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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大学社社长会议透漏重要讯息：大学社谋转变发展路径培育龙头企业

记者：何文静

2007-11-26 17:11:20 来源：《出版参考》2007.11.15 第22期

　11月10日下午2时，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五号会议室，由大学版协秘书处组织召开了历届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期间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大学出版社社长会议。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维凡、教育部社科司出版管理处处长魏小波出席会议，并透露了有关大学社改制与发展的重要信息。

　第二批改制试点单位报名开始
　大会宣布，第二批大学出版社改制试点单位报名开始。大会没有对第二批试点单位享受何种优惠政策进行说明，但大学社普遍认为第一批试点单位享受的优惠政策将同样适用于第二批。
　大多数出版社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将积极考虑报名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缪宏才认为，与第一批试点的18＋1相比，第二批试点很有可能会扩大规模。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在会议期间就部署了报名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学校对我们出版社的改制工作十分支持，在开这次社长会之前我们就召开了全社动员大会。改制实际上稳定了出版社职工的基本利益。改制以后，出版社和高校的关系不是拉远了，而是更近了，对高校的服务要更到位。”记者问：“您对申报成功的信心有多大?”韩建民笑着说：“应该问题不大。”
　云南大学出版社社长施惟达则表示，愿意改制为事业单位。他认为：从实质上看，大学出版社是以生产准公共性的学术文化产品为主体的非营利性的出版机构。营利与盈利不同，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事业也可以盈利，新型的事业并非就一定依赖财政供养，但它不以利润作为投资回报来分配。云南大学出版社就是一直以学术著作的出版为重头戏的。本届大学出版社订货会期间，教育部领导亲自视察了云南大学出版社。施惟达当面向教育部领导阐述了这一观点，得到教育部领导的首肯。
　也有出版社表示，报不报名还要等待高校领导的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报名工作，也将由高校向其主管单位报批。在大学出版社中，大多数出版社的主管单位都是教育部，也有少数管理权归属于相关部委或当地的有关机构，他们都将开始接受大学社的报名。
　改制是大势所趋，再加上优惠政策的吸引，使得大多数出版社的态度都十分积极。同时，在今年9月的第六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副司长马国仓曾经明确表示：不改革的单位不支持，不改革的干部不能用。
　政策已经发出明确信号，大学社改制步伐进一步加快。

　发展新路径：聚变为集团
　大学社改制的步伐在加大，改制的方向也在进行着微妙的调整。
　在本次大学社社长会上，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维凡专门谈到了大学出版社的集团化问题。他指出，未来出版机构将分化为三个层次：引领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有实力的“骨干”企业和有特色的“专业”出版社。徐维凡副司长说，根据今年第六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期间的统计数据，大学出版社在资产利润率排名和总资产环比增长率排名等方面都名列前茅，总的形势比较乐观。“待到第七次、第八次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成绩吗?”
　他的忧心并非空穴来风。目前，大学社普遍采用的“内涵式裂变为集团”的方式，一般只能产生“骨干”，而要诞生“龙头”企业，还需要“若干家大学社合并为集团"的聚变。
　不久前，教育部曾经专门就这一课题组织大学社领导进行研讨。不过，大学社普遍认为，当前体制下大学社资产归属于高校，高校资产归属于当地国资委，这种资产归属关系限制了“聚变”的产生。几年前，高等教育出版社曾经提出了与天津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合并的计划，但因“国有资产跨省流动”问题而被搁置。“这是一个全新的、高难度的课题。”徐维凡副司长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肖启明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增长方式的问题。“裂变”一般是基于出版社自身的发展和积累，速度相对较慢，更为传统。“聚变”是当代资本运作的方式，发展的速度较快。
　早在1995年第四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期间，韦钰同志代表国家教委作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高校出版社要走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道路”。之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明确提出了走内涵式的集团化道路。
　十几年过去了，大学出版社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但由于体制等原因的限制，仍然只能走“裂变”集团化的道路。
　针对这一情况，肖启明说：“改制以前只能裂变，改制以后就可以聚变了。"但是，什么叫做“改制完成”，目前还没有官方定义。
　肖启明认为，这一方向性路径的提出再次表明，改制的要求“上面”比“下面”急迫。“因为上级领导面对的是世界的竞争，而出版社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过得很滋润。”他说。
　在实现“聚变”最可能的模式上，肖启明和缪宏才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一种样式：由两家或两家以上出版机构共同出资成立出版公司，随后出版公司规模做大，反过来控制母公司，从而形成聚变。
　不久前，教育部曾经专门这一课题组织大学社领导进行研讨。不过，大学社普遍认为，当前体制下大学社资产归属于高校，高等资产归属于当地国资委，这种资产归属关系限制了“剧变”的产生。几年前，高等教育出版社曾经提出了于天津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合并的计划，但因“国有资产跨省流动”问题而被搁置。“这是一个全新的、高难度的课题。”徐维凡副司长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肖启明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增长方式的问题。“裂变”一般是基于出版社自身的发展和积累，速度相对较慢，更为传统。“聚变”是当代资本运作的方式，发展的速度较快。
　早在1995年第四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期间，韦钰同志代表国家教委作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高校出版社要走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道路”。之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明确提出了走内涵式的集团化道路。
　十几年过去了，大学出版社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但由于体制等原因的限制，仍然只能走“裂变”集团化的道路。
　针对这一情况，肖启明说：“改制以前只能裂变，改制以后就可以聚变了。”但是，什么叫做“改制完成”，目前还没有官方定义。
　肖启明认为，这一方向性路径的提出再次表明，改制的要求“上面”比“下面”急迫。“因为上级领导面对的是世界的竞争，而出版社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过得很滋润。”他说。
　在实现“聚变”最可能的模式上，肖启明和缪宏才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一种样式：由两家或两家以上出版机构共同出资成立出版公司，随后出版公司规模做大，反过来控制母公司，从而形成聚变。
　本次社长会上，还讨论了包括高等教材和语言类图书在内的C类、G类、H类、I类、J类、Z类等增值税先征后返优惠政策被取消的问题。
　高等教材和语言类图书在大学社出版图书中的比重较大，因此此项政策出台后，大学社受到影响较大。影响最大的出版社损失达到2000万。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社也都损失在200万左右。
　增值税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是为支持我国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大学教材享受这一政策则是因为，为减轻学生负担，大学教材的定价一般较低。
　该政策不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1 05号)中的有关优惠政策。
　增值税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从1997年开始实行。原计划政策至2005年截止，后又延续三年，也即从2006年1月1日起，2008年12月31日止。为此，2007年1月2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对2006年至2008年的优惠政策重新进行了规定。
　2007年版新通知中，与大学社关系最密切的第二条第一项中的相关表述为：“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和刊物，中小学的学生课本”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而该条款的1997至2005年版本的表述则为，大中小学的学生课本和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刊物。大学教材被摒除在外。
　教育部社科司对此事积极奔走。今年夏季，由教育部牵头，邀请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和一些出版社代表在外研社专门召开了研讨会。
　一位与会的出版社代表告诉记者，财税部门认为，与中小学教材的界定相比，高等教材的界定十分困难，因而取消了对此类图书的优惠政策。
　根据有关规定，我国高等教材在申报增值税返还的优惠政策时，由出版社向所属财税机关提交教材目录和教育部的认定批文。“这样，财税部门只能凭借书名判断上报图书是否为教材，确实有难度。”一位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对财税部门的工作表示理解。因此在研讨会上，出版社方面提出，财税部门能否将审批程序改为：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在编目录”即CIP数据对教材进行辨识。CIP数据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为每一本图书附加的分类信息，这一数据更加准确和权威。当时的交流中，财税部门代表认为，这一建议可以考虑。但此后至今都没有出台相关补充文件。“主要是国税方面没有松口。”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说。
　此次社长会上，教育部社科司表示，将继续为此事奔走。

来源：《出版参考》2007.11.15 第22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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