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

    《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

    张旭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是张旭东教授的两部中文新作。不过，新作之“新”，更多的或许在于对“旧”的翻译（两书原用英文写成，自1997年起陆续出版、发表）——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记忆的“翻译”与重组。正如张旭东夫子自道：“我的确时时感到一种心头的重负，它来自那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关于‘80年代’的历史记忆。此书的写作常常让我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让它被重新唤起、被重新建构。”如果说，记忆的确可以构成张旭东写作的动力之一，那么，历史——一种向着未来的叙事，或可以作为他批判性的学术工作的主要指向。

    联系过去的记忆、面向未来的历史，以及当下的现实，这三者之间或断裂或连续的复杂关系——这是张旭东着力要处理的命题——需要由阐释学，特别是政治阐释学的方法来跨越，这构成了两书的基本方法论。而张旭东对文学的坚守，又使其重视具体文本，对小说、电影

    进行分析并从中展开批评的脉络。由此，两本书呈现出总体论述与具体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结构特点。

    在《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张旭东考察的是知识分子在介入社会现实政治中的成长史、精神史。尽管80年代“文化热”呈现出知识分子的不同面向，但是究其根本，具有较为明晰的总体性，即植根于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性的深层焦虑，以及与西方世界接轨的强烈渴望。在张旭东看来，80年代知识分子的总体性由内外两部分因素共同促成：在国内，“社会主义改革第一个十年的广泛的集体共识，是各种社会能量和要求在改革共识下的汇聚，其核心是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和富于个性化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乌托邦想象”；在国外，“冷战最后十年美国出于美苏争霸的需要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中国社会试验的期待”。更进一步，张旭东教授指出这一总体性背后的“国家”底色，尤为重要的是，他对80年代的研究，有意识地注意到80年代与此前三十余年历史断裂和连续的复杂性。

    相比较而言，《全球化与文化政治》一书则缺少了相应的总体性，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当代中国在经济方面是混合方式；在知识界，知识分子职业化、学术日趋学院化生产；在文化界，市场成为导向之一，作品商业化色彩不断增强……不过，如此众多的含混与碎片，在张旭东看来恰恰可以成为把握90年代可能存在的“总体性”的一种途径，面对这种“不完整性”，继续叩问总体性，并思考中国究竟往何处去。

    张旭东给我们这些懵懂地经历过80、90年代的年轻学者的启示，并不在于给出一个怀旧与否的调子，或肯定与否的结论，而是在于以叙事的方式将我们重新带回历史情境，并分享一场盛大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对主体性的焦虑，有对知识分子激进性的思考，有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更有对美好未来生活，即乌托邦的追求。这两本书固然包含了作者自身的经验与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但这些他者的记忆在我们当下的阅读中，会被重新回忆、激活、分享和内化，从而展现出如阿多诺所说的那种指向乌托邦的解放的力量。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如何实现“中国梦”，亦需要常常重返80、90年代，旧事重提，开采记忆的无限资源，绽放回忆的解放力量，书写面向未来的历史。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02月14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