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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一个智慧人生(第1期) - 《大学出版》2005年度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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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2005年度
给您一个智慧人生(第1期)
——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
本刊记者 曹巍
2006-07-13 08:39:12 来源:《大学出版》2005年第1期
朱杰人:1945年出生,江苏省镇江市人。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调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历任文学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所长、文学院副院长。主攻先秦及宋代文学,近年来从事朱子及朱子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为世界朱氏联合会秘书长。主要著述有:《朱子全书》、《朱子格言精义》、《诗经要籍解题》、《论八卷本“诗集传”非朱子原帙兼论“诗集传”之版本》等数十种。
记者
:
欣闻“华师少儿”喜摘2004冰心儿童图书奖“三金”,这意味着华东师大社进军少儿图书初战告捷。如此数量的图书同时获得“冰心儿童图书奖”在近年是少有的,无疑会引起中国童书业界的关注,您如何评价这一成功转型。
朱杰人
:少儿图书华师社原来基本不做,真正进入少儿图书市场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进军少儿图书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我们要做大教育。大教育涵盖了教育所有的领域,少儿教育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块。二、我们主观上也想进入这一领域。华东师大的学前教育系经过近五六年的发展,在全国已有很大影响,拥有一大批一流学者,他们新的教育理念和所编撰的教材已经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么好的条件和资源我们不能再浪费了,必须充分地利用起来。但要进入这个市场并不容易,目前国内少儿图书的竞争非常激烈,许多少儿社维持现状都很困难,所以,进入少儿市场时我们的起点很高,我们要做高品位的少儿书。
出版社在大量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又依托专家做了许多论证,最后,确定了少儿书的切入点和切入方向:从教育入手。我们开发了少儿教材,0~3岁孩子的读物。要做好这类图书必须要有能人,我们找到了一位对少儿读物有研究、自己能设计、有创意,并团结了一大批作者的能人。在他的带领下,华师少儿初战告捷。所以,人才在里面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短短一年,华师少儿就受到国内国际市场的关注,我们的少儿书几乎每本都能卖出版权,找我们合作的国际出版商很多。前不久,我们与美国华纳公司合作引进了《史酷比》这本在西方风行了30年的少儿书,华纳就是看中了我们少儿书起点高、品质高特点。少儿图书的成功标志着华东师大社在童书出版方面取得了突破,已经有了立足之本。它对于确立和进一步落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教育战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记者:
教育心理类学术著作是该社图书的出版优势,“以教育为本,走大教育之路”是华师社的出版定位,这里的“大教育”的内涵是什么?出版社在组织教育类图书、争取作者资源方面一定做了不少工作。
朱杰人
:所谓“大教育”不能仅局限于学历教育、学校教育,应该涵盖教育的所有领域,如非学历教育、职业教育、考证教育等等。总之,对教育要有一个宽泛的理解。
我们社社科人文类图书就是沿着大教育的思路,所出图书都是着眼于提升全民族文化素养,提升人们的精神修养,这也是“大教育”的范畴。教育心理类图书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华师社教育心理图书在全国图书市场中稳居前三四名,为什么能这样?首先,我们依托了华东师范大学这所名校,华师大的教育心理学科在全国领先,有了好的出版资源才能出好品质的图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社已经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作者队伍,为此,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把学校的作者队伍紧紧地团结在我们周围,使他们愿意为出版社出力。许多教育专家同我个人关系非常好,他们经常提供很好的信息给我,这些信息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作为一个出版社社长,你应该对自己的资源非常了解,有清醒的认识。其次,仅仅了解是不够的,不能只在出书时才想到他们,要真诚地对待这些作者,要爱护帮助他们。我们社为全校副教授以上的教师每人每年订阅《中华读书报》《文摘报》《文汇读书周报》三份报纸,这种做法已经坚持了五六年,这在无形中产生了感情上的亲和力。第三,充分利用学校对教师的影响力。学校很支持出版社的工作,许多教材都是学校出面组织编写的。
我是一位学者,很容易与他们沟通,能够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出版社在学校设了一个奖项,凡是在华师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如果能获得国家图书奖,出版社奖励10万,获得中国图书奖,奖励6万,这样就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将好书稿交给我们。
记者:
依托教育和心理两大学科,1998年后华师社引进了一批教育心理学译丛,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说明在对外合作版权贸易方面你们做了大量工作,出版社对此有何政策倾斜。
朱杰人
:1997年,我刚到出版社时,版权贸易几乎是零,上任之后才真正开始着手版权贸易工作。版权贸易的起步应该是从心理学译丛开始。近几年,我们的版权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找到了业务能力强、非常敬业的人才。我刚踏入华师社的第一感觉就是缺乏活力,员工普遍思想保守,于是,我开始逐步引进年轻人。从1998年起,我社每年都要进一批新人,这些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带来了活力,他们的抗压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内部相互竞争能力较强,他们对旧有体制、观念产生了冲击,版权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几年,华师社不仅版权输入工作做得好,版权输出也成绩不菲。我们是全国第一家教辅图书的输出社,在努力做好版权输出项目的同时,也加大了版权引进的力度。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传统的强项——教育心理图书加强扩大,引进一些开放式的译丛,同时扩大品种,加大大众心理方面图书、教师教育教材的引进力度。此外,我们正在着手引进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
记者:在积极吸纳国外先进学术文化成果的同时,华东师大出版社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出版事业。不久前,贵社的《中国姓氏与群体遗传》荣获中国图书奖,《周易图说总汇》又获得了国际“伯昆易学奖”,社里对这类图书的出版投入一定很大。
朱杰人
:文史哲领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还将一直延续下去,对此,我们重点做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有意识地对易经类图书作了重点培植,几乎每年出一种。不同于社会上通俗的易经类读物,我们的易经类图书都是很严谨的学术著作,这类书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第二,我去出版社后,坚持每年出版一本朱子学研究的书。我是朱文公的后代,又是世界朱氏联合会的秘书长,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可以拿到该领域最好的书稿。几年前,我社出版的《朱子哲学研究》一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在华师社也是第一次。
我认为,学术的传承、文化的传播应该是大学出版社的责任,也是出版社的良心所在。有人问我,你从教授的位置到社长的位置有何感受,我认为,一个出版社社长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远远大于教授的责任,因为教授是个体,是自己在做学问,而社长肩负着更沉重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这个社会责任你应当自觉去承担。有一段时间社里也在争论要不要出版没有太大经济效益的学术类图书,我说,这个问题不讨论,除非我们发不下工资,无法维持,否则,只要出版社还有利润,就必须去做,这是出版社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记者
:
华东师大出版社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基地,同时也是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基地,教材出版在出版社占有相当的比重,您对教材出版今后有何打算?
朱杰人:
教材在我们社图书中占50%的分量,对出版社是一个性命攸关的支柱,全社上下对教材出版都非常重视。为了做好教材,出版社专门制定了配套的制度,同时将最优秀的编辑分配到教材部门工作。我想,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我们的教材中心能够自我扩张,将来发展成为教材分社。
我们社教材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大学教材,二是中小学教材。其中,师范类教材一直是我们的强项,多年来,在师范学院、师专层次反映一直不错,长江以南地区大部分省市都用我们的教材。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发展,这些教材也在逐渐老化,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更新已有的教材,同时开拓新领域教材;另外,还要加强大专教材的营销工作,以往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法已不适用,急需摸索一套新的营销方式。依托学校资源优势,我们的中小学教材做得挺好,份额一年比一年扩大,华东师大有责任在中小学教材领域承担更多更重要的责任,因为全国真正对教师教育、学科教育有研究的专家主要集中在我们学校,我们应该把这些资源开发出来,也应该让这些资源与社会共享。我们的想法是在现有基础上逐渐扩大中小教材的品种和规模,使它成为一个系统的链。
记者:
您长期从事古籍研究,曾担任华东师大古籍所所长,作为一名学者从事出版工作已经八年,一定有许多感受。您认为做出版与搞研究有何相通?您如何评价出版这项工作?
朱杰人:
做学问、做出版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比如,做学问要敬业,做出版也需要敬业;做学问要与时俱进,做出版同样也要与时俱进。许多人问我,做出版成功的奥秘何在,我认为,深厚的、扎实的学术根基是我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在这个根基上我可以跳得更高,迈得更远。我的学术背景是我做好出版社社长很重要的条件,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方法在出版上同样可以运用,而且这些方法使我对出版物更加敏感,对图书的优劣有直觉的感受,所以,做学者为我当好社长奠定了基础。做学术与做出版并不对立,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非常看重自己的学术事业,到出版社后,我一直坚持带学生。正因为我在学术界的影响,使我拥有一大批学者朋友,他们常常能触发我对选题的灵感。
我始终认为,具有社会良心、社会责任感是做好出版社社长的首要条件。我有一批研究心理学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了解到,我们的心理学大大落后于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我听后有一种责任感,一种对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责任感。既然这样,我们就直接从海外引进心理学专著,缩短我们的差距。包括我们做的朱子学图书、易经类图书和文史哲图书,也是社会责任感使然。我们现在对传统的反对得太多,其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被掏空了。既然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做点事情。
回想1997年,我刚从文学院院长的位置调任出版社社长,老实说当时我不太愿意。去了之后,半年不到,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出版这行,愿意为她献身,贡献我的智慧。我深深地认识到出版对国家来说太重要了,先进文化就是通过出版来传播的。
作为学者,我知道学术界一些不正之风都与出版有关系,作为有责任的出版人你可以利用你的权力实现自己的责任和理想。出版是非常崇高的一个行业,她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精神的培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为这个事业献身是值得的。
来源:《大学出版》2005年第1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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