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经过二十九年的奋斗，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外语出版机构。每年出版4000余种出版物，其中新书1000种左右，重版书3000多种，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近300余种；仅2007年外研社发行码洋就超过16亿元，总资产达到9.5亿元。就在执着的外研人用智慧铸就辉煌时，盗版就像赶不走的恶魔一样，向他们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于是打盗维权就成为他们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近日，《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了外研社副社长王芳，她介绍说，外研社打盗维权的目的就在于为正版销售保驾护航。

　版权保护办公室因运而生
　作为外研社主管打盗维权的副社长，王芳分析说，十多年来，图书业出现了一种非正常现象：什么图书畅销，什么图书就会被盗版，有人戏称盗版是畅销书的风向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国热、学外语热促使外研社迅猛发展，如《许国璋英语》、《张道真实用英语语法》、《现代汉英词典》、《中学英语语法》、《新概念英语》等都是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图书。也正是从那时起，一些盗版书商看到这些畅销书的价值和潜在的发展空间，将这些畅销书当成了他们的摇钱树，大量非法复制、发行这些图书，肆无忌惮的盗版给发展中的外研社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对此，外研社领导清醒地认识到，出版社必须自己先站出来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维护自身的权利，外研社版权保护办公室因运而生，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版权保护办公室”随后更名为“法律事务部”，主要承办全社的法务管理、合同审核、网络授权、网络维权和传统的图书与音像制品的维权工作。用外研社原社长李朋义的话讲：“就是只要盗版现象存在一天，我们的维权行动就将进行一天。”

　五种侵权盗版形式
　“外研社的打盗维权工作已经做了十几年，发现被盗版图书主要分为三大块，即一般图书、各类外语工具书和大、中、小学教材、教辅。”王芳进一步分析说，现在盗版侵权的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大概可分为五种：
　●第一种，完全盗版盗印，这也是盗版量最大最常见的；
　●第二种，一些培训班以培训为由将外研社的图书掐头去尾，再贯以培训班的名称，从而堂而皇之地成为培训教材，这种盗版形式隐蔽性较强，如果没有举报是很难被发现的，不过一但发现进行索赔的工作要相对容易些；
　●第三种，将外研社的几本图书汇编成册，重新冠名；
　●第四种，大范围摘抄剽窃，就像电影赏析一样，书中再现外研社图书的内容，然后再对每个内容加上注释，当然现在不仅是以书的形式存在，还可以是光盘形式，另外还有的盗版书是将多个出版社的图书内容进行摘抄剽窃，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效地规避相关的法律责任，打法律禁区擦边球；
　●第五种，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将外研社图书的内容上传，供用户下载，这类侵权行为目前对出版社潜在威胁是最大的。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盗版形式王芳感慨地说：“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一般是可以盈利的，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不可能都是畅销书，还有很多是非畅销书，即非盈利图书。而盗版商一般只盗印畅销书，他们以最小的成本赚取了最大的利润，因此出版者应当清醒的认识到：盗版侵权行为对出版社的巨大危害性！”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外研社法律事务部的工作人员也分析说，近些年盗版图书的质量越来越好，甚至有些盗版书的质量已经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其主要原因是很多盗版书商已不再是“土八路”，其中很多都是高学历者，他们对市场做了细致的分析，已经向专业化发展，比如做外语类书的就专做外语类书，而且已形成系统和规模。

　坚持走自己的打盗维权路
　王芳就有限的出版资源和无限的印刷资源间存在严重不匹配问题分析说，据了解，全国有570多家出版社，注册的印刷厂有40万家，没注册的地下印刷厂也不少于40万家。正是由于有限的出版资源和无限的印刷资源间的严重不匹配，才让那些非法出版物屡禁不止。面对狡猾多变的盗版商，外研社的态度始终是决不手软，永不放弃。他们对盗版有着独特的认识，他们看重的不是盗印也不是使用盗版图书的个人和单位，而是发行销售环节。因为只要将发行销售环节控制住，那些非法印制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读者手里的盗版书也就少了。所以他们坚持发行、销售才是盗版图书的源头这个理念，从密切关注非法印制、发行和使用三个重要环节入手。即印刷厂所、民营图书批发市场或零售书店及各类学校或个别读者几个环节。为此，他们一年之中南北驰骋，对全国各大民营图书批发市场进行暗访并配合执法部门打击、净化。由于长期的坚持不懈，近些年来，全国民营图书市场已经很难见到外研社的盗版图书了，而非法印制外研社盗版图书的现象也减少了很多，这充分验证了外研社打盗维权的路走对了。

　打盗维权也能为出版社创收
　面对很多出版社在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维权后，有些案子的结果是赢了官司输了钱。王芳说，外研社经过多年的维权实践感到，其实只要维权工作做得深入，不但能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更能夺回大块发行市场，而且也是个创收的过程。正如采访中王芳多次表示的：打盗维权就是为正版销售保驾护航。因为他们在追究各类犯罪嫌疑人的行政、刑事责任外，会尽最大限度的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这样不但加大了盗版书商从事盗版的成本，同时也可使出版社在经济上获利。因此赢了官司输了钱的认识，在他们眼里应该是企业参与维权初级阶段的认识，也可以说是个误区。而且通常对于要走司法手续的案件他们是很慎重的，如果没有太大把握是不会轻易立案，问题并不是怕输，而是不想让这种侵权的行为，因为判决结果而变得嚣张。再有他们会根据侵权人的态度来决定是否起诉，通过判断侵权人是无意间卷入的，还是蓄意的，是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还是执迷不悟继续侵权。当遇到一些态度蛮横的侵权人，他们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态度非常坚决，一定会要个说法。

　打盗维权需要政府支持
　王芳最后对记者说，虽然外研社的打盗维权之路比起其他兄弟单位还算顺利，但其中的艰辛也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在维权的路上，无论条件多苦他们都不怕也不在乎，外研社是出版企业，而执法管理的权力在各级政府手中，因此，还需要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地方保护现象还依然存在，面对盗版的危害认识更是参差不齐，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对版权保护的认识尚浅，甚至有个别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对外研社的打假人员说：“北京那么大，不就卖了几本盗版书吗？没必要那么当回事儿，全当是扶贫吧。”每当这时，外研社的维权人员就会大声呼吁：我国要增加维权力度主要还是先要靠政府的力量，只有加大对版权保护的宣传普及度，提高各地执法队伍水平，并尽可能排除行政干预才能让更多权利人伸直腰杆。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