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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活力之源

彭松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6-03 10:51:28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08.5

　回顾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之时，1979年和198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先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恢复建制，随后一批又一批大学出版单位相继产生，从此开启了我国大学出版业业兴人旺和活力四射的发展局面。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彭松建，多年耕耘于大学出版园地，对大学出版事业的发展有着深刻感悟，为此，他特撰此文，回顾我国大学出版业30年的发展历程，探讨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之源泉。

　一、我国大学出版业3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
　在回顾我国大学出版业30年发展历程之前，有必要说明，我国大学出版业发展的历史可上溯到上世纪之初，即早在190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设立了编书处和译书局，开始从事有关大学教科书和学术图书的出版活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也都设立了出版社。这些可以看成是我国大学出版业的发端，然而，那只是一两家大学社，尚未形成一个大学出版行业。从整个大学出版行业来观察，应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发展和形成了大学出版事业和大学出版产业。
　30年来，我国大学出版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1年)是大学出版社的建立和大学出版业的形成阶段；第二个阶段(1992～2000年)是大学出版业创业和巩固阶段；第三个阶段(2001年之后)是大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制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学出版单位的数量迅速扩张，大学出版业形成。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1986年，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我国大学出版单位数量从零开始，迅速增加并达到66家，随后几年又增加了20多家，到1991年大学出版单位的数量达到了90家。仅仅十多年的时间，我国大学出版单位数量的增长速度在我国出版业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然而这种增长是带有恢复性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60～70年代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非大学出版单位大多停业或停止出版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改革开放春风带动经济建设进入高潮，经济建设又推动了文化建设的恢复与发展。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书荒”和买书难问题，面对高等学校师生对教材、教参等各类出版物的巨大需求，面对高等学院教师高涨的创作和写作书稿的热情和积极性，大学出版单位的数量迅速扩张，一批又一批的大学出版社应运而生，出版发行了大批的教材和学术图书，适应了当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出版物大需求的潮流。因此，形成了我国大学出版行业，为整个全国出版行业增加了一支新兴的出版力量。
　第二个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学出版单位大举创业，大学出版业得到巩固与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方针，经济建设进入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为大学出版社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全国各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层遵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精神，运用市场经济法则和市场经济机制来进行创新和创业，逐步建立和健全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了经营机制，在发展上下功夫，着力提高出版生产力，提高策划书稿能力，大力开拓出版物市场，建立和完善以成本核算为重心的经济核算体制，大学出版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超常规增长。到2000年，全国大学出版单位达100家，出书品种达28543种，出书总产值(总码洋)达66．44亿元，发行(销售总值)总码洋达50亿元(参见《发展中的的中国高校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与第一个阶段相比较，第二个阶段的大学出版单位数量增加不多，仅新增10家；然而出书品种、生产总值和销售总值却增加了3至6倍。这些数据说明，大学出版业的创业取得巨大成绩，同时，也巩固了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物市场中的地位。
　第三个阶段，出版业务快速发展，管理体制转制工作稳步推进。从2001年以来，我国各大学出版单位继续沿着快速发展的路径向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大学出版单位已达112家，出书品种达80280种，出版总产值(总码洋)187．731亿元，销售总值(总码洋)达168．38亿元。在我国整个出版行业中，大学出版单位数量占全国总数的18％。出版品种约占30％，出版总产值(总码洋)约占32％，销售总值(总码洋)约占34％。与2000年相比，我国大学出版业又快速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各类经济指标都有了较大增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为提高，在国内外出版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2001年开始，我国大学出版业又开始了管理体制改革，即大学出版单位从事业管理体制向企业管理体制转变。这种体制转变工作采取先试点、后推广和分期分批推进的程序，积极而又稳妥地探索转制的方式和模式。目前，许多大学出版单位的转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

　二、体制与机制创新是推动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动力
　大学出版业30年来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一个单位或一个行业要快速发展，首先必须突破阻碍发展的旧体制和机制的束缚。我们讲发展，就是讲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改革旧的生产关系，从体制和机制方面着手，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动力。大学出版业30年发展的事实证明，改革旧体制和机制，创立新体制与机制，才赋予了大学出版业发展的活力。我国大学出版业30年来大体经历了两轮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创新。第一轮体制改革是由纯事业单位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转轨。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单位无一例外的是纯事业单位，其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是仿照前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出版事业体制建立的。出版生产之所需人力、财力和物力按计划配给或配备。这种计划经济时代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计划控制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出版生产力的新发展，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要求，已经不能适应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之中的我国大学出版业的发展要求。因此，在20世纪80～90年代，大学出版单位启动了第一轮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即从单纯事业单位转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从文化事业单位转变为文化经营性单位。
　在我国大学出版业发展初始阶段，大学出版单位产生于事业单位的大学母体，是大学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然而，作为出版单位，大学出版社不直接从事教学科研活动，而是从事为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的文化生产和文化经营活动。进行文化生产和经营活动，完全套用教学科研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和机制是不适宜的，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所以，从其产生一开始，大学出版业就具有改革体制的要求，就有创新机制的内在冲动。产生于改革开放大潮的大学出版单位具有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新兴出版单位。因其新兴，少有历史包袱，少有旧体制和机制的约束；因其新兴，少有冗员及旧观念的约束；因其新兴，干部新，编辑员工新，能较快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能较快地突破僵硬旧体制和“大锅饭”
　平均主义机制的约束。应该说，实行企业化管理，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出版业自身发展规律要求，各大学出版单位苦练内功，各大学出版单位较好地推行了以社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较好地解决了领导班子中多头主事管理的弊病，管理决策权相对集中，理顺了出版单位内党政一把手及管理层多把手之间的关系，大胆地对人事、劳动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大力改革内部的旧管理制度，建立效益与业绩贡献挂钩的新机制，激活出版管理人员和编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和创新有力地推动大学出版业较快发展。
　然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不是一步到位，不是一次改革就能全部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推进的历史过程。在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改革目标之后，大学出版业根据发展的实际需要，又迈向了新的改革目标。进入21世纪之后，大学出版业进入了第二轮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这就是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进一步转轨到企业法人治理制度，向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独立的经营主体——完全的企业法人治理方向转轨。
　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批大学出版单位发展建设速度快于大多数出版单位，其经营规模的扩张速度和经济实力大大超过其他出版单位，这样，就提出了调整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改革的新要求。当一批规模较大的大学出版单位实力增强，业务范围扩大，规模扩张之后，金字塔式管理体制又不适应了做强做大的新情况，于是一批规模较大的大学社开始进行管理体制的又一次创新，在管理结构上向建立事业部制和事业分社的体制转变。这是一种赋予事业部或分社更多管理权的扁平式管理组织结构。这种扁平式组织结构更有利于调动中下层管理骨干的经营积极性，也有利于社级主要领导(或集团主要领导)集中精神做好战略决策和谋划更大更快的发展。

　三、人才何人力资源是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大学出版业30年发展的轨迹来观察，体制和机制解决之后，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源则成为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学出版业和一般出版业一样，是文化生产和文化经营行业。这里突出的特色是文化和经营对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源有高于其他物质生产行业对文化知识标准的要求，即从事大学出版业管理和编辑营销的人员应具有较高的学历，有较丰富的文化知识和较高的对文化市场的认识把握能力。大学出版单位又一个显著优势是它产生于进行知识传授和知识创新的高等院校。高校本身积聚有较丰富的文化知识人才，可谓人才济济，这对大学出版业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从大学创办出版社开始直至发展的各个阶段，大学的党委和行政领导机构都十分重视选择优秀的具有开拓精神的懂经营又有丰富文化知识的人才进入出版社的领导班子。明智的人们如果细心观察和考察目前各大学出版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就会发现，他们中间不乏既具有硕士、博士学位又有教授职称的人才。有较高的学历，只是出版工作者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优秀的出版工作者和出版经营管理人才还必须具有对文化、文化生产和文化经营的把握能力和洞察能力，具有超前的文化生产经营的思维，预先洞察出版物市场的未来走向，预测未来，谋划未来，并率先垂范，把敢为天下先的思路变为敢为天下先的实践行为，这样才能在出版物市场上抢占先机，并不断创新，不断开拓，不断取得新成果。许多大学出版社领导班子成员发挥文化先导力的作用，通过从事出版生产和经营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总结，包括向国内外同行学习，大大增加了他们在出版业务方面的核心知识或关键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人才是出版业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核心竞争资源，是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和持续发展活力的源泉。
　改革开放给大学出版业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源带来的活力在于30年来，经过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各大学出版单位革除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人的管卡压和对人的控制，各级领导机构对大学出版业管理骨干和编辑骨干的创新放心放手，运用各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培训手段，鼓励大学出版人成长成才，建功创业。比如说，组织大学出版单位管理骨干到大学出版业发达的英国和美国进行培训考察，放手让他们近距离观察英美大学出版单位的实际经营操作，了解经营模式，体察经营理念，取回经营大学出版单位的经验。有的骨干编辑还在国外培训一年有余。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少大学出版单位的骨干通过这些培训考察和与国外同行的深度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回国办好大学社的冲动和深度思考，为尔后的经营管理创新和发展作了铺垫。从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视角，我们不难找到全国有20多家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创造了丰硕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原因。这20多家大学出版社各自的总产值(生产码洋)都分别超过1亿元人民币，其中有八九家出版社总产值(生产码洋)超5亿元人民币，成为我国出版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经济社会大环境有利于大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
　人们常说，时势造就英雄，环境成就产业。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社会大环境。经济社会大环境可能有利于行业的发展或也可能阻碍行业的发展。产生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大学出版业，恰逢其时。党和政府为大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大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全党全国人民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经济建设迈入了全国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信息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对科技文化知识和具有知识人才需求的高涨，从而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新发展，这为出版业的繁荣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具体考察大学出版业30年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大环境，其中大学大规模扩招带动了高校教材和教参等出版物市场的扩张就是良好的发展大环境。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90年代大学教材和教学参考读物市场的总营业额不过20亿元左右，然而进入21世纪之初，这类出版物市场的总营业额已增加到120亿元左右，而且还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高校教材、教参出版物市场的扩张十分有利于大学出版业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面对出版物市场扩张的难得发展机遇，大多数大学出版单位抓住了这个机遇，适时地编辑出版了一批又一批高校教材和高校师生的教学参考读物，从而促进了大学出版单位出书品种增加，出版总产值(总码洋)，销售总产值和利润的成倍增长。
　我们考察高校大规模扩招，大学录取人数增加的轨迹，也不难发现大学出版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和背景。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全国录取的大学生人数为27．3万人，1978年为40．2万人，21年后的1999年大学扩招，该年录取大学生人数为163万人，已是1978年的4倍左右，到了2007年，又过了近十年，大学录取人数达260万人，已是30年前的9倍还多。2007年在校大学生人数达2500万人，高等院校的毛入学率达到23％左右。大学学生人数如此迅速增长，为大学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读者群体。庞大的读者群体产生巨大的出版物市场需求，为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和难得的机遇，也给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

　五、党和政府的扶植与支持，是推动大学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国际视角来观察，许多国家大学出版业的创立和发展都得益于有关国家政府的扶植和支持。凡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和关注国家文化软实力累积的政治家，在治国理政时，都或多或少地制订了向文化事业发展倾斜的扶植和支持政策，长期放手促进文化事业发展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累积和聚集。在扶植和支持大学出版业发展方面也有先例可循。比如，英国为扶植和支持大学出版业的发展，早在1571年就开始由议会颁布法令，对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给予税收优惠。英国议会的相关法令规定把大学出版社等同于慈善机构，免交企业营业税和所得税，并且明确规定大学出版单位的营业利润必须用于本单位的出版业务活动，少部分营业利润上交所在的大学作为办学经费的补充。这实际上是政府给予大学出版单位发展以资金扶植与政策支持，放手让大学出版单位去开发文化出版资源，为繁荣文化和累积文化软实力给予的政策倾斜。从已有历史资料和现实状况来考察，英国政府对大学出版单位的税收优惠政策从16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至21世纪，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且没有因牛津与剑桥两家大学出版单位发展壮大了，营业额和利润额大幅度增加而中途改变政策。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对大学出版业的发展一直给予扶植和支持，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利于大学出版业发展的政策。从大学出版单位的建立和全国合理布局方面来观察，党和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对于符合建立出版单位条件的大学，又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利用和发掘文化出版资源的省市区，都批准建立大学出版社，例如地处我国西部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云南、贵州等省区都批准建立了大学出版单位。
　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版权保护环境是政府扶植和支持出版业发展的职责。中国政府为了扶植和支持大学出版业和整个全国出版业的发展，在营造公平竞争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版权保护环境方面，制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加大了执法力度，这样，大学出版单位才可能和全国非大学出版单位在公正、公平、公开竞争的良好环境中去拼搏，去开拓市场，去获取竞争优势，发展大学出版业。
　在大学出版单位的税收政策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之初，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给予了一定的扶植和支持，即大学出版单位在一定时期免交企业所得税和退还部分企业增值税。进入21世纪之后，对于实施转制试点的大学出版单位实行退还或免交企业所得税。地处西部地区或经济特区的大学出版单位也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凡此种种，都是党和政府为扶植和支持大学出版业的发展，在有关政策上予以扶植和支持。
　大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为全国出版业的大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全国文化的繁荣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累积贡献了力量。然而，人们认识到，文化的繁荣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聚集和累积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要经历许多代人的长期奋斗，只有不断进行文化创新和文化积累，才会逐渐显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影响力。倾斜于文化发展的政策在某种情况下比较难以在短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改革开放30年了，大学出版业已有了快速发展，在我国出版界可谓异军突起，成绩耀眼。然而，我们把30年放进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比如说300年来考察，也许今天大学出版业的发展还只是一个起步阶段，是为未来更大发展的必要准备。从文化繁荣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累积来观察，大学出版业的贡献还是很小的，很不够的。大学出版业任重道远，在为国家文化繁荣和文化软实力累积作贡献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08.5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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