产品的资源基础上，“液态化”的服务模式得以形成。以出版内容资源为核心，通过研发相应的数字服务平台，能够进一步将产品提供转化为服务提供。在教育领域，纸质出版物走向数字平台的同时也衍生出相关的配套知识服务，出版机构以服务商的身份对接教育过程中的多种需求，形成出版服务体系。通过数据库的完善与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应用，出版机构能够对数据化的出版内容资源进行知识的挖掘与整合，匹配用户的咨询内容形成具体的决策与建议，为其提供专业化的知识服务，进一步提升出版业智慧服务的水平与能力。法信平台在多达2,000多万篇文献的基础上通过LD和SP引擎的引入形成了分类完善的法律知识资源库，并依托人工智能的交互与学习能力为用户提供涵盖各种法律问题的专业咨询服务与解决方案。

　　（三）凸显文化生机的多元化内容与价值

　　出版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完成自身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智慧出版生态凸显了出版业实现这一使命的能力，其通过多元丰富的出版内容与文化价值为社会文化生命体带来生机与活力。

　　我国的出版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出版业创新发展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出版物助力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首先，要贯彻党中央对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实现红色出版物的创新发展是出版业推动文化建设的首要目标。依托数字智能技术开展红色出版物跨媒介传播是当前的主流路径。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选择一批聚焦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优质内容资源，综合利用数字平台的音频视频转化、AR/VR场景建设、人工智能的问答交互等出版技术使红色出版资源能够以鲜活、立体的叙事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呈现，实现智慧出版生态的价值。

　　其次，要立足于我国深厚的文明底蕴，积极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出版。一方面，针对古籍、古建筑展示的数字化出版保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晶。当前，古籍文献保护与转印的出版工作采用了数字采集、数据处理、影印出版及数据库建设等手段，其质量与效率正在不断提升。古建筑通过3D扫描及模型建造能以虚拟出版物的形式走入公众视野，中华文明的象征在智慧出版的支撑下实现了新生。另一方面，积极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展开合作，依托其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学术成果打造不同形式的优秀出版物，能够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传播。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以成人：〈论语〉的智慧》是优秀学者对《论语》智慧的系统性总结，帮助读者更好地体悟《论语》中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最后，要深入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融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势，以出版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一方面，“5G+移动设备”所推动的媒体社会化趋势促使个人创作者不断涌现。出版机构能够深入挖掘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优质内容创作者，推动出版内容不断贴近社会现实与生活热点。另一方面，深化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是出版业的重要任务。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交流机制的带动下，通过积极拓展海外的版权交易、建设国际化出版平台以及拓展对外发行渠道，能够将反映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与中国人民精神品质的出版物推向国际文化舞台，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智慧出版生态的路径

　　作为社会动力系统，新质生产力自身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版业必须不断探索与调整自身的发展策略，使其与新质生产力相协调，从而获得发展动能。面向未来，应当从技术、体制、人才等多个方面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业，以智慧出版生态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技术驱动，以科技创新引领出版

　　生态突破性发展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牵引绳”，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智慧出版生态要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首要位置。

　　首先，出版业要主动融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家对重大创新型技术的攻关与研发，加强出版业与科技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大对创新型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不断推进新型技术与产业体系的融合，以科技创新带动出版内容、服务以及生态的突破发展。

　　其次，未来出版业走向协同化与规模化的智慧形态依赖于配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应当充分重视与开展出版数据库的建设。数据技术创新是未来出版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出版全流程数字智能化运营的基础。要在体量庞大的数据的支撑下形成完善的出版数据系统，通过行业内外数据的多元融合逐渐构建适合数据要素深度开发和流通的全域生态，实现数据价值的全面释放。

　　最后，要走出传统出版模式下的思维陷阱，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与新需求为导向深入把握行业与市场动态，推进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与非同质化通证等较为成熟技术的实践应用，探索其应用于出版实践的合适方式，不断重塑出版业的内在结构，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二）完善体制机制，以顶层设计推动出版生态高质量发展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表明，二者只有处在相适应的状态中才能形成发展的动力。虽然科技创新为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只有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才能真正变科技驱动力为发展动能。

　　首先，要以政府为主导推动出版单位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主管部门应坚持将出版单位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作为评选国家优秀出版单位的重要依据，给予其相应的资金支持。要探索出版业税费改革的新模式，为具有创新引领作用的出版单位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激发出版单位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性。

　　其次，要在出版单位内部逐渐建立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科学与规范的工作制度与业绩考评机制，不断将新的科技手段引入原有的工作流程中，利用技术服务商提供的基础软硬件、算法模型等进行业务升级，提升组织运营的智能化水平，以制度手段保证科技创新在出版实践中发挥作用。在业绩考评与分配制度中，要突出从业者的创新能力、技术能力、营销能力等，充分调动智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内部形成能够不断提升出版生产力的治理框架。

　　最后，要通过健全法律与监管体系应对当前出版业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围绕现有出版物版权保护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有针对性地完善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保护出版商与创造者的各项权益，打击盗版、抄袭等侵害版权的行为。针对出版数据库与NFT等技术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通过平台数据治理保证出版数据传输与流通过程中的安全性，对NFT这一版权交易方式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制度化管理，为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性的制度支撑。

　　（三）加快人才培养，以行业精英支撑出版生态可持续发展

　　社会不同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类的发展。“机器所包容的因素无疑只能是人类的现实，是凝固在运行结构中的人类活动。”㉙ 人类的能力与水平是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主体性前提，新质生产力对智慧出版生态的赋能有赖于行业涌现出更多的高水平人才。

　　首先，优质出版人才的供给源自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必须立足于数字时代出版业对人才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出版专业的教育改革。应当充分重视出版专业的学科建设，扩大本科阶段的招生规模，增设更多的硕士与博士学位点，提升专业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在具体培养实践中，应充分围绕出版基础理论、数字智能出版技术、出版内容创新、融合营销手段等方向细化课程教学与培养方案，以优质的出版专业教育满足社会对出版人才的实际需求。

　　其次，出版业内部要形成稳定的人才培养与扶持体系。在当前数字出版逐渐成为业界主流的态势下，出版业应着力开展数字出版技术应用能力培训，提高从业人员挖掘出版数据的能力、熟练运用人工智能开展编辑加工的能力以及适应平台生态开展线上营销的能力，提升从业人员在数字智能时代开展出版工作的能力与素质。要在出版业形成重视人才的正确观念，积极引进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打通人才在出版业中的晋升通道，从而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出版人才队伍。

　　（作者李重系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宇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2023-9-9 (1).

　　② 张姣玉，徐政.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审视、逻辑透析与实践路径 [J]. 新疆社会科学，2024 (1): 34-45.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532-533．

　　⑤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210.

　　⑥ 胡莹，方太坤. 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 [J]. 浙江工商大学报，2024 (2): 39-51.

　　⑦ 贝尔纳. 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第2卷 [M]. 伍况甫，彭佳礼，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83-284.

　　⑧ 施瓦布，戴维斯. 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新型社会 [M].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0.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21.

　　⑩ 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 [M]. 吴珠华，等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42.

　　⑪ 哈特，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M]. 杨建国，范一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82.

　　⑫ 施拉姆，波特. 传播学概论 [M]. 2版.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78.

　　⑬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M]. 廖申白，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2.

　　⑭ 大辞海词语卷（Y-Z附录索引）[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4650.

　　⑮ 罗明东，周安平. 出版业发展新赛道：从数字出版走向智慧出版 [J]. 中国出版，2024 (4): 3-8.

　　⑯ 尚昌玉. 普通生态学 [M]. 3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71.

　　⑱ 波斯特. 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M]. 范静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0.

　　⑲ 朱诠，李中. 转型时期出版科技创新的基础——出版元数据标准化 [J]. 编辑之友，2008 (1)16-18.

　　⑳ 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 [M]. 程永英，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50.

　　㉑ 徐晨岷. 数智时代AIGC在出版业的应用与发展：创新与挑战 [J]. 传播与版权，2024 (9): 46-51.

　　㉒ PULIZZI J.The rise of storytelling as the new marketing [J].Publishingresearch quarterly，2012，28: 116-123.

　　㉓ 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 [M]. 吴松江、张文定，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413，415.

　　㉔ 许洁. 论以知识为内容的出版——兼答出版在哪里 [J]. 现代出版，2024(3): 57-65.

　　㉕㉙ 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M]. 裴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57，76.

　　㉖ LEVY S.OpenAI’s Sora turns AI prompts into photorealistic videos[EB/OL]. (2024-02-15) [2024-03-30]. https://www.wired.com/story/openai-sora-generative-ai-video/.

　　㉗ 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 [M]. 欧阳景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

　　㉘ ROSS M, MUNT A. Cinematic virtual reality: towards the spatializedscreenplay [J].Journal of screenwriting, 2019, 9 (2): 191-209.

来源：《现代出版》2024年8月总第1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