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西普·曼德施塔姆（1891-1938）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1933年因写诗讽刺斯大林，遭逮捕和流放，最后死在远东。《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曼德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对于苏联大清洗时代的回忆与分析,是一部“不止于”回忆录的重要的文学作品，一部史诗意味的编年史。

　　五月之夜

　　抽了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个耳光后，奥·曼立马返回莫斯科，然后每天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打电话，央求她赶到莫斯科来。她迟疑不决，他生了气。她已经打算去买车票了，却仍站在窗前思忖。“您是在祈祷您自己别遇到这种厄运吧？”普宁(艺术学家，1923年与阿赫马托娃结婚，多次被捕，死于狱中)问道，他是一个聪明热情、十分出色的男人。就是他，一次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转悠时突然说了一句：“现在我们去看看您将来怎么上绞架吧。”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诗句：“往后，灵车将在黄昏碾过脏雪……哪位疯狂的苏里科夫将描绘我的结局？”这两句诗引自阿赫马托娃1939年所作　《我知道，原地不动……》一诗。“他们最终会揪住您的。”普宁常说，每当此时，他脸上便会掠过一阵抽搐。但是，他们最终忘记了她，并未抓她，相反，是她送包括普宁在内的许多友人踏上了最后的路途。

　　那一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常来我们家，她早已习惯在车站就听到曼德施塔姆讲的最新笑话。她还记得，一次列车晚点，曼德施塔姆说了这么一句动气的话：“您是以安娜·卡列尼娜的速度赶来的。”他俩每次见面都满心欢喜，无忧无虑，就像当年在诗人行会碰面的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得了，”我常常高喊，“我可无法和你们这两只鹦鹉生活在一起！”但是这一回，在1934年5月，他俩却高兴不起来了。

　　这一天十分漫长。翻译家大卫·勃罗茨基傍晚过来，他屁股坐得很稳，几乎无法让他挪动地方。家里一无所有，什么吃的也没有。奥·曼去邻居家，想找点东西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当晚餐……勃罗茨基跟着他冲出门去，我们指望勃罗茨基在失去男主人公的关照后会感到无聊，转而离去。奥·曼很快就回来了，带着一份收获，即一枚鸡蛋，可是他仍旧未能摆脱勃罗茨基。勃罗茨基重新坐进扶手椅，继续清点他喜爱的诗句，他对我们俄国的诗歌和法国诗歌均了如指掌。他就这样坐着，不住地引用诗句，不住地回忆往事，直到午夜过后我们才明白他如此死乞白赖留在这里的原委。

　　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坐在厨房里，让奥·曼孤身一人遭受诗歌爱好者勃罗茨基的折磨。半夜一点左右，突然响起一阵声音清晰、意味深长的敲门声。“是来抓奥夏的。”我说了一句，过去开门。

　　门外站着几个男人，我觉得他们人数很多，他们全都着便装。我脑中刹那间闪过一个念头，希望他们不是来抓人的，因为我一时还未注意到被风衣罩住的军装。实际上，这种风衣也是军装，就像沙皇密探的那身灰黄色便服，不过我当时对此并不知情。

　　不速之客刚迈过门槛，我的希望便立即烟消云散。

　　我希望照例听到：“您好！”或者：“这是曼德施塔姆家吗？”或者：“家里有人吗？”最后，或者是：“请接收电报……”要知道，造访者通常会与开门者打声招呼，等待开门者把他让进屋去。可我们时代的这些夜间造访者们，却不遵从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每个秘密警察兴许都会遵从的仪式。他们什么话也不问，也不等主人开口，不在门前有片刻迟疑，便动作不大地推开我，身手敏捷地走进前厅，房间里立马挤满了人。他们已经开始检查证件，并动作相当熟练、准确、得体地摸索我们的腰间和口袋，看是否藏有武器。

　　奥·曼从大房间走出来：“你们找我？”他问道。一位身材不高的特工几乎面带微笑地看了他一眼：“您的证件。”奥·曼从口袋掏出护照。

　　那位契卡人员看了看证件，向奥·曼出示传票。奥·曼读了传票，点点头。

　　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这叫“夜间行动”。正像我后来获悉的那样，他们每个人都坚信，在每一个夜晚，在我们这样的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有可能遭遇抵抗。为了鼓舞士气，他们那个圈子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夜间危险的浪漫传说。我本人曾听说一个故事，说巴别尔（作家，后被判枪决）就曾开枪，重伤一名“我们的人”，讲这故事的人是一位契卡高官的女儿，她父亲在1937年得到高升。这些关于夜间激情的契卡传说时常让我想起巴别尔脑门上的那个小窟窿，这个小心翼翼、脑门高耸的聪明人，一生中或许从未举起过手枪。
　　他们走进我们安宁的、家徒四壁的家，就像走进强盗老巢，走进贼窝，走进秘密实验室，在这里，头戴面具的秘密分子正在准备炸药，打算展开武装抵抗。

　　他们检查了证件，出示了传票，并确信不会有抵抗，然后开始搜查。勃罗茨基忧郁地陷在扶手椅里，一动也不动。他身材巨大，就像某个野蛮民族的一尊木头雕像，他坐在那里呼哧着。他神情凶狠，怒气冲冲。我很偶然地求他帮个忙，好像是让他在书架上找本书给奥·曼，他却抢白道：“让曼德施塔姆自己来找。”天快亮时，我们已经能在两个房间里自由走动，疲惫不堪的契卡人员甚至不再紧盯着我们，勃罗茨基突然缓过神来，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来，请求准许他去趟洗手间。负责搜查工作的官员面带嘲讽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您可以回家了。”“什么？”勃罗茨基惊讶地反问一句。“回家去吧。”契卡人员重复了一句，转过身去。军官们都很蔑视他们的平民帮手，勃罗茨基或许就是被他们安排到我们家里来的，好让我们在听到敲门声后来不及销毁某些手稿。

　　我值得为此保存体力

　　听到照例有人被捕，我们从来不会问：“为什么抓他？”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恐惧而疯狂的人们相互提出这一问题纯粹为了自我安慰：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抓了，这就意味着我不会被抓，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挖空心思，要为每一次逮捕想出个理由：“她的确是个阴谋分子！”“他太放肆了。”“我本人就听到他讲过……”还有：“一准会这样，他那性格太可怕了。”“我一直觉得他不大对劲儿。”“这个人太另类了……”另类，话多，对抗……这些特性似乎就足以构成被逮捕和被消灭的理由了。自1917年起就开始弹奏一个主题，即“这不是我们的人”，这一切都是那一主题的变奏……社会舆论和惩处机构杜撰出各种恶毒的变奏，不断地火上浇油，否则便起不来烟雾。因此，“为什么抓他？”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便成为禁忌。

　　但是，在奥·曼被带走后，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直在向自己提出这个禁忌的问题：为什么？逮捕曼德施塔姆可以有很多理由，当然是根据我们的法律原则来判断的。仅凭他的诗和他的文学言论，或是他那首写斯大林的诗，他们就完全可以抓他。因为他给托尔斯泰的那个耳光，也可以抓他。挨了耳光后，托尔斯泰当着许多人的面声嘶力竭地喊道，所有的出版社都不会再出曼德施塔姆的书，他的作品永无出头之日，他会被赶出莫斯科的……我们得知，托尔斯泰当天就去了莫斯科，向苏联文学的首领高尔基控告欺负他的人。不久，我们就听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来教教他怎么揍俄国作家……”这句话毫无疑问被算在了高尔基头上。如今又有人在向我证明，高尔基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高尔基也完全不是我们当时所想象的那种人。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潮流，欲将高尔基塑造成斯大林体制的受难者和为自由思想、为知识分子而抗争的斗士。对此我不打算评判，我相信高尔基与那位主人的观念有很大差异，他也承受过很大压力。可是却无法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高尔基会拒绝支持托尔斯泰反对曼德施塔姆这样一类作家，高尔基对此类作家始终充满陌生感和敌意。

　　要想了解高尔基对自由思想的态度，只要读一读他的文章、讲话和书籍就足够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这次被捕是因为抽了“俄国作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个耳光而遭到的报复。无论他们如何处置此事，最可怕的结果就是驱逐，这个结果我们并不害怕。驱逐和流放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在大恐怖尚未达到疯狂状态的喘息期，在春季，通常是五月，以及在秋季，都会进行规模相当大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逮捕行动。知识分子在经济照例出现问题时便会再次引起关注。彻底消失的情况在当时还几乎不曾有过：人们能从流放地发出信件；刑期一满，他们也能回来，然后再度离家。既然大家都曾“离去”，我们怎么会有更好的结果呢？在这次被捕之前，听到奥·曼在与一些不相干的人大胆交谈，我便提醒道：“马上就到五月了，你还是小心点吧！”奥·曼摆摆手：“那有什么？让他们驱逐吧……让其他人害怕吧，我们可不怕！……”不知为何，我们的确不怕被驱逐。

　　如果那首写斯大林的诗被发现，事情就另当别论了。没有人怀疑这首诗会让他送命。

　　对于被捕者的家人来说，等待期间能做的事情只有四处奔走，奥·曼在《第四篇散文》中将这类张罗称作“走门路”，需要去弄钱，去排队送包裹。根据排队的长短，我们可以明白自己的处境。在1934年，队排得还不太长。我应该保持体力，以便从头到尾走完这由其他许多人的妻子踏出的道路。但在那个五月之夜，我还明确了这样一个任务，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的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值得为此保持体力。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