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贺耀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周蔚华

　柳斌杰署长的文章《只有高起点 才能大发展》一文，以当代眼光和全球视野，对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定位、任务、特色以及下一步改革的方向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见解独到，为大学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里结合斌杰同志的文章谈一下我们对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的体会。
　一、植根大学，做文化高地的守望者。大学出版社是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中外大学出版社没有例外。无论大学出版社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或实行什么样的体制，离开大学，大学出版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学出版社与大学的关系是“毛”和“皮”关系，“毛”要从“皮”中产生、附着在“皮”上，正如斌杰同志所说的，“离开大学谈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定位和主要任务与大学所承担的使命和功能是一脉相承的，是大学功能的延伸。大学作为社会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它承担着传承知识、培养人才、引领思潮、创新成果以及服务社会等功能，大学出版社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更好地服务于这种功能，放大这种功能，在扩大大学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影响的同时，也扩大自身的影响，壮大自身的实力。如果说大学是新文化的“孵化器”，那么大学出版社就是新文化的“助产婆”；如果说大学是一个“文化高地”，那么大学出版社就是这个高地的“守望者”。当前有的论者在谈论大学出版社改革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大学出版社的这一根本特性，忽视了大学出版社所要承担的文化使命，忽视了大学出版社的立社之本，专注于面向一般出版物市场或大众图书市场，把大学社和一般的商业出版社之间的任务混同了、界限模糊了，这是很危险的。因此，斌杰同志提出大学出版社要“以反映思想文化创造和科学技术新成就为己任”，应努力营造高雅的文化氛围，“追求大学的社会责任之大，追求大学的学问之新，以大气魄、大气派，引领社会的文化潮流”，这样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这样的要求是具有很强针对性的，也是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和发展中要时刻谨记的。
　二、服务教学科研，两个轮子一个都不能少。与国外大学出版社相比，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根植于大学，把学术出版作为其重要的任务，以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物为大学的学术研究、创新发现和人才培养服务。但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中国大学出版社又有自身的鲜明特点，那就是中国大学出版社为教学服务的功能更强，所出版的高校教材（近些年有些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中小学教材）在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结构中占很大的比例。中国大学出版社最初成立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高校教材以满足高等学校教学的需要，历次高校出版工作会议以及相关文件都把出版高校教材作为大学出版社的首要任务，由此也形成了其独特的出版定位，就是中国的高校教材市场的80%由大学出版社占有，教育市场尤其是高等学校教材市场已成为中国大学出版社最稳定的市场和生存、发展的基础。国外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学术著作，除极个别的大学出版社（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外，一般很少出版教材。这并非他们不愿出版教材，而是在他们成立时教材市场已被商业出版社瓜分完毕，在教材市场上，它们已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及经营销渠道去与商业出版社竞争，因此他们只能专注于学术著作的出版，近年来也尝试出版一些带有地方特色、面向区域市场的“大众”图书。但这也由此带来了国外大学出版社（除了个别大学社外）出版结构单一、资金短缺和经营困难，使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步履维艰。中国大学出版社把教材出版作为重要任务，籍此而形成了显著特色，也是其出版优势，这一优势和特色只能强化，不能削弱。当然，国外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方面的很多经验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如他们对学术著作质量的重视，通过同行专家评审和匿名评审来决定出版物是否可以纳入出版规划等评审机制；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高水平作者，校外作者占大部分比重等等，都是我们在今后的学术出版方面应该加以学习和借鉴的。斌杰同志指出“大学出版社既有教育出版社的性质，又有专业出版社的功能”，因此，出版高水平教材，加强学术著作出版，提高教材和学术出版物的影响力，是大学出版社服务于大学教学和科研双重使命的体现，这两个方面不能偏废，“两手都要硬”。
　三、面向教育大市场，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当前出版的功能正在由过去主要强调意识形态转向意识形态与产业发展并重，出版业必须面向市场，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要来生产自己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大学出版社必须通过高水平的教材和学术著作来引领市场，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得读者的认可。与此同时，大学出版社不能忘记自身特殊的服务对象和消费群体，这就是教育市场尤其是高等教育市场。近年来中国大学出版社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首先得益于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得益于国家把教育放在优先的发展地位，得益于高校规模的扩大，大学出版社要获得大发展必须首先面向教育这个大市场。既然要面向市场，就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以市场化的手段和运作方式来对大学出版社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把生产者作为市场主体，以企业化方式进行管理和运作，对市场化的产品来说是最有效率的运作机制。当前出版业进行的“转企改制”，不仅使出版者获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能够名正言顺地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竞争，更主要的是能够使大学出版社改变“等靠要”的依赖心理，通过转企改制促使其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既有外在压力又有内在动力，从而激发出版主体的活力，提高大学出版社的竞争力，增强中国大学出版社的整体实力。即使对那些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大学出版社也要通过市场机制，努力强化核算，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因此，斌杰同志指出，大学出版社必须“遵循出版规律、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过好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这一关，为新的发展和新的腾飞奠定基础”。实践证明，凡是较好地遵循和把握这三大规律的大学出版社发展就好就快，对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贡献就更大，而违背这些规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就会走弯路。
　四、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中国特色大学出版社发展之路。目前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已经发展到102家，在世界各国出版业中，中国大学出版社所占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同时，中国大学出版社在我国出版业中无论是出版的品种数量、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增长率、对外合作等各项主要指标在出版界都五分天下有其一，举足轻重。不仅如此，中国大学出版社在改革和发展的探索中形成了很多值得整个出版业借鉴的经验，成为引领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排头兵。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也极不平衡，既有各项指标都居出版界前列的大型出版社，也有规模很小、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袖珍”出版社；既有背靠著名大学、有雄厚资源支撑、能够出版各类产品的综合性出版社，也有面向行业性高校、学科或专业面相对较窄的专业出版社；既有处于例如北京、上海这样的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中心的大学出版社，也有处在像云南、贵州、新疆等偏于一隅的大学出版社，它们的市场运作能力、能够借助的资源等等相差甚巨，因此用一种模式、“一刀切”的办法来对所有大学出版社都提出整齐划一的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利于促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因此，在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和发展的规划进行设计时，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如斌杰同志所说的，“从我国的国情、校情以及社情出发”，进行多种多样的选择，如“牛津模式”（“大而全”或“百花齐放”）、“剑桥模式”（“少而精”或“一枝独秀”）、“哈佛模式”（学术出版）等。我国的大学出版社也在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中形成了若干具有特色的发展模式，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提出的“内涵式发展的集团模式”、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等提出的专注于特定市场以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专业出版模式，这些模式既借鉴了国外大学社的经验又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值得出版界加以认真总结，提高到更高的层面，从而形成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社发展之路，这也是中国大学出版界为世界出版界做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1期（总第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