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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出版大学－－访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

记者　唐明霞

2003-07-18 14:35:23 来源：

　200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销售码洋为?600万元，2001年，增长到1．2亿元，2002年，销售码洋达1．5亿元。两年翻了一番。复旦社的近期出版规划是：深化精品出版力度，打造精品出版“双百工程”，即力争到2003年出版100种以“复旦博学”为主的精品教材，进而开发200种复旦版的长销精品教材；同时，至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出版100种原创性学术精品。这样一种规划源自复旦社社长贺圣遂如下的出版理念：“恪守本位，创造品牌，学术出版，世界接轨，自强不息，居安恩危”。

　记者：大学出版社近几年发展迅猛，但各个社的成长道路是不同的。您认为复旦大学出版社近两年的增长主要靠什么?
　贺圣遂：任何出版社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积累过程，复旦社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复旦社这两年取得了一点儿成绩的话，那最关键的是前两年进行的选题结构调整，明确了以学术著作和教材为主的出版方向。以前出版社也有教材和学术著作，但倾向性不明确。出版倾向不明确，服务对象就不明确。确定方向以后，服务对象就非常明确了。服务对象一旦明确，服务的方向和途径也就清晰起来了。因为不同的选题，针对的是不同的读者，营销的方式当然也就不一样了。
　另一方面，通过治人来治事。依托复旦大学这样的名校，出版社应该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但两年前员工的整体工作状态和作风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一方面通过改革激励机制，调整干部，调动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提倡敬业、廉洁和奉献精神，通过实行重要岗位的干部轮岗等制度，确保出版社的良性运营。

　记者：这种产品结构的调整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贺圣遂：大学出版是世界性的出版现象。国外大学出版发展的道路也应该是中国大学出版发展道路的借鉴对象吧。大学出版有一个总体的倾向，凡拘泥于为本校服务的，发展就缓慢；能冲破围墙、运用商业经营手段的，发展就快。但国外大学出版的商业化程度远没有中国的高，中国大学出版是否有商业性操作太过的问题，由此带来学术性不够，或者说是学术出版的规模、编辑的力度不够?
　我的观点是，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的立身之本。一个大学出版社没有学术，在国际上永远都不会有名气，国内有很多大学出版社都把学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复旦大学的优势学科很多，出版社必须依靠这些优势学科，依托这些出版资源，做好选题开发和图书的出版工作。不做好这些品牌著作与教材，就是自己主动放弃了市场。我从事过多年的发行工作，对于复旦社来说，哪些品种最有优势、最能产生效益，是深有体会的。

　记者：那么，复旦社的商业性是如何体现的呢?
　贺圣遂：以学术出版为本并不意味着放弃商业性。复旦社以学术著作和教材为主要出版方面，其中，教材出版就是商业性的体现。学术著作的价值是靠社会效益来显示的，它可以影响一个出版社其它产品，比如教材的销售。因为学术出版其实是一个大学、一个出版社研发能力的代表，是品牌的代表。
　而且，学术出版做得好，也不见得会亏本。另外，一些真正优秀的学术图书是得到各级部门支持的，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出版资助。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学术出版的门槛太低，良莠不齐。其实，好的学术著作永远有市场，大学出版社完全可以成为非赢利的赢利机构。

　记者：如何才能保证出版“好”的学术著作?
　贺圣遂：有了“以学术出版为编辑本位、以传衍文明为最终使命”这个指导思想以后，做好学术著作出版首先就要培养一批称职的编辑。没有一流的编辑，就不要做一流学术出版。一个好的编辑，需要有一流的学养和认真的服务精神。编辑与一流学者之间的交流可以平等交流，能够看出一流学者的优缺点，可以改正他的瑕疵，使其著作更加完美。
　大学出版社要扶植、保护这样的编辑，这是一个长期的培养过程。出版社不能只注重市场策划编辑。商业图书与学术图书的编辑应该是不同的。
　另外，营销队伍也需要增养，因为学术图书营销时面对的是图书馆、研究机构、高校、学者，所以发行人员也需要一定的学术水平，才会知道客户在哪里，知道怎样来传达产品信息、怎样推荐客户感兴趣的东西。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水平。

　记者：您刚才提到“品牌”，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复旦社希望塑造的品牌是什么吗?
　贺圣遂：希望复旦社能成为一所“出版大学”，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提供给知识大众最好的学术科研前沿著作和优秀教材。一个大学不可能将最优秀的学科都纳入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但出版社可以通过学科出版建设来组合一个比较完善的教材体系和研究体系。剑桥、牛津等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都是冲破了围墙，以自己的出’版物吸引了无数读者的关注，树立起“出版大学”的成功典范。
　直观地说，如果将来国内大多数学者、专家都觉得，由复旦社出版自己的作品，就放心、就满意，并感到是一种荣誉，那复旦社就成功了。
　复旦社不会一味追求码洋有多大，更注重的是树品牌，做名社，出好书。我的观点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一流。作为一个出版人，留下的不是码洋，最终可能留下来的是书，是藏之名山、留传后世的书。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将图书截然分成品牌书和效益书，或认为在某一个学术领域做一两本好书就是品牌了。而是要将品牌的理念贯彻到每一本书的出版、营销过程中，贯彻到为读者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品牌战略来自明确的定位，品牌就是出版理念，不单单是指出版几本书，而是要永远牢记为谁服务、如何服务。

　记者：您个人认为当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中，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贺圣遂：大学出版社这两年的发展速度很快，全国出版社五十强中就占有17位，这主要还是由于中国当前科教兴国、教育发展的大背景所提供的客观机遇。这个机会别的出版社现在也都在争取，但是，大学出版社依托自己特有的地缘、人缘优势，将在这方面会有更大的突破。
　对大学出版社来说，有条件做大、做强的，可以求大；但对大多数大学社来说，还是应该缩小规模，走专业化的道路，搞活自己的优势品牌。别人做什么就跟什么，是短期行为，是自失时机。当你培养出一个大众都认可的品牌后，可能什么都可以做了。但现在，大多数出版社都还处于培养品牌、扶持品牌、塑造品牌门槛的时候。
　事实上，许多尖端问题的解决最终是通过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揭示出来，经过更多学者的参与而最终得以解决的。大学出版社往往最易站在学术前沿，承担理论攻坚的深度出版的使命，如果大学出版社可以在这一方面成功实践的话，那么它就必然会获得别的出版机构(商业化出版社)无法取代的地位。一些规模并不大的专业性大学出版社，如果能够认认真真进行一些学术性的积累工作，那么不仅会对学术发展和思想传衍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还会因其不可替代性获得社会的认可。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3-06-06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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