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杜卡斯女士从1928年开始担任爱因斯坦的秘书,直到他1955年逝世;此后她一直是爱因斯坦档案的保管者。她出于个人兴趣收集的大量书信及其他只言片语,堪称爱因斯坦性格气质的结晶。 《爱因斯坦谈人生》([美]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编选,李宏昀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非传记,也不阐释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书中内容大部分是爱因斯坦迄今从未发表过的书信,以及他不为发表、信笔写下的只言片语。读者可以感受到爱因斯坦作为杰出科学家、卓越艺术家以及文字优美的思考者的不同侧面。 “夸耀角落” 1952年夏天,有位先前的传记作者卡尔·希利格(Carl Seelig)来信,向爱因斯坦询问他第一次获得荣誉博士学位时的详情。爱因斯坦回信说,那件事发生在1909年。当时他还在伯尔尼的瑞士联邦专利局谋生,尽管他早在四年前就发表了狭义相对论。为了庆祝加尔文创建该校三百五十周年,日内瓦大学在1909年的夏天颁发了一百多个荣誉学位。爱因斯坦回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在伯尔尼的专利局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张装帧精美的纸片。纸上用花哨的字体(简直令我相信这是拉丁文其实是法文,用书写体印成。)印了些貌似与我无关也无甚趣味的内容。这份令人难忘的文件上有个显著错误,或许是它触动了爱因斯坦的下意识并影响了他的行动:学位接受者被印成了“特恩斯坦(Tinstein)先生”而不是“爱因斯坦(Einstein)先生”。于是这东西立刻进了办公室的废纸篓。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在邀请我参加加尔文庆典,并且宣布我已被日内瓦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显然,日内瓦大学的人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沉默,于是他们求助于我的朋友兼学生卢西恩·查文(Lucien Chavan)。他是日内瓦人,但当时住在伯尔尼。他劝我去日内瓦,因为这事推也推不掉———此外他没作什么解释。 于是我在指定的日子赶赴日内瓦。当晚,在我们下榻的旅馆的餐厅,我认识了几位来自苏黎世的教授……他们各自说了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来的。由于我一言不发,他们便问起我这个问题,我只得承认我对此一无所知。好在他们什么都知道,并且不吝向我透露了内情。第二天人们要我和一群学者一同露面,但我身上只有草帽和便服。我想一个人待着,这个要求被断然拒绝。由于我的参与,这次庆典显得颇为滑稽。 庆典以宴会告终,这可算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丰盛奢华的宴会了。我问坐在我身边的日内瓦显贵:“假如加尔文还在这里,你知道他会干什么吗?”他表示不知道,并问我有何高见。我说:“他准会竖一个大火堆,把咱们这些饕餮之徒全都烧死。”那男人再也没有吭声。以上就是我对这次难忘的庆典活动的回忆。 1936年下半年,伯尔尼科学协会寄来了刚授予爱因斯坦不久的学位证书。翌年1月4日爱因斯坦从普林斯顿写了回信,信中写道: 得知伯尔尼科学协会如此惦念我,你们不晓得我有多高兴。仿佛是早已逝去的青春岁月向我传来了消息。惬意而富于激情的夜晚又一次浮现在脑海,尤其是内科教授萨利(萨利斯?)对课程内容的精彩评论。我立马给这份证书镶上了镜框。我获得过各种证书,但悬挂在书房里的仅此一份。它使我想起我在伯尔尼度过的时光,以及我在那里的朋友们。 请向协会成员传达我诚挚的谢意,他们的善意令我不胜感激。 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收到这份证书时,爱因斯坦说:“这玩意我得镶好挂起来,因为那会儿他们曾经嘲笑过我和我的观点。”当然,爱因斯坦获得的其他荣誉不计其数,但他并没有把它们镶入镜框挂到墙上。它们被藏在角落里,爱因斯坦名之为“夸耀角落”。 我对未来的计划 爱因斯坦在阿劳读书时曾学过法语。这里我们把爱因斯坦的一篇法语作文———当然已经被法语老师修改过———逐字译成英文,刊载如下。作文题目看上去像是老师给全班同学的命题,当时爱因斯坦年方十六。 我对未来的计划 快乐的人满足于现状,不大为未来考虑。而另一方面,年轻人总喜欢大胆地畅想未来。对一个严肃认真的年轻人来说,尽可能准确地为自己树立人生目标,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如果我有幸通过考试,我将到苏黎世的联邦工艺学院学习。在那里我将用四年时间学习数学和物理。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自然科学这些分支的教授,我喜爱的是其中理论性的部分。 我制订这样的计划,理由如下:首先,我个人擅长抽象思维和数学思维,不善于幻想和实践。再者,我的心愿也促使我作出上述选择。这很自然:人总是喜欢做他擅长的事情。此外,科学工作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也让我颇感称心。 在一篇未曾发表的传记性短文中,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Maja)提到,爱因斯坦总是对人们倍加珍视甚至视为不可或缺的物质类东西缺乏兴趣。据妹妹回忆,少年爱因斯坦常这么说:“我的餐厅里只需要一张松木桌子、一条长板凳和几把椅子就够了。” 时间是个筛子 1949年2月22日,爱因斯坦给作家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写了一封信。布罗德当时正在光火,因为有位书评家在评论菲力普·法兰克(Philipp Frank)那本优秀的爱因斯坦传记时,对他的书作了错误的点评。爱因斯坦在信中写道: (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一篇书评竟让你如此义愤填膺。你固然在理,可我依然忍俊不禁。有人为了挣点小钱写了篇浮光掠影的文章,半通不通,没人会认真阅读的;你何必那么当真?外面发表的关于我的无耻谣言和胡诌多得可以用桶来装,如果在意这些,我早成泉下之鬼了。这样安慰自己吧:时间是个筛子,重要的东西多半都会漏过网眼落入遗忘的深渊;而被时间挑剩下的,往往仍是些陈词滥调罢了。 下面这句话与此有关,它来自爱因斯坦于1930年3月21日写给朋友埃伦弗斯特(Ehrenfest)的信:只要涉及我,即便是小声嘀咕都会变成嘹亮的军号。 以下这话来自爱因斯坦于1953年10月25日写给他的传记作家卡尔·希利格的信:过去我是真不知道,我每一句漫不经心的评语都会被人抓住并记录下来。不然的话,我准会往自己的壳里钻得更深些。 扪心自问 1951年10月28日,一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向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来信求教,信的文笔颇为漂亮。这位学生是家中独子,同他父母一样,是犹太人,但并不接受正统的犹太教义。一年半以前,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位信仰浸礼会教义的姑娘。这对恋人深知,信仰方面的隔阂会对婚姻造成困扰,而且人们漫不经心的议论也容易伤人;不过他们积极地与亲友熟人接触交往,感到压力、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这位姑娘还主动表示愿意皈依犹太教,这样他们将来的子女就能拥有更加和谐的家庭生活。小伙子的父母喜欢这位姑娘,但不同宗教信仰间的通婚令他们不胜惊惶,所以坚决反对。小伙子舍不得这位姑娘,但他又不愿同父母决裂而给他们造成终生难愈的创伤。他问爱因斯坦,当人试图开创新生活的时候,把妻子看得比父母更重要是否正确。 爱因斯坦在来信背面用德文起草了回信底稿。寄出的回信多半是英文,但爱因斯坦的文件档案中只有这份德文底稿了。以下是译文: 我得坦率地讲,就那些决定孩子们人生方向的重大决策而言,我不赞同父母施加影响。这种事应该由孩子自己说了算。 不过,当你想要作出你父母并不赞成的抉择时,你得扪心自问:我的内心深处是否已经足够独立,使得我能够在违反父母意愿的同时不丧失内在的均衡宁静?如果你对此没有把握,那么我不鼓励你采取下一步行动———这也是为了姑娘的利益。以上就是你作出选择的唯一依据。 啊,年轻人 爱因斯坦一家在柏林附近的卡普特有一套避暑住宅,他们都非常喜欢。后来这所房子被纳粹没收,而早在1932年,前景就已经颇为黯淡。卡普特一位邻居的女儿有一本纪念册,有一次她请爱因斯坦在里边题辞留念。1932年,爱因斯坦在纪念册中这样写道: 啊,年轻人,你们可知道,人类并不是从你们这一代才开始向往美好自由的生活?你们可知道,历代先辈们都同你们有着一样的渴望———然而总是有种种困扰仇恨令他们纷纷碰壁? 你们可知道,只有在对世间万物的爱和理解中,这般炽热的愿望才可能实现?无论男女老幼、飞禽走兽、树木花草还是日月星辰,在爱和理解中,让它们的欢乐成为你的欢乐,它们的痛楚成为你的痛楚。睁开眼睛,敞开心扉,伸出双手;不要像祖先们那样,贪婪地沉溺于历史的毒酒中。让整个大地都成为你的祖国吧,这样你的一切努力都将成为福祉流布四方。 俄亥俄州一位五年级教师发现,许多学生在得知人类也属于动物界时,都感到震惊。他建议大家写信向伟大学者们征求意见。1952年11月26日,他选取了一部分信件寄给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请他抽空答复。1953年1月17日,爱因斯坦用英文答复如下:亲爱的孩子们: 我们不应该问“什么是动物”,而应该问“我们称之为动物的是什么?”我想,当一件事物具备如下特征时,我们便称之为动物:它必须吸收营养,它从与自己相似的先辈繁衍而来,它生长,它独立走动,它到一定时候就会死亡。因为这样的理由,我们把昆虫、鸡、狗、猴子都称为动物。那么人类呢?用上面的方式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你们就可以判断把人类称为动物是不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1952年2月25日,英国一所中学的“六年级协会”写信给爱因斯坦,兴奋地通知他,协会所有成员几乎全体一致地推选爱因斯坦担任协会会长。诚然,这一职位无须承担任何义务; 再说根据组织的规章制度,他们也没有设立会长的规定。但是他们感到,爱因斯坦会喜欢这么个结果,因为这是协会对爱因斯坦伟大工作的承认。 1952年3月17日,爱因斯坦用英文回复如下: 作为一个曾经的教员,我非常乐意接受贵协会对我的任命,并为此感到自豪。尽管我是个老吉普赛人,对于受尊敬的事物有那么种由来已久的倾向———你们懂的。然而我不得不说,对于你们事先未经我的同意就作出此项任命,本人略感困惑(倒也不是大不了的困惑)。 爱因斯坦的回信被镶入镜框挂在学校图书馆里,“六年级协会”就在此聚会。这封信很可能至今依然挂在那儿。 他还挺帅的 1920年9月,爱因斯坦去斯图加特讲学。逗留期间,他妻子爱尔莎(Elsa)邀请了他们的表亲来游览。但遗憾的是,爱尔莎没有把他们的孩子一起请来,其中有位八岁的女孩伊丽莎白·莱(Elisabeth Ney)。爱因斯坦知道这孩子很逗,于是在1920年9月30日给她寄去了一张诙谐逗趣的明信片。莱很珍爱这张明信片,因此将它保存至今:亲爱的莱小姐: 爱尔莎告诉我,你很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见到爱因斯坦叔叔。我把他的模样告诉你吧:苍白脸,长头发,肚子有点鼓。走路挺笨拙,嘴里叼雪茄———假如凑巧有雪茄的话———口袋里揣着笔,要不就拿在手里。不过,罗圈腿还不至于,肉瘤也没有,所以他还挺帅的呢———起码他的手上不像丑八怪那样长满了毛。因此,你没能见到他,确实是个遗憾。 致以热情的问候! 你的叔叔爱因斯坦 1950年4月12日,爱因斯坦的一位远亲从巴黎来信告诉爱因斯坦,他的儿子即将上大学物理和化学; 他热切期望家族里最有名望的成员能给他儿子写几句话。 爱因斯坦于1950年5月18日回了信,回信是以一节小诗开头的: 世事多艰,我也困窘苦恼; 倘若是牧师,我愿为你祝福祈祷。 无论如何,收到你的来信并得知你儿子将献身物理学研究,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我必须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满足于表面现象而要深入探索,那么这项工作就是艰难的。在我看来,倘若能把内心追求和谋生手段区分开,那就最好了。毕竟,每天都等上天赏饭吃,并不是件赏心乐事。 过了几年,到了1954年3月1日,这位远亲再次写信给爱因斯坦告诉他其间发生的事情。他儿子把爱因斯坦的来信镶进镜框,挂在了书房的床头上。这位远亲说,爱因斯坦的话显然大有魔力,因为他儿子在第一次学位考试中就名列全班榜首。当他要儿子在滑雪度假、金钱等选项中任选一项作为奖励时,他儿子羞怯地说,是否可以得到他心目中的保护人和偶像的一张签名照。 爱因斯坦随即寄去了一张签上自己大名的照片。 1947年7月11日,爱达荷州一位农民写信告诉爱因斯坦,他已给儿子取名为阿尔伯特。他想知道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寄几句话,给他的儿子当一件“法宝”,鼓励他上进。1947年7月30日,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回信: 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可能产生于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它只能产生于对人、对客观事物的爱和献身。 那位父亲收到回信后乐不可支。他寄来了阿尔伯特的小照,还说要送爱因斯坦一包爱达荷州的土豆以示感谢。结果,爱因斯坦收到了好大一包。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01月03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