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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出版人共寻危机下的出版之道

记者：彭致

2009-03-30 10:28:31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3月30日

　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很多国家的书业人士都把焦点放在了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上。同时，包括中国、南非、摩洛哥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书业人士却在谈论如何利用金融危机发展书业各细分领域，寻找金融危机下的一条独特发展之路。
　来自德国图书信息中心的消息称，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印度）于2月27日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全球出版人圆桌会议。来自阿根廷、英国、德国、瑞士、中国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出版人2月27日齐聚新德里，共议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地化中寻找一种平衡，如何利用一切资源为书业服务，如何在出版全球化加剧的情况下经营独立出版社，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书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3月6日，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了一场题为“金融危机对新闻出版业影响”的专题研讨会。数字出版再次被业界关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危机下的最佳发展时机。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中国市场发展部总经理周爱兰与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冷静分析国内出版人的重大机遇。

　注重本土化出版
　参加新德里会议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中国市场发展部总经理周爱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出版全球化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如何本地化也同时备受关注。“印度是一个出版比较自由的国家，但是自由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本地出版社夹缝中求生存居多。哈珀·柯林斯、企鹅等英美大出版集团已经在印度开设分公司。大家还是更专注，如何采取本地化策略，占有更大市场。”周爱兰说。
　过去10年，出版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就是巧妙地利用外部的资源。中国、印度、南美的努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会上，大家对本土出版如何为国际出版服务也给予关注。出版越来越全球化，如何让本土出版找准国际出版中的定位是各国出版人以国际视角审视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会上，英国布鲁斯博里出版社的理查德·查金以自己如何利用印度印刷为例，剖析了利用外部资源对出版的有利性。印度印刷商、出版商纳莉斯·卡纳对印度的潜在巨大市场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数据加以详解。
　企鹅（英国）在会上也谈到他们在印度的一些做法，业务领域甚至涉及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当然也包括印刷。企鹅（印度）为企鹅（英国）、企鹅（美国）提供很多可利用的有利信息，比如当地版权贸易的价格等。同时，企鹅不仅将自己的产品输出到印度，也做一些其他大出版社的代理业务。
　“在印度获取资源为国际出版服务,同比其他地区有很大优势。印度的出版资源有价格优势。”周爱兰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的不少出版社也在国外开有分公司，至今鲜有报道收效如何。“中国的出版人跟国外的出版的管理方式不一样，这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同时需要国内出版人更多地融入本地化出版中。”周爱兰说。

　借势推进版权贸易
　“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已经向越南输出了21个品种的版权，而去年对外输出的只有10多个品种。”白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一般出版人的眼中，国际经济如此不景气，谈对外输出版权简直就带有讽刺意味。然而，中国、南非、摩洛哥等国家和地区今年1月的图书销售却看涨。而对外版权输出最本质的特点是图书是否适合当地读者的阅读需求。国内出版人能否抓住机遇，开发出好的选题，开发出适合国际出版的选题，就是各出奇招的事。接力社这一数据证明，中国出版人有实力做出适合国际市场的选题。危机下的版权贸易更能体现整个国家的出版实力。
　白冰还称，该社在版权输出方面并不仅仅体现在对越南输出的单一事件上。目前，该社几个重大的图书版权输出项目一直在洽谈中，进展顺利，并没有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相对于版权输出，白冰谈到国内出版人更应该把焦点放在版权引进上。“人民币实际在升值，这对版权引进非常有利。”白冰说。
　事实上，国际出版界一直都看好中国的出版市场。亚洲是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出版市场。而且，中国的文化产品消费近年来越来越看涨。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萧条，这体现出我国的经济实力。对中国出版界来说，在国外出版人非常愿意在此时与中国出版人合作，以弥补他们本国市场的损失时，中国出版人为什么不在人民币升值时以相对便宜的价格购进一些优秀图书选题呢？
　“谨慎地购进一些优秀图书选题，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市场创造一些新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传承了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出版人何乐而不为呢？”白冰说。
　适量引进国外优秀选题，既缓解了国外合作伙伴的部分压力，又能在关键时刻与国外合作伙伴建立起更为深厚的伙伴关系。对国外出版人与国内出版人来说，这实在是双赢之举。

　胜者为王与“剩者为王”
　面对全球化的出版，独立出版商面临着机遇，更面临着挑战。对于国内出版社来说，独立出版这一概念似乎比较模糊，很多出版社涉及领域并不单一。但是国际国内出版的相似性在于，国外大型跨国出版集团与国内效益较好的综合性出版社面临相似难题，国外独立出版商与国内中小型出版社同样面临规模小，资金调度困难，应对金融危机更为棘手的事实。
　到目前为止，中国书业遭遇金融危机的颓势并未明显显示出来，而现在摆在国内出版人面前的局面虽然可喜，但是更值得大家在乐观地接受“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观点时，时刻保持冷静，谨慎对待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与出版行业的市场变化。
　跨国出版集团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着很大的优势，但也埋下一些隐患。由于跨国出版集团太依靠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从而使得其对风险控制能力在逐渐减小，同时决策能力也趋于迟缓。然而，企鹅印度的出版人麦克·布莱恩在新德里的会上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企鹅对出版的热情很高，风险控制意识就比独立出版商强很多。
　周爱兰向记者详细描述了独立出版在印度的生存态势。“印度的独立出版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出版市场大多为大型出版集团占有，独立出版空间小，也几乎没有政府的扶持，所以他们生存艰难。即便如此，他们的存在也是有客观原因的。这些独立出版社比较专业，出版的图书多半是关于印度的艺术或者是关于本地语言的。这些选题是跨国出版集团不愿意、做起来也没有优势的项目。”
　对于危机下的生存之道，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国内出版界分为两个层次，即根基扎实的效益较好的出版社和其他效益一般甚至偏低的出版社。相对应的，白冰提到两个关键词，即“胜者为王”和“剩者为王”。“胜者为王”是指效益较好的出版社要把此次危机看做机遇，选题精中选精，然后重磅出击，获得市场的认可；也可以通过精细化的规模效应实现利润最大化，等到经济复苏时，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剩者为王”是指中小出版社要在危急时减小产品规模，尽一切力量生存下来。能够在危机下存活下来，这也算一种适宜的生存之道。

　创新增长模式
　新德里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探讨全球金融危机给出版业带来的影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尽管金融危机对各国出版业均有影响，但是程度不一样，局面并不稳定。面对这一不利的出版生态环境，各国出版同仁均表示，各自在危机下的生存法则就是，根据本国特点，制定出适合自己保持业绩的策略，并根据市场的微妙变化创造出新的增长点。
　来自阿根廷的出版人玛丽亚·卡巴奈拉斯就表示，他们现在正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新的增长模式。白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据他了解，具有成熟图书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少儿出版选题大约占整个出版市场的20%左右，而国内少儿出版一年的市值约为60亿元人民币，仅占国内出版市场的10%左右。“从少儿出版来看，我们还有60亿元的潜力市场。与国外出版人合作，去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白冰说。
　从出版的细分领域来看，大众领域无疑受最大影响。企鹅（英国）的理查德·查金在会上表示，英国出版业目前正面临着很恶劣的出版滑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零售市场的不景气，而零售市场不景气却跟多家零售商的扫地关门关系紧密。而来自阿拉伯出版界的出版人海萨姆·费德尔表示，大众领域在阿拉伯国家尚属新兴领域，暂时看不出好坏，看不出受影响的程度。教育市场无一例外的几乎不受影响。“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受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教育出版也不受影响。”周爱兰说。来自麦格劳－希尔（印度）的阿杰·苏克拉在会上谈起了STM出版（即科学、技术、医药类出版）。他说：“印度的STM出版已经发展到与国际紧密接轨、与国际同步的实力，而中国、摩洛哥、南美各国的出版同仁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佳绩。”
　不少国家的出版也都处于独立出版商与大型出版集团“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相安无事只是常态。当危机来临时，以合作出版的方式“抱团”迎接挑战成为英明之举。所以，新德里会上的跨国出版集团、独立出版商均更愿意谈合作，希望找到一种友好的途径将国际出版与独立出版连接起来，优势互补，共谋大局。

　着力开拓数字出版
　大家同时关注的也包括对数字出版的开拓。中国的数字出版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印度也对此呼声很高。印度出版人丹尼斯·杰恩就表示：“如果手机的使用覆盖范围达到4亿人，那么图书，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内容产业都将有巨大的挖掘潜力。”周爱兰对此表示赞同。
　在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金融危机对新闻出版业影响”专题研讨会上，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临称公司签约了20多万个作者，每天给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带去几万人。“我们能够把其他的网络都整合起来，跟盗版书相比，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跟正版书的情况相比，就数量来说我们应该是第一。”他说。
　从发展的情况来看，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希望跟传统出版行业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因为造纸业是造成废水来源当中最大的一块，大概30%的废水都是造纸业产生的，而造成纸张最大消耗量的就是印刷业，对砍伐树木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王东临说。
　业界看到，即使是5000本书的送书下乡活动，如果从数字出版的视角来看，经济效益还不如数字出版的收效。赠送5000本图书至少需要10万元的成本，这笔经费至少可以建3个数字图书馆，可见数字出版成本很低。如果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推广开来，收效不可小觑。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3月30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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