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犹闻读书声：中国教育1912-1937》张兴龙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总体上以时间为序，着重描写了民国时代教育人士在那个颠沛流离时代的艰难求索。通过展现蔡元培、马相伯、鲁迅等八位先生的亲身经历，梳理中国现代教育在1912-1937年二十六年间的发展路程，追慕远风，透析当下。作者试图通过陈述教育人士的历史足迹，在努力呈现他们教育思想的同时，给今天的教育创新以更多启迪。

　　“辛亥革命”后，民国教育一开始急于向邻国日本学习。在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上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不仅其中的各级学校设置课程的名称完全沿用日本的教育用语”，“在每周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与明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颁布的日本文部省令第十四号《新小学令施行规则》中的有关规定极相近”。就此，蔡元培的解释是，“脱亚入欧”的日本教育本就是学习欧美教育并进行本土化改造的结果，而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有着某些类似性。

　　不过，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恰恰相反，他“意识到日本教育的成功同样是对西方教育的模仿”，最重要一点便是实现了西方教育的本土化，“而中国教育对日本的模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摆脱拾人牙慧的尴尬”，这也是他后来致力于创建南开私立学校的出发点。由于是私立学校，所以张伯苓很注重“方法论”，既向包括军阀在内的多方筹措资金，又努力保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民国教育界风云人物迭出，但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值得世人铭记。晏阳初于1926年开展了著名的“定县试验”。在晏阳初“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的号召下，“国内无数知识分子放弃大都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举家搬迁至定县”。在长达七十年的时间，晏阳初先后把平民教育推广到亚非拉许多国家的贫困乡村，并取得巨大成效。美国作家赛珍珠称晏阳初为“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世界性人物”。

　　与晏阳初不同，陶行知则着重于教育理念的深耕细作。作为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对老师的“教育即生活”理念进行了大胆地本土化改造，形成了“生活即教育”的中国教育特色。他年轻时信奉王阳明“知是行之始”的思想，名“陶知行”。后来，他通过教育实践认识到自己的谬误，转而笃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于是把名字改为“行知”。

　　在近年来兴起的“民国史热”中，民国教育一直光彩夺目，除了上述人物外，还有王国维、罗家伦、陈独秀、梅贻琦、黄炎培等诸多风流人物。若论当时物质条件、民众思维开化现状，民国均难堪一提。民国教育的爆发式发展，有历史有利的一面，比如饱经封建落后、帝国欺凌的困扰，国人急于发奋图强。在封建体制坍塌、新的教育机制尚未建立之时，缺少太多的禁锢与束缚，各种教育思想、教育探索均可能在社会中得到实践。但也应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更可能被我们所遗忘，那便是物质高度匮乏、教育经费投入杯水车薪。特别是战事频仍，教育影响波及太过频繁。然而，尽管如此，饱经战火沧桑的西南联大仍旧培养出一大批当时及至后来足以跃居世界前列的优秀人才。

　　民国教育的斐然成绩，当然离不开一大批致力于教育强国人士的矢志努力，也离不开教育的兼容并蓄，特别是各种教育理念在实践的同时，在“百花齐放”的同时，实际形成了竞争和有益的补充。这些教育模式的多样化，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提供多方面的探索路径，还为教育人士提供了实践理念的广阔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居然可以将那些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从城市吸引到贫瘠的农村。

　　历史永远是未来的最好镜鉴。阅读张兴龙的这本书，走近民国教育界的风云人物，我们并非就是为了回到民国那种“一穷二白”的历史时代；　何况当年的教育探索也曾走过一些弯路，比如汤化龙就曾对女性教育表示过坚决反对。

　　我倒是觉得，本书描绘的这些民国教育人物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索借鉴：一是教育的纯粹化，即远离物化的影响，尽管他们那时更需要钱；　二是对教育的思考更能体现人文特色，这与时下的那些功利教育有着本质区别；　三是教育成了许多人毕业奋斗的光辉事业，而现在，教育更像是仕途的中转站。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02月14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