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光：出版广角记者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

　出版人要知道，只有使作者在封面站稳了，我们才能在封底站稳，我们站在封底是为了让站在封面上的人为大家所知。
　在未来的发展中，西部出版第一要利用政策，第二要发现自己的长处，第三要培养自己的人才，第四要重视和外部的交流，如果这几条都做好了，西部出版将大有可为。


　“负责经营的我的副手，一年有200多天是在外面出差，飞来飞去，简直就是空中飞人。一个有家室的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不断地从一个城市奔波到另外一个城市，这就是服务精神。”在“西部图书”馆藏看样采购会暨出版营销论坛开幕的前一天，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在他下榻的宾馆用这个生动的事例，向记者解释什么是出版人的服务精神。
　作为国内著名高校出版社的领军人物，贺圣遂对出版和出版人的使命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关于大学出版的言论时常被人引用，他所提出的“文化和思想是出版之根”、“深度出版”等理念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同，他就出版人的文化追求所作的演讲也极富感染力，足以让每位聆听者激情澎湃。
　对于目前整体尚欠发达的西部出版，这位谦恭随和又极具理想与激情的出版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观点。“西部出版人应该抓住政策优势，首先应立足本地区发展，做出特色，”贺圣遂说，“在整合好本地资源的过程中，积累一定的出版人才，然后走向更大的舞台。”

　记者(以下简称“记”)：提到西部出版，人们很难把它与“发达”联系起来，若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办，这一区域的出版格局将会发生很大变化。那么西部出版之于我们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贺圣遂(以下简称“贺”)：既然我们相会在银川，很自然会聊起西部出版的话题，这个问题，我是局外者，没有很好思考过，自然无法从全局上给予真实和科学的判断。从一般的层面上，就自己的感觉，说一点看法吧。出版有个世界性的规律，就是一个国家的出版产业都相对集中在最中心的城市，美国、日本、欧洲乃至中国都概莫能外。比如，美国的出版社主要集中在纽约，日本的出版社主要集中在东京；解放前，中国80％的出版社都集中在上海，解放后，60％~70％集中在北京。因为这些城市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信息交流顺畅，出版社在这些地方很容易发展、壮大起来。但中国有其自身的特点，从政策导向上来看，中央希望各地都有平等发展的机会，能够均衡发展。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上也是如此，中央重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张全国均匀分布，都保有一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出版机构，这是中国的特色。因此，在这个大前提下，每个地方积极搞好出版是符合中央政策的，也是符合中国特色的。
　西部文化是有其特点的，从历史上说，它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广阔的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是中国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因此，西部文化值得重视，西部出版也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它越是能够提供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出版物，就越能够显示出其在中国出版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做出特色，为本地区服务好，也就是为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尽了力，实际上也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在国内引进的图书，无论是大众畅销图书，还是经典学术著作，没有一本是在本国、本地区默默无闻，而输出出版后却大行其道的。西部出版也是一样，首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和特色，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记：那么西部出版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什么?
　贺：西部有相当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西部出版的最大优势。西部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最频繁的区域，这里不知道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一个个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华文化就是这样兼收并蓄，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而形成的，西部出版要重视这一点。对出版资源的挖掘，不仅要重视地下文物、历史文献，还要重视当下生活在该区域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不同于其他地域居民的特征，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文化态势，其中有很多课题值得研究，比如各民族的融合、西北汉民族与东南汉民族的差异等等，这些课题也应该转化为出版物。西部出版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它就具有了其他地区出版不可取代的价值。

　记：但有些出版人可能会觉得，这些课题都太过小众，很难走向大众市场。
　贺：第一，我们有些真正优秀的文化不能一定要求它大众化，尽管它未必能产生丰厚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来说，它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它也可能是指向大众的，因为没有小众就没有大众。真理往往被小部分人所掌握，在古代，中华文化最精髓的部分也是由一小部分文化素质极高的人所掌握的，他们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文化的吸收、消化和改造能力，担负着传承、传播文化的重大使命，在优秀文化从精英阶层向社会一般大众流播、扩展及引导、提升大众文化品位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小众是大众的基础。第二，西部很多历史传统文化既可以小众，也可以大众，关键是出版人怎么去做。现在的文化消费市场，传统文化占据着很大的份额，比如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读《论语》以及很多古装历史剧等等。现在如果有个高手写部《西夏王朝》，有血有肉地写出这个敢于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屈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民族，它的读者就一定是小众的吗?我看不一定。关键是出版社和作者怎么去表现传统文化，为谁表现，表现得如何。

　记：也就是说西部有很好的资源，我们没把它利用好。
　贺：是的。比如我过去曾经考虑作一本《流逝的民族》。中国有太多流逝的民族，特别是西部地区，有多少民族在这片疆域内金戈铁马、耀武扬威，可是如风之来，如风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没有人去很好地研究过。如果谁能绘声绘色地写出这一幕幕历史变迁，最后让大家了解自己的历史血缘关系，效果肯定很好。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写，因为专家出于严谨考虑，不愿意做；而非专家了解得又太少，做不了。其实，通俗的东西，不管是余秋雨的，还是于丹、易中天的，错一点问题不是太大；而专家则不敢犯错误，小众的意义就是要给大众提供准确的知识和结论性的答案，所以专家不愿意做这个题目，也很遗憾。

　记：现在大家说到西部出版的出路，言必称特色化，但到底怎么特色化却很少有人说。
　贺：西部欠发达地区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又有国家的保护政策，所以西部出版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西部出版的特色化道路就是应该利用本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充分理解西部目前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当地人的生活观念、心理需求，多考虑为西部服务问题，多做西部题材，寻找好的切入点，做出具有西部特色的产品。特色化也要大众化，也要瞄准历史和现实，谁能够做到这一步，他就成功了。当然，西部出版也要借助外部的力量，也需要跟东部合作、互动。
　
　记：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出版业的发达程度有必然的联系吗?　
　贺：当然是这样，世界通则。
　
　记：但我们也看到了《读者》和广西师大社这样的出版佼佼者。
　贺：这并不矛盾，有必然的联系是绝对的观念，《读者》和广西师大社是个例的表现。出版除了受经济、信息发达程度的影响外，还会受到人的因素的影响，而一个区域如果有优秀的人才，也有可能做出不同凡响的成绩。出版是和出版人的素质紧密关联的，出版的品质是靠出版人的品质来体现的，在欠发达地区若有好的出版人也能做出异乎寻常的事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树立一个品牌容易，树立整体品牌很难，整体品牌需要整体的出版资源来形成。
　另外，《读者》和广西师大社背后除了有一批优秀的出版人外，它们所凭借的舞台还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如果没有这些舞台，《读者》如果只是为甘肃人民服务，广西师大社如果只局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它们也都做不大。从这个角度讲，区域还是很关键的，区域的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决定了信息的丰富程度，而出版人就是要通过丰富的信息资源来去芜存精，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这两个个例背后的优秀出版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具有一定的全局眼光，把目光瞄准了发达地区，有效利用了发达地区的平台；谁有这样的眼光，谁就有可能把事情做大。

　记：也就是说，西部出版之所以在整体上落后于东部出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优秀的出版人才。
　贺：对。出版是需要人才的，有优厚的出版资源并不一定能变成出版现实，还需要有眼光的出版精英。出版需要文化眼光和商业眼光，出版人不一定是学问方面的专家，但他必须是判断力极高的人。出版人要知道什么才是我这里最优秀的出版资源，我这个地区该搞什么出版，这个眼光能不能付诸实践，还要看你能不能找到一批最优秀的作者，这些作者可能是本地的，也可能是外地的。同时，出版人还要能真正做好服务工作，出版人必备的素质中最最重要的就是服务精神。出版人和作者都是热爱、憧憬文化的文化人，出版人的眼光也可能高于作者，但出版人必须承认，如果一个乐队有两把小提琴，作者永远是第一小提琴手，出版人永远拉第二小提琴。出版人找到了最好的作者，要让这些作者因为我的服务精神，心甘情愿诚心诚意地跟我合作，把书做出来，这样，出版人就成功了。出版人要知道，只有使作者在封面站稳了，我们才能在封底站稳，我们站在封底是为了让站在封面上的人为大家所知。《读者》和广西师大社的出版人都一样，他们都有着很好的服务精神，他们知道搞出版就是搞服务。
　出版人心里要知道，作者是上帝，要伺候好上帝，这个上帝才会为出版人做好他该做的事。很多人侍奉上帝的精神不够，缺乏耐心，真正好的出版人一定会全心全意侍奉好上帝，这里的表现不仅仅是你为他服务的问题，而是一旦你和上帝发生冲突，你应该有个观念，上帝是不会错的。如果我与作者合作不好，我要想尽办法克服我这方面的问题，使上帝满意，使他仍然愿意跟我合作。日本讲谈社的鹫尾贤也在一本书里说过一句话，做出版的人要经常有道歉精神，要不断地向作者道歉。所以，你跟上帝不是等同的关系，永远不要和上帝去争是非，应该知道作者是上帝，我是为作者服务的，你要感动作者，要懂得道歉，懂得和上帝发生争论的时候，上帝是不会错的，一定是我们错了，所以我们要有道歉精神。搞出版，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做好。
　西部出版也是这样，它有很多先天不足的条件，但也有人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西部也有中国最优秀的出版精英在工作，我觉得他们身上最重要的精神就是都有为上帝服务的虔诚的心。西部出版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在人才上下功夫，也就是说，要发现、培养、使用和留住优秀的出版人才，最大限度为优秀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让他们发挥出各自的才华和作用，要最大限度地吸引优秀人才，防止优秀人才的无端流失。

　记：复旦社是怎么做好服务的?
　贺：复旦社也不是说就做好服务了，但我觉得复旦社处在一个商业精神、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让我们比较尊重市场规则，比较重视服务，我们很容易懂得出版业是个服务业，比较遵守服务行业的规则，服务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我们也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作者和读者都是上帝，我们要通过对他们的优质服务，来取得他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其实也不仅仅是服务精神，我们对大学出版的定位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始终把为高校教学科研提供服务作为我们的目标，把学术出版作为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通过我们所拥有的出版优势和服务精神做出了特色。

　记：您如何看待西部出版的未来?
　贺：我们应该提倡多元化的价值观，不能用一根标尺来衡量全国出版业，对待西部出版要实事求是。不要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全国的出版社，不要把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作为出版业的不二法门，也不要将东部出版的发展作为出版业的惟一模式。在未来的发展中，西部出版第一要利用政策，第二要发现自己的长处，第三要培养自己的人才，第四要重视和外部的交流，如果这几条都做好了，西部出版将大有可为。

来源：《出版广角》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