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听说资中筠的文章好，我的朋友也常常推荐，而近年她的文章、演讲的视频更是让网络热传。我略略看了她两三篇。“知也无涯”，大家文章我何必都认真拜读呢，因为“吾生也有涯”啊。———去年早春二月，京城回来后，还是网购一套《资中筠自选集》五本，慢慢地读。在《不尽之思》中，有一篇《忆杨朔》，对我特别触眼。

　　从前我是杨朔迷。

　　1981年，我在温州师范专科学校读政教，却有中文的教师来教写作。我很高兴。我本来报考中文，政教不是我的志愿。写作教师叫吴雪景，刚从杭州大学毕业，个子不高，戴眼镜。说到散文，他说杨朔的文章不好，太做作。只有我一个人不满，问老师，怎么做作呢？记不得他怎么回答我，只记得对老师的回答我不以为然。那时浩然已经“离场”，沈从文还没“回归”，政坛给文坛的箍咒还是紧。《北京文学》1980年10月号，李清泉左手摘下主编帽，右手发表汪曾祺《受戒》，小和尚的初恋，文坛噤声看政坛。有唾沫雨下。说到散文，只说三个人，刘白羽、杨朔、秦牧。少年懵懂，我狠读起来，首先我把秦牧排除了，因为我喜欢纯正的艺术散文，秦牧是说理的杂文。第二个排除的是刘白羽，一篇《同志》写法还可以，其余的看了就忘了，所多革命的无味的题材，看不出究竟好在何处。这事即请教刚刚回乡的林斤澜，他答曰“政治因素”。我不懂。吃酒时，他说：“倘若文坛有老狐狸，刘白羽也算一条。”我还是没有懂。1997年汪曾祺去世，林斤澜作　《纪终年》，后来又写了一篇《〈纪终年〉补》，写下了一件有关刘白羽的事：

　　一九九七年春，准备去四川的前几天，早上，曾祺来电话。平常多在晚饭过后，听得出来刚放下酒杯。这回声音火火的，问收到一本刊物了没？看见一位散文家的散文没有？我说刚收到，看了看标题，还没有读。他大概拿着刊物，念了几句，说，先前人说这位文理不通，没有注意，你听，你听……我凝视天安门前的下半旗……下半旗……

　　我问：下半旗打引号没有？

　　没有。有也不通。前面那个“的”字，这里怎么好“的”呢？前面再前面那句……

　　这是说文章文理的事，不是说狐狸的事。

　　回来说杨朔。我当年是非常喜欢，大概是行文简练，语言优美，文本完整。合乎我当年对文学的认识。我通读了能够找到的他所有的文章，包括《三千里江山》。他的　《茶花赋》、《荔枝蜜》、《泰山极顶》我几乎能背。他的散文有个特点，所谓“托物言志”，结尾是要“拐弯子”的。前面所有的叙述和抒情都看不出主题，只有最后一二句，或最后一段，才见主题真容。感觉升华了，隽永了。比如《茶花赋》，开头说自己久在异国他乡，怀念祖国，想要一幅“祖国画”时刻挂在眼前。“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她画。”答说不好画。接着大篇幅写回国，看昆明花事，写西山华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又写到看茶花，写到翠湖边上养花的能工巧匠普之仁。“普之仁领我穿着茶花走，指点着告诉我这叫大玛瑙，那叫雪狮子；　这是蝶翅，那是大紫袍……名目花色多得很。后来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说：‘这叫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杨朔文章的结尾，包袱出来了：“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

　　再说《荔枝蜜》。先写“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总不大喜欢”，因为“孩子时候，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不想叫蜜蜂螫了一下”。接着写“今年”去广东从化，看到“满野的荔枝树”，但不能吃到荔枝，因为不是时令。而“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从化的荔枝树多得像汪洋大海，开花时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那蜜蜂忘记早晚，有时趁着月色还采花酿蜜。”杨朔又回到了蜜蜂，通过“老梁”的介绍，说蜜蜂的品行，“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倒数第二段，杨朔写道：“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杨朔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悼念杨朔的文章，我读过丁宁女士的《幽燕诗魂》。当年觉得是好文章，现在重读，抒情叫人“立不牢”。

　　专家说梦，人变成蜜蜂之类动物是没有的。———杨朔的文章的确做作，相当的做作。这是我后来的觉悟，可惜不能和我的老师吴雪景交流了，一个学期后，他不知去向。但，做作是小事。杨朔文章的问题，致命的问题，不在做作，而在虚假，而且是可怕的虚假！这是我后来的后来才发现的。《茶花赋》　写于1961年，人祸深重，千里饿殍，杨朔却说祖国的面貌像是童子面茶花！杨朔还有两篇重要作品，歌颂“三面红旗”。《泰山极顶》　后面写道：“过去，农民各自摆弄着一块地，弄得祖国的原野是老和尚的百衲衣，零零碎碎的，不知有多少小方块堆积在一起。眼前呢，好一片大田野，全联到一起，就像公社农民联的一样密切。麦子刚刚熟，南风吹动处，麦流一起一伏，仿佛大地也漾起绸缎一般的锦纹。再瞧那渺渺茫茫的天边，扬起一带烟尘。那不是什么‘齐烟九点’，同伴告诉我说那也许是炼铁厂。铁厂也好，钢厂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工厂也好，反正那里有千千万万只精巧坚强的手，正配合着全国人民一致的节奏，用钢铁铸造着祖国的江山。”《蓬莱仙境》用“婀娜姐姐”旧社会的苦难史，对比“今天”的幸福和伟大，结尾写“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我一时觉得，故乡的人民在不同的劳动建设中，仿佛正在抽针引线，共同绣着一幅五色彩画。不对。其实是全中国人民正用祖国的大地当素绢，精心密意，共同绣着一幅伟大的杰作。绣的内容不是别的，正是人民千百年梦想着的‘蓬莱仙境’。”

　　有人对我说几条底线，比如，倘若说“文革”好，那就没有底线了，要么是没有脑子，要么是没有良心。我通读杨朔，觉得杨朔不是坏人，只是个纯良的人。因为纯良，“中毒”太深而不自知，“迷信”和“盲从”而觉快乐。当然，试问那个年代，有多少“唯我独醒”的人？杨朔“紧跟”的热情，杨朔的死灭，和老舍有得一比。开始时候，林斤澜是老舍的“跑腿儿”（林斤澜夫人谷叶语），林说老舍一直“紧跟”。老舍在1949年底被“请”回后，公开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老舍写《龙须沟》，是林斤澜“跑腿儿”“深入生活”的，有些素材用不上，老舍说：“斤澜哪，这个，你就自己拿去用吧。”———老舍是文艺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为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其中发表的就有二十二部！而杨朔“紧跟”更早，所谓“抗美援朝”，杨朔就去了，写下了长篇小说　《三千里江山》……

　　资中筠在《忆杨朔》里说，杨朔主要在作协工作，同时兼任“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他对工作很认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在代表团内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与其他领导干部不同的是，发言稿都是他自己动笔，如果经团长审查有什么意见，他一般不坚持己见。他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文革”开始后，“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反动’思想，写出大字报。我有一点印象的是，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严重化，是军代表来了之后。军代表“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有人“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这顶帽子，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我听说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给他点压力，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杨朔就绝望自杀了。”资中筠说：“军代表被认为是毛主席派来的”，“杨朔大约真诚相信他们的话就代表最高指示”。“他于是要求谈话，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绝。这样，他绝望了。”杨朔太脆弱了，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这个纯良的人死于1968年。资中筠见证了杨朔之死的前夜。

　　而老舍先生是太沉重了，两年前已经自杀了。林斤澜说，老舍是个“两面人”：吴祖光打成右派，在批判会上，老舍有些话也是叫人很难受的。比如有一句：“你吴祖光长着一条油光光的舌头……”邓友梅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老舍在《北京文艺》著文：“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但，老舍私底下对待几个人，却有善举。说明老舍是个清醒的人，明白的人。他曾经沧海，从美国回到北京，“歌德”十几年，终被斗打羞辱。斗打羞辱是前一日，林斤澜基本在场，慢慢步向太平湖的深区是第二日，他去死是清醒的，决然毅然的！

　　“紧跟”的老舍和杨朔都要去死，发人深省。但“大跃进”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数字。据说叶剑英有话：“文革”中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资中筠在《忆杨朔》结尾说：“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学养、才华、文字的锤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真挚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中得到自由发挥，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个性、更精彩的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的。”“一代文人的悲剧”，包括老舍，也包括绝大部分没死的作家。

　　资中筠浴火而来，大彻大悟，笔底波澜生焉。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1月01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