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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教材科时代”高校图书代办站如何作为

2007-05-17 10:37:56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7-5-15

　编者按 随着高校教材发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加之近年来一系列商业贿赂案件的影响，全国各大学教材科或者并入大学社，或者成为学校后勤集团的一部分，日益从教材采购领域中淡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材供应链条缺失了重要一环。在最近重庆全国书市上，由本报主办、北京理工高校图书代办站承办了“后教材科时代教材区域化营销”研讨会，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高校教材供应与教材科的职能定位问题，并展望了未来高校教材的新发行模式中，高校图书代办站所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目前高校教材发行存在哪些问题？“后教材科时代”来了吗？
　岳凤翔（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副秘书长）
　在我看来，“后教材科时代”这个提法还值得商榷。教材科工作职能的转变是正常现象，是为了适应当下反商业贿赂的新形势——教材科放到出版社或者后勤集团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我们现在需探讨的问题应该主要是高校教材图书代办站如何做好高校教材的供应工作。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１）过去这些年，教材科在要货或者说订货工作中，在工作方法上有一些问题，那就是跟供货商要折扣，由此引起了教材发行环节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整个供应链条带来了不好影响，动摇和削弱了某些环节。（２）学校有层次之分、地域之分，全国各地高校教材的选用工作不尽相同，如果取消学校通过教材科进行教材征订的权力，将教材的销售完全市场化，有些学校就无法完全保证课前到书。而且教材购买在完全放开后，图书的盗版问题怎么解决？

　周小佳（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社长）
　在当下这样一个教材发行形势下，我们重点讨论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如何更好地为学生服务。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应该确定这样一条准则，那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教材发行的社会效益决定经济效益，不要让一系列的利益因素影响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
　我认为，“后教材科时代”这个提法比较好，如果再准确一点，我觉得应该说是“无教材科时代”。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行政干预扰乱了出版业的有序竞争，而在取消了教材科之后，我们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来为学生服务。我本人也有孩子在读书，即使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我也很希望能够有合适的机构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材服务。

　朱文艺（复旦大学出版社经世书局总经理）
　我是１９８６年到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门工作的，原来的身份是图书供应商，当时的经销形式是所有图书产品都是新华书店包销。几年后进入了特约经销、包退，到目前实行实销实结，在长达２０多年的发行工作中，高教图书代办站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当时７．５折供货，后来７．２折供货。
　现在我出任复旦大学出版社下属经世书局的总经理，身份变成了经销商。我们书店的业务整体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零售，第二部分是批发业务，也就是说为上海十几家教材科供货，有的教材科码洋多的可以达到２００万，少的也有２０万上下，全年的教材销售总量在１２００万左右，２００７年还得扩大。
　我们给高校教材科供货的形式有三种：一是教材科以８．５折把教材卖给学生，由经销商来卖教材，教材科就负责收钱；二是由学校的教材科对需要的教材品种报数，再由我们负责教材的采集工作，之后我们把书拿到学校以９折卖给学生；三是教材科不介入，完全市场化，由学生自己买书，这样一来肯定有学生自己去买新书，但很多学生就会去买旧书，或是从图书馆借书去复印，这种行为虽然侵犯了教材的著作权，但并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对此进行约束。
　现在高校教材代办站经销教材的利润是微薄的。以复旦大学教材科为例，所使用的教材有１／３是高教社的，每年的３００万码洋中高教版教材要占到１００万左右，高教社的供应折扣是７．６折左右。另外，像上海外教社的《大学英语》用量很大，供应折扣也是很高的。所有大社给代办站以及其他经销商的折扣很高，因此代办站成本核算是很紧张的。况且现在教材科都在招标，有些教材的中标折扣偏低，复旦大学的教材都在８折到８．２折之间才能中标。

　陈松明（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前段时间，我在四川的一些学校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教材科主要有这样四种情况：（１）本科以下院校仍然保留了教材科，而这部分院校的教材占高等教育教材的比重是相当大的；（２）原来的教材科变成了公司；（３）教材科划归于学校下属的大学出版社；（４）有些学校也把教材科和图书馆采购中心进行统一管理。

　高校图书代办站在新形势下应如何发展？
　岳凤翔
　我认为当下高校教材图书代办站应该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１）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高校教材供应特点的教材发行体系。高校教材供应的宗旨仍应是服务高校教学和科研，但靠行政命令指挥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现在的教材供应首先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发行规律。其主要特点就是形成一个利益链条，上游出版社、中盘、中下游发行商等几个方面都是以利益维系的，现在的问题是拥有强势产品的出版方利益过大，而教材科还需要让利给学生，因此需要重新平衡这个链条上各方面的利益，维持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
　（２）社、店、校应三位一体共同做好高校教材供应工作。大学社、代办站、教材科三方要有效结合起来，共同研讨怎么做好教材发行和服务工作，保证学生课程用书，并将盗版书抵制在校园之外。特别是高校图书代办站，它是教育部领导下的、有历史渊源的图书发行机构，与大学出版社属一体化单位，都承担着服务高校教学科研的任务。由于同学校有着天然联系，代办站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变化，取得发展的有利因素，因此，现在应该重点考虑一下代办站在当下应如何有所作为。

　任涛（北京理工高校图书代办站站长）
　以前高校图书代办站最主要的客户就是教材科，现在教材科的功能或弱化或退出供书市场，对代办站的经营方式带来很大的挑战。
　我认为，代办站不能只是做物流，要发挥代办站的优势——代办站的优势在高校，同时在出版社方面也有很好的信誉。代办站与教材科、教师都有很好的联系，有高校资源，现在出版社看重的是教材推广和组织选题，而不是单纯发行教材，从这方面来说，代办站又远远没有发挥好自己的优势。虽然教材科供书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其教材管理和教材建设的功能却无疑需要强化，这也需要代办站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说，从上游出版社到下游教材科都需要代办站起到桥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代办站需要转变经营模式的原因。
　以北京理工高校图书代办站为例，两年前，我们就在北京的一些高校为出版社做教材推广，学校与出版社都很欢迎。但教材推广需要成本，所以相关出版社应该对我们有扶植的政策，政策的缺位给我们继续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在出版社更重视中间商的发货能力，而不是市场推广能力，也因此忽视了代办站的作用，这其实是不对的。
　这些年，大学社获得了迅速发展，但代办站的发展不大，现在我们代办站正在考虑联合。代办站作为高校教材发行的主要渠道，在高校教材发行领域拥有巨大能量，全国的代办站８０多家，去年的发行码洋１１个亿，占全国教材总发行码洋的１／６。但现在很多代办站已经无法从出版社直接进货了，因此现在代办站很有联合的必要。
　就北京理工高校图书代办站来说，我们在北京的高校市场正在做三件事：一是把高校的优势资源与市场化经营方式结合；二是建立批发业务、团体业务与零售业务的结合模式；三是建设信息化平台。
　先说第一件事。我们计划在北京的高校逐步建立新教材推广的教材展示厅，按照学校的专业设置，选定所展示的教材品种。我们已经和几家高校在谈，上半年做３到５家，下半年再做３到５家，逐步展开，争取３年内基本覆盖大部分北京的高校。教师选教材，要看到书才行，这种方式能够为出版社推广教材起到很好的作用，教师可以最快的速度看到书，并且根据比较的结果选择合适的教材。
　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海淀图书城建立一个高教图书的批销中心，主要加强理工科教材与学术著作在北京地区的业务。我们的客户是大学书店。小书店进书难，一般都是现款现货，所以现在学生买教材不及时——在市场上外地社的书往往至少７天才能拿到货。教材供应社会化是个趋势，但现在高校教材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小书店不敢做很大的教材备货，因为教材如果在开学一个月内卖不掉，就全砸在手里了，所以书店一般是先拿到订单才进货。有人说美国没有教材科，但我们可以吗？应该看到美国的大学书店已经成熟。
　第三是建设信息化平台。我们两年前就在做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基本把高校教材与一般学术著作的图书信息收集起来了，目前有７万多条信息，我们也一直在跟踪教材出版，初步建立了高校图书数据库。同时我们已经建立起１８个高校学校在用教材的数据库和教师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在搭建大学书城网站，虽然两年前已经开始做了，但一直都没有挂出去——因为网站不赚钱，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地面业务的成熟。同时我们也开发了教材在用信息收集软件，和教务处在用的教务管理软件可以结合，这样我们就能够深入高校，建立起我们的信息采集系统。

　董光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发行部主任）
　据我了解，发达地区和国家的高等学校是没有教材科的，因此我国教材科市场化是迟早的问题，而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确实来了。有的教材可能没上两三章，课程就结束了，学生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使用课上要用的教材内容，或是从图书馆借来看看就行了，像这样的教材为什么还要让学生去买整本呢？小出版社都花不起教材推广的钱，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手来做这个工作，高校教材发行呼唤新的模式。其实中小出版社把教材统一交给代办站来进行推广可能就是个好方法，而且对于打击教材盗版也有好处。

　张元伟（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高校图书代办站站长）
　教材科变革是大势所趋，而这对我们高校教材图书代办站也是一个机会。在我看来，代办站搞一个高校教材的发行中盘是可行的。我们自己就有场地，可以搞一个展场，操作成本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各家的形式可以多样化——比如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专业书店就搞得很不错。

　皮胜（重庆大学高校图书代办站站长）
　在重庆，已经有几家学校通过招标要求书店直接进校园去卖教材，我们也参与了，相当麻烦。如：有个学校有三个校区，开学集中卖书时，人手扯得非常散，投入加大，非常累。实践证明，这种操作在销量上只能卖掉原来的１／３，大量退货被推给出版社。在这种学生完全自愿购买教材的模式下，学校教材科只管教材计划，完全脱离教材的采购和销售环节，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后教材科时代”吧。其最直接后果就是退货率大增、销售量下降、利润率下降、风险不可预测、经销商积极性不高。当然也有个好处就是回款有保证了。我认为这种教材完全放开的模式也只是暂时的，不会长此以往。因为这种情形势必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会给盗版书大开方便之门，影响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因此，这里可以做个大胆的预测，以上这种态势再进一步是不可能的，但也不会退回到原来的状态——“后教材科”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其实，这恰恰为高校教材图书代办站的发展提供了绝佳机会——因为高校图书代办站天生就生在学校里，姓“教”（教育）；他们从来都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不唯利是图，不只顾眼前利益。当然，代办站在具体做法上也要与时俱进，如在教材推广、信息服务等方面要做得比别人更专业，要体现出与别人的区别来。

　出版上游如何看待“后教材科时代”？
　张涛（北京大学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主任）
　就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国外是没有教材科的。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解散大中型城市的综合型大学教材科已经成为可能，但二级城市教材科还要保留——是解散还是要保留，最终目的就是要保持出版社各自教材的市场份额。在我看来，现在出版高校教材的出版社不太可能联合，因为这些竞争主体之间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历史沿革以及市场发展情况来探索合作的模式。就我们北大社来说，如果要和代办站合作，其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在渠道上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对那些做得比较好的代办站要扶持，不好的就不与其合作。

　孙燕生（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部副主任）
　教材科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而如何保障学生及时用书，保障教学顺利开展则是出版社、教材经销商以及学校共同的使命和责任。
　从出版社出版发行教材的角度来看，现在高校教材发行面临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风险和利润问题。高校教材科脱离学校这种形势的变化给出版社带来了市场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出版社需要对销售渠道进行整合并逐步规范市场行为，以达到控制风险和保证销售利润的目的。二是市场占有率。原有教材科职能取消后如何建立新的市场竞争模式，如何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何建立完备的区域物流配送体系，是大家都要考虑的问题。三是如何保证学生课前到书。现在不少学校出现了开课很长时间都不能到书的问题，同时出版社接到的教材退货也在激增。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取消高校教材统购统销之后，教材发行的计划性越来越差，教材订单报订得比较晚，当然也就影响了出版社教材的生产与发货。由此看出，如何准确掌握终端用户信息，是保证课前到书的关键。在这方面，除了出版社要加大对终端用户信息的建设工作外，教材经销商作为出版社与终端用户之间的信息桥梁，其作用在近几年会更加重要。

　周小佳
　说到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出版社是否在下力气抓教材质量。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经常这样问自己：我们的图书是最好的吗？是最适合学生的吗？当下教材同质化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这种现象的形成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比如教师职称评定、经销商、出版社等方面的原因，这些都是对教学、对后代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出版社的编辑要进入教学一线，看看学生到底需要什么书，例如现在大家出版了很多计算机类的教材，但很多教学需要的教材却没人关注。现在国家提出发展“实训”课程，目前数控专业的“实训”教材做得较好，其他专业的还有待发展，我们社就会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我们谈的是教材发行，但从出版上游来说也并不是没有作为的。版协带领我们把这事抓起来，我们就要为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多努力，不要只关心生意，更要造福后代。

　田道全（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今后大学社在高校教材、高职高专教材出版领域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出版社都希望有一个有序、良好的竞争环境。但从教材出版工作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教材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生自行复印教材的问题，现在学校内复印部的价钱有的甚至低到三分钱一张，比如我们的外语教材定价是１５元，用复印的只要１０块钱。这种事情抓一次也不行，很多学校的学生都以班为单位来复印我们费很大力气开发出来的教材——这是比盗版更可怕的行为。此外，二手教材的流通也对我们的教材出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7-5-15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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