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叶小札》（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最近推出的一本书，该书所收除几篇散作，均为2010年以来新作。作者已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说珍稀版本，道文坛旧事，特别是书中对前辈友朋的怀念，尤使人动容。

　　巴金不是“旅行家”

　　一九四六年底，巴金编完了自著的散文集《旅途杂记》，在“前言”中说：“过去我印过一本　《海行杂记》、一本《旅途随笔》和一本《旅途通讯》。有人因此称我为旅行家。其实我对旅行并无特殊爱好。我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旅途上，只是为了看看我那些散处各地的朋友，和体验一些人的生活。”看来称巴金为“旅行家”的人并无恶意，但也流露出对巴金写旅行记的不以为然，好像巴金只应该写长篇小说。

　　巴金没有接受“旅行家”这个称号。对于这四本“旅行的书”曾经分别作过说明。我是相信巴金那朴素和诚实的自白的。他写游记，不过是“求助于我的这管秃笔，让它老老实实地对朋友们讲几段我的生活的故事”。

　　《海行杂记》，原名《海行》，一九三二年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一九三五年上海开明书店改名初版。年轻的巴金决定远行法国：“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二月，那时，我还不曾开始写小说。我为我的两个哥哥写这本游记，使他们明白我怎样在海上度过了一些光阴，并且让他们也领略一些海行的趣味。”（见该书序言）

　　《旅途随笔》，一九三四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巴金在该书序言里说，他是靠着友情生活的。“我并不是因为喜欢‘名山大川’才开始旅行的，虽然我也很想知道各个地方人民的生活状况。”巴金明白地宣示了他游记的特点，并不是游山玩水。

　　《旅途通讯》，一九三九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写于抗战初期：“是在死的黑影威胁下写成的。”“我不会说假话，这些信函便是明证。甚至敌机在我的头上盘旋，整个城市在焚烧的时候，我还感到友情的温暖。是这温暖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以平静的心境经历了信中描写的那些艰苦的日子。”（见该书序言）

　　《旅途杂记》，一九四六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作者在抗战中曾经流亡于广州、桂林、贵阳、重庆、成都等地，有些篇章仍写于炮火声中。巴金说：“我们亲眼看见了侵略者的败亡。我们并没有犯错误。我们且等着看火中凤凰的诞生吧。”（见该书前记）

　　在这四本游记中确实很少自然风光，当然这也不能证明巴金是反对别人在游记中单纯写风景的。因为这也是读者的需要。多年来，也很少有人评论巴金的游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阿英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海市集》，收有一篇《小记二章》，其中之一便是评介一九三四年文坛上出现的三本游记，标题即名“游记文学论”。三本游记为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巴金的《旅途随笔》、郑振铎的《欧行日记》。阿英的评论是：“这三种游记，从它的社会性上来估量，巴金的一部是较强的。伴着那个人游踪而存在的，不是自然的风物，而是社会的动态。如　《农民的集会》、《谈心会》、《西班牙的梦》、《亚丽安娜》都很现实地写出了现代的青年，现代的农村。《香港》、《香港之夜》、《机械的诗》　则写了现代的都会；《游了佛国》、《在普陀》、《鸟的天堂》更是很美丽地描写了自然的风物。而《一千三百元》、《一个女傭》　更是告诉人们，人间产生了怎样的悲剧。在这册游记里，和其他的著作一样，存在着作者火一般的奔迸热情，时代的生活影像，是表现着世界之动的游记著作。但人物的介绍，只有安那其青年，是他笔尖上最发展的人物。”三十年代后期的阿英出语平和，已少偏激之词。他可能是最早推崇巴金游记的人。

　　关于游记的写作，萧乾也受益于巴金。为此他为我们讲了三十年代他两次去内蒙旅行的故事。第一次是一九三○年夏天，他到了卓资山。“那时我对那里的社会现实也不是毫无觉察，然而我更多地是把它作为一次避暑旅行。我甚至还站在遍地开满罂粟花丛中，让人拍过照。”自从一九三四年他结识巴金之后，受到巴金的直接引导，逐渐走出了个人的小天地。他有机会再访了内蒙。“这次我从北平、张家口一直跑到包头。沿途我不满足于泛泛地看市容和风景了。”萧乾下了矿井，看到矿工们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也看到了人肉市场上凄惨的画面。“那次旅行粉碎了我心目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归来满怀悲愤的心情写了　《平绥道上》”，并有意识地开始了他的“人生采访”。萧乾不仅把巴金看作自己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他“在人生旅途中一位主要的领路人”。

　　我爱读巴金的作品，对他的四本“旅行的书”也不忍释手。每逢翻见这几本小书，我仿佛都能听到温和的巴金老人会轻声地自言自语：“我不是旅行家。”

　　怀念范用

　　范用同志病重住进协和医院的时候，在南京编《开卷》的董宁文君告诉我，他去探望在昏睡中的范老。病人听到来人报名后，马上呼出“《开卷》！”二字，又沉沉睡去。我立刻想到：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想到的仍是书。好像天降斯人，就是为人们出书而来。
　　在与范用同志的交往中，我视他为前辈，他没有半点官架子，也不见党八股气。几十年来总是道他人所长，没有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当他住在北牌坊胡同的时候，我在他那里先后碰到过曹辛之、龚之方、徐淦等人，都是范府的常客，话题离不开书。

　　范用同志亦曾到过寒舍，一次是同董秀玉一起来的，一次是与宁成春同来。后一次，是为出版我编的《书衣百影》做准备吧。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编了一部上下两册的《北京乎》，内容为现代作家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年写北京的散文选集。交给三联编辑部后我即不闻不问，更不论版式和装帧如何了。想不到范用同志用尽心思，书稿全部竖排，“编者的话”加了红线框，目录页也饰以红格，巧妙地呼应了书的时代氛围。此外，他请启功题签，邵宇作封面速写，曹辛之刻我的名印和生肖章，直到曹先生在电话中问我的属相，我才知道范用同志的总体设计，真有点受之有愧了。当然，这不是冲着我，是替读者考虑，也是尽一个出版人的神圣职责。幸好这部书前后共印四版。我才于心稍安，并永远感谢他为此而付出的辛劳。

　　范用同志逝世后，我找出他赠我的一本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在延安出版的《诗刊》创刊号。刊物为十六开本，土纸印，只有两页四面，出版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编者署“延安文抗诗刊社”，由刚到延安的艾青写了《创刊词》。封面上钤有范用的名章。刊首发表了天蓝译亚里士多德著的《诗学》开头部分，准备连载下去。接着是雪莱的译诗《西风歌》和海涅的译诗《近卫兵》、《哈根的中餐》，译者分别是李雷、吴伯箫、艾思奇。显然，这不是一本普及性的诗刊，仅出一期而终。诗创作则有郭小川的《一个声音》、公木的《水》、乔木的《给延水》等。留有时代烙印的是，刊物上的“延安”及“给延水”标题中的“延”字，以及诗中的“毛泽东工作着”中的“毛泽东”，都被毛笔涂掉了。作者乔木，想是当时在延安的胡乔木，不会是在国统区的乔冠华。

　　《诗刊》中夹有一纸范用给我的信：德明兄：

　　四十二年前艾思奇同志自延安托人带给我这份《诗刊》，珍藏至今，现在转送给大藏家。

　　当年在国统区，被特务发现这一类印刷品，会捉将官里去。故将“延安”“毛泽东”这几个字用笔涂去。

　　范用　八三·三·八

　　我事前并不知道范用同志藏有此刊，交谈中也不曾提及它。这是他把在危险环境中的珍藏，对延安的向往全部倾诉给我了。这种可贵的友情，是很难用笔墨来形容的。

　　一个爱书的老人归去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每个人的生命册上都会掀过这一页，而范用同志的这一页是平凡的，也是灿烂夺目的。

　　书痴奇遇

　　一九九○年，我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主编一本作家们谈书的散文随笔集《书香集》，当时没有忘记向香港作家杜渐约稿。因为他也自命是个书痴。杜先生原名李文健，一九三五年生于香港。他在香港主编的读书杂志《开卷》，以及在三联书店出版的　《书海夜航》、《书海夜航二集》受到读者的欢迎，影响深远。杜先生当时寄我他写的《书痴的话》，是已经收入台湾或香港出版某书中的复印件。后因篇幅过长，也可能收到稍迟，未及收入《书香集》中，十分抱歉。我一直无缘与杜先生一见。一九九七年，我去香港，他已移民国外了。

　　杜先生在《书痴的话》中讲到他爱书的两个故事，是我久久难忘的。作者谦称自己的藏书中没有什么有珍藏价值的版本：“如果说我还有一套可作‘镇斋之宝’的书，那就是十六卷限定本理察·褒顿的《一千零一夜》了。这套书原是叶灵凤先生的珍藏，据说他几十年前订购曾花了六百块港币，这在当年是相当昂贵的珍本。叶先生去世后，其家人曾有意将他的藏书卖掉，黄蒙田兄与严庆澍兄去看过这些藏书，劝他的家人不要大批贱卖，严兄对我谈起这事，我记起叶先生有这么一套书，就找叶先生的家属商谈，希望能转让给我。我当时银行的存款只有两千四百元，每月的工资只有九百，仅够吃饭，但我愿把全部钱拿出来买这套书。也许叶先生的家人认为这珍本落在我手中不会明珠投暗吧，只要了一千五百元，就把这套六卷的珍本让给了我。其实这限定本全世界也只有几百套，加上历年战乱，留下的并不多，其价值岂只一千五百元呢！”

　　从这里也透露了叶灵风先生去世后他藏书的下落，以及叶家后人的开明和厚道。

　　杜先生还讲到他拾书的一段奇遇：“有一天楼上的一家外国人搬走，把所藏的一套英国《大船》文学杂志扔掉，我拾回家中，如获至宝，检查一番，竟有几年全套杂志。这是英国一份短篇小说杂志，里面有不少名家作品，我从那儿找到了马尔兹、格林和很多作家的短篇小说，对我翻译上大有帮助。”

　　这段故事，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一九三一年，鲁迅为李兰译马克·吐温著的《夏娃日记》作小引的事，据译者说，原书是鲁迅家的保姆领着海婴到隔壁刚搬走的外国人家空屋里玩耍，从主人的弃物中拾来的一本破书。鲁迅非常看重书中的几十幅插图，即托冯雪峰找人翻译出来，由湖风书局出版。拾书的事可遇不可求，好书终能落入爱书人之手亦皆大欢喜的佳话也。

　　爱情滋味

　　一九九○年十一月拙作《书廊小品》出版，由于我校对粗率，其中有不少错漏，因此很少送人。但，我还是寄给孙犁同志一本，盖书中收有一篇书话，介绍了他著的《少年鲁迅读本》。

　　收到我的赠书后，孙犁同志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来信说：

　　顷奉到惠寄大著并大函。当即阅读了有关拙著的一节，我觉得写得很好。兄善于写这种文字，故收获亦丰。

　　孙犁同志说我写他的那篇书话“很好”，显然是客气话。其实不久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肤浅和妄言了。例如我简单化地认为孙犁既然是封建包办的婚姻，便非常武断地判定他也是被旧时代牺牲了爱情的人，不仅寂寞悲哀，终于没有享受到爱情的滋味。现在想来我是多么幼稚无知，实在后悔莫及。

　　读了孙犁在　《善闇室纪年摘抄》中的一段文字，更使我感到有愧。战争把一对夫妻分开得太久了。抗战胜利后，孙犁同志主动从延安回到劫后的故乡冀中，没想到内战又起，平原上仍是一片战时景象。孙犁同志曾将妻子和两个孩子接到驻地同住几日，“在送回他们的途中，坐在大车上，天冷，妻把一双手，插入我棉袄的口袋里。夕阳照耀，她显得很幸福。她脸上皮肤，已变得粗糙，战斗分割，八年时间，她即将四十岁了”。面对平原大车上这对夫妻无言的温存，我深为感动了。这不是在战火中最纯朴的爱情吗，怎能说没有爱情的滋味。

　　进城以后，孙犁一度热衷于买书，破费不少日用钱。他问妻子，回答是：“只要你喜欢。”有时孙犁到天祥商场等处寻访旧书，妻子不懂，却也跟着一起去。一九七五年孙犁在《陈老莲水浒叶子》书衣上写道：“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素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她系农村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有以致之。我于她有惭往。呜呼！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这感人至深的文字，不正是夫妻间生死爱情的铁证。

　　孙犁女儿孙晓玲最近在《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中说，一次她父亲和母亲一起到北门外的北大关逛旧书摊，买了好多旧书，厚的薄的完整的残损的都有，他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拉书，在后边快步紧跟着赶回家。这场景亦很动人。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孙犁还在北平当小职员的时候，他曾买了两丈花布寄到妻的娘家。

　　孙犁晚年回忆，妻“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见《亡人逸事》）

　　孙犁同志回顾与妻子的一生时说：“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

　　人民终于胜利了，孙犁同志骄傲地发出这样沉痛的感慨。他永远珍惜夫妻的感情。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烽火中度过的青春，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伟大的战争年代。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03月15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