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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理论与编辑的读者观念－－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

左健（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2010-01-05 16:52:11 来源：《中国出版》2009年12月下旬刊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

　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接受影响美学”。最初提出接受美学的是联邦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等人。后来，民主德国的瑙曼，在接受美学的苏联学派、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观点后，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接受理论。
　从表面上看，接受理论与编辑理论没有直接的联系，但由于前者致力于研究读者及其接受问题，“将注意力从本文转向读者，传统批评所依附的确定的本文被接受者取而代之。”……所以它与编辑的读者观念以及市场意识就有了内在的贯通之处。因此，考察接受理论对于编辑的读者观以及编辑的组稿策划工作，就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对读者地位与价值的认识
　在一般的观念当中，与作者、出版者相比较，读者总是被动的、次要的角色。而西方接受理论是怎样认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的呢?尧斯指出：“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2]他打破了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价值观，认为读者与作家作品一样，都具有主体性的地位。一方面，作家作品影响读者；另一方面，读者又反过来影响作家的创作，读者在文学价值的实现和创造方面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接受理论的读者观对编辑出版工作是有启发意义的，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在图书出版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形势下，出版者愈来愈重视读者，谁拥有读者，就拥有了市场，就拥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问题是我们是否善于贴近读者?是否有本领把握读者需求、引领阅读市场?编辑们要做的首先是影响作者，引导作者具有“读者观念”。一般来说，作者写作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个人的长处和兴趣，较少考虑读者的需求和心理，学院派的作者更是如此。那么，编辑就应该承担起桥梁作用，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沟通，影响作者，让作者的书写得生动活泼，有可读性。应当让作者知道，离开读者的阅读，你再好的作品也只是一堆印刷符号。法国作家萨特指出，要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得以实现，“就需要一个叫阅读的具体行为”，离开具体的阅读行为，“存在的只是白纸上的黑色符号而已”。[3]图书出版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读者的接受而实现其内在价值，所以对于编辑来说，应该像接受理论那样，引导作者面向读者，研究读者；或者根据选题的需要选择作者，要求作者应当如何写，从而推出受读者欢迎的作品。
　其次是学会细分读者市场，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是编辑读者意识的一个基本要求。编辑无论在选题策划，还是在组稿审稿时，都要加强对读者需求的分析，为特定的读者群服务。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全面系统地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被学界称之为是中国最大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是一套严谨的学术著作，它的读者对象应是学界人士。为了普及传统思想文化，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出齐以后，南京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这套丛书的简明读本，以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为读者对象。两者因读者对象不同，所以在书的性质、内容阐释、语体风格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从而体现了各自的特色。
　细分读者市场，应该看到读者是分类型的，出版人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去满足其中的某一类需求。从年龄上看，有老年读者、青年读者、儿童读者；从性别上看，有男性读者，女性读者；从社会角色来看，有工人、农民、白领、学生、学者、机关干部、军人等；从人数上看，有小众读者，有大众读者。就同一类型而言，也有不同的阅读需求，如为了增长知识技能而阅读的学术著作、教材等，为了休闲而阅读的文艺小说等，为了生活而阅读的实用类图书等。
　此外，还应加强对读者阅读心理的研究。如读者在选购图书时有“求新、求实、求雅、求美”的心理，还有从众的心理，追求名人的心理，追求名牌出版社的心理等等。以“求新”为例，人们一般不愿意长久地欣赏一副老面孔，在网络时代、图文时代，现在不少图书的策划者都注重图文并茂，在视觉上变阅读为“悦读”。从内容的表达方式上看，人们总希望它有新的变化，以新的方式来阐发传统的东西。《百家讲坛》系列图书变“论”为“说”，如易中天的“品三国”系列，王立群的“读史记”系列，于丹的“《论语》心得”等，就是充分考虑到听众(读者)的接受兴趣和接受能力，以生动新颖的语言讲解历史和传统文化，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兴味盎然，自然拥有了很大的听众(读者)群体；对推动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的普及，功不可没。所以，要想推出一本好的大众读物，就一定要了解、把握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也是接受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二、适应读者和提高读者
　作者和读者是互相依赖的统一体，对于两者的关系，接受理论一方面认为，读者具有实现和创造文学价值的功能，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如何，通过信息反馈，常常对作者的创作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作者也往往根据读者的接受反应，调整自己的创作，使之更符合广大读者的审美需要。这是作者的创作要适应读者的一面。从另一方面来说，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不仅仅是实现作品的潜在价值，获得审美享受，而且还有接受影响、变革自身的一面。优秀的作品使人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升人格境界，所以，作品不仅要适应读者，而且还负有提高读者的使命。首先是“适应读者”。从我国的现状来看，整体上民族文化素质还比较低。要使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就不能无视这些读者，也就不能不适应他们。只有适应他们，才能提高他们。因此，编辑必须认清这些阅读对象的特点，在“适应”二字上做文章，推出为这一部分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来。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也曾说过：“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4]他提出戏文“贵浅不贵深”，就是为了适应“不读书人”这个层次。因此，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的编辑，都要面向读者，留意读者的接受水准，既要有适合高层次读者口味的“阳春白雪”，也要有适合为数众多的一般读者的“下里巴人”。
　适应读者，并非一味地迁就读者，让他们在原有的接受层面上止步不前。通过作品的影响作用提高读者、重塑读者才是作者和编辑的最终目的。从文艺消费学的观点来看，这又叫为对象生产主体。出版社推出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名著，使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不断地受到美的熏陶，培育出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通过持久的阅读更新读者的期待视野，使读者的主体人格和审美鉴赏力得到发展。正如有些论家建议的，应该把文艺鉴赏的坐标定在“让当代观众跳一下才能摘到这个桃子”的水准上[5]。这样，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潜能，在“跳一下”之后，才“摘到桃子”，在满足自己阅读需求的同时也使主体的本质能力得到提升。

　三、水平接受、垂直接受与畅销书、常销书
　接受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即水平接受和垂直接受的概念。水平接受是指在某一时刻，不同的读者、读者集团和社会阶层对某一部作品的接受状况，反映了文学接受的广度和共时性的效果。垂直接受是从历史延续、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作品被读者接受的情况，反映了文学接受的深度和历时性的效果。
　水平接受和垂直接受的观念提供了价值判断的两个参照系，对于编辑策划畅销书、常销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从水平接受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选题在某一时期横断面的影响，求得较大的读者覆盖面，产生较大的反应，甚至是“轰动”的效果。这种效果的取得往往与一个时代的“热点”相关。例如，“文革”刚结束时，痛定思痛的“伤痕文学”广为流行；出于对传统批评模式的不满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数以千百计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被翻译、出版；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商业化的社会中，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于是有“国学热”的兴起；近几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出版社就推出了许多指导就业、创业的书籍；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于是关于奋发励志、经济转型类的图书纷纷出版。从这个角度讲，编辑主体应该具有三个意识：一是宏观意识，编辑应结合社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局来把握出版物的方向和时代精神。二是动态意识，编辑应该充分意识到，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思潮与思维方式的作用下，读者的阅读需求与审美趣味更替的周期也有所加快。编辑要以一种动态的思维意识密切跟踪观察社会思潮的变化和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及时策划，推出产品。三是超前意识，编辑应该从现实的消费活动中预见到将来，使自己的选题具有超前性。编辑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上述几方面的素养，就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及时地采取行动，取得理想的水平接受效应。
　然而水平接受效应并不是最重要的目标。一是因为读者在一种消费潮流面前，往往带有一定的“从众心理”，这种消费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二是出版部门在一种消费潮流面前，往往盲目上马，互相撞车，从而造成出版物的过剩。而垂直接受的思路正可以济此不足。垂直接受注重的不是一个横断面的共时效果，而是整个历史积淀的效果。它通过对历代数量众多、鱼龙混杂的图书作品的筛选和扬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一个民族的文史精华得以流传、继承和发展，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正如近人刘永济先生所指出的：“文学之事，作者以外，有读者焉。假使作者之性情学术，才能识略，高矣美矣，其辞令华采，已尽工矣，而读者识鉴之精粗，赏会之深浅，其间差异，有同天壤。此舍人所以‘惆怅于知音’也。盖作者往矣，其所述造，犹能不绝者，实赖精识之士，能默契于寸心，神遇于千古也。作者虽无求名身后之心，而其学术情性，才能识略，胥托其文以见。易词言之，一民族，一国家已往文化所托命，未来文化所孕育，端赖文学。然则识鉴之精粗，赏会之深浅，所关于作者一身者少，而系于民族国家多矣。论文者又乌可忽哉?”[6]刘先生指出，民族文化的承传，很大程度上依赖学术文章；而学术文章的承传，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读者“默契于寸心，神遇于千古也”。一个有较高鉴赏力的读者，不仅实现了图书作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赖此继承了民族学术的精华，使民族学术的一脉生机绵绵不绝，发扬光大。编辑在进行选题规划时，要有一个纵向的、历史的眼光，不仅要努力策划畅销书，也要努力策划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常销书，为民族的文化传承打下深厚的根基。例如南京大学出版社穷20年之力推出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思想史专家张岂之先生认为就是可以和历史上的传世经典相媲美的精品力作。这类图书拥有的读者面可能不是很大，也不会产生轰动的效应，但从垂直接受的角度，它们却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文化意义。这是编辑应当建立的另一种不容忽视的价值标准。这也是接受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2]见R．C．霍拉勃．接受理论．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47
　[3]萨特．什么是文学．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95
　[4]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研究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6
　[5]金湘．平仄声声动地来－－何训田交响作品音乐会听后[J]．人民音乐，1989(2)
　[6]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来源：《中国出版》2009年12月下旬刊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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