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知识分子》(三卷）王尧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许多人来说，“八十年代”已经成为“理想”的代名词。许多知识分子都喜欢选择很“文学”的表达的方式，来抒发他们被压抑已久的人间情怀。这种情况到了九十年代初，则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许多当初曾抱有雄心壮志，并信誓旦旦地想凭借“文学”的表达来实现“启蒙”夙愿的作家或人文学者，纷纷向往另一种“人间情怀”，遁入俗世，不再恪守。但是，仍有一些文化学者和作家，坚守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依然想有所担当。他们坚持着人文关怀，通过写作的方式介入生活，担当着社会的责任，抒发着自己内在的理想，追寻着已逝去的“五四”精神以及八十年代的“理想”情怀。王尧便是对这种“情怀”的执着的坚守者。

　　在他近期结集出版的《纸上的知识分子》中，他对上述的“情怀”进行了“自叙传”式的书写。这部集子的叙述，穿越了几十年的时空跨度，整饬着时代变幻中人文学者的灵魂纠结，梳理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一人群精神的脉动，仿佛用文字勾勒了一幅长卷自画像，字里行间，散发出思考、反刍、清理的思辨色彩。初看，这三卷文字，涉及论述问题非常广泛，文体多变，但作者深邃的思考，饱含真情的书写，真诚而不避讳地把自己的内心袒露给我们，令我们感到沉重。他的心路历程，即“大致画了几笔现时代中我的肖像，那些写别人的文章，也是写我自己，所以名曰‘纸上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其“卷一”，我们更能感受到他在诸文中所深情流露并寄托的“知识分子情怀”。我感觉，这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倾述，它已然跃出了文学的边界，成为对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思考，也是历史和现实的回响。

　　何谓“知识分子”？在我们时代，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可以影响社会和灵魂的人群？宋人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有如李白、明代“公安派”等“独抒性灵”的“浪漫主义”传统的展现。在西方，也有许多对“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思考。班达的代表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的一小群才智出众的精英，他们构成了“人类的良心”，他列举了像伏尔泰、勒南、巴克尔、尼采等人，他们在受到“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的感召下”，仍敢于向权力说真话，斥责残暴、反抗权威压制。萨义德也描绘了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寄托与诉求：“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

　　对更多的中国学者来说，也许他们更认同“知识分子”在“独抒性灵”，同时，也更期待对社会应该勇于担当，敢于为社会“进谏”的人文学者保持自由精神。可以说，这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埋藏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骨髓当中。在王尧这本书中，我们能体察到这种中国式的“知识分子”观，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度书写和塑造。各种知识分子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对他们在时代和社会风云中的颠簸起伏、灵魂内里，或是“轻描淡写”，或是浓彩重笔，诠释着他对“知识分子”这一问题富有个性、深刻的思索。可以说，这是一本形象化了的知识分子精神图像。在表达几代知识分子命运、遭际和情怀的时候，王尧也在呈现自己的文化体验和心路历程。

　　王尧书写了在“文革”中意识形态的“规范”下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众生相”。“文革”时期的极端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摧残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就使得很多富有思想的文人学者失去了思考的自由，以致连最基础的生理欲求———吃、喝、夫妻与亲情的伦理———也得不到保证。《“绝大部分就是在否定自己”》一文主要描述了文化大师冯友兰，写他的所谓被“改造”的真实情形，“改造”在这里成了一次顺水推舟的自我反省。就像冯友兰自己概括的，这“绝大部分就是否定自己”是一次真正的精神突围。冯友兰极为智慧地通过自我“否定”，来达到现实“改造”的目的。许多文人没有冯友兰这样“幸运”。在《逝者如斯》中所记述的那些学者，命运凄惨，令人悚然。他们在“宏大政治”的浪潮裹挟下，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在费正清后来的文字中，他深为费孝通们“似乎都没有了过去‘生气勃勃’”而扼腕叹息。

　　其实，在任何时代，一个真正的学者，倘若失去了思考的权力和活力，无疑是生命中最悲凉的事了。王尧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遭际，表现得入微入里。在《天才何以“未完成”》中，记述了早年被誉为“天才”作家的路翎在经历了多次“改造”的磨难后，和梁思成一样，“被抽掉了灵魂”。“那个当年才华横溢创作　《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已不复存在。”当然，也有一些“当代知识分子保持自己独立品格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艺术中坚守自己，从而避开喧闹的现实。一批知识分子的‘地下写作’，因此远离了当年的主流话语。”正如《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里所说的。不过，这种通过“地下”的方式来说真话，对“公共”的影响力度毕竟还是有限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经常向权力屈服。在那个年代，“说真话”本身就是奢侈。

　　无疑，我们能够从中体味出王尧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细腻入微地描述这些知识分子，纠察其“受难”细节背后的深层动因，实际上正隐喻着他一种心境，即愤懑、失望与惋惜。他从中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失语，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失语，更是作为每一个个人的失语。“在‘文革’中的大量学者、作家、诗人都是如此使用‘文革语言’，这样一种现象不能仅仅看成是‘被迫的’，也许在最初是被迫的、违心的，但在不断的使用中，也就逐渐由被迫到主动，由自觉到不自觉。”

　　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时代的错位或龃龉、契合或默契、呼应或反刍，以及他们沉淀在自身体内的种种传统元素，都在时代政治、文化的裹挟之下，起伏震荡，那么，最重要的是，作为时代良心的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精神品质，这恰恰是一个充满艰辛和曲折的历程。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02月14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