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的《“学衡派”编年文事》（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校对颇为辛苦，其原因在该书涉及大量的人名、时间、文章的原始出处需要核实。举例而言，该书完整征引了《史地学报》目录，由于当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编辑《史地学报》的条件限制，致使《史地学报》的目录页与内页多有不尽一致之处，甚至文章的标题目录页有标识，而内文却付之阙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该书虽然引用大量材料，却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与罗列。该书以“学衡派”系列刊物——《学衡》《史地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国风》《思想与时代》——为主，将其放置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大学、浙江大学的场域下进行考察，“串联五个报刊，以文为主，成员随之”。行文采用年谱的形式，凡人事活动与此有关联与脉络者，尽皆取之，逐次编排，以此彰显“学衡派”作为一脉思潮在现代文化史上的远因前缘与流变。

　　历来研究“学衡派”的学者都极为重视吴宓主编的　《学衡》杂志，因为吴宓所谓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这本刊物里面都有体现，因此说《学衡》呈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特质，已为学术界广泛认知。可我们若把眼光稍稍下沉，发现《学衡》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下面也有各自矜持的不同点。以《学衡》“文苑”栏为例，按照作者在书里的统计，“南社”的诸宗元、曹经沅、林学衡，“国粹派”的黄节、陈澹然、王国维，“常州词派”的朱祖谋、况周颐，“桐城派”的方守彝、方守敦，“同光体”的陈三立、夏敬观等都位列其中。

　　吴宓虽说以沟通新旧为职志，但却不是一味扑到故纸堆里去，相比胡适、顾颉刚等人考证古史还古人古书一个面目而言，吴宓既没有兴趣恐怕也没有能力做此种纯技术活。吴宓偏重在中国的诗词文章中，涵泳一份性情，塑造一份关怀，正如吴宓所言：

　　叶君（指甲骨学研究家叶玉森）又工为词，且研究甲骨文。著《殷契钩沉》等三篇，刊登《学衡》杂志（二十四期、三十一期）。当时，宓为总编辑，视此类文章（谓甲骨文、及考证金石、校勘版本、炫列书目等）直如糟粕，且印工繁费（须摄制锌板），极不欲登载。

　　《“学衡派”编年文事》不光有这类对吴宓、柳诒徵、张其昀等重要人物学术理念的辨析，同时对一些长期似是而非得不到确证的史料进行了考证。从事学术研究首先是要将最基本的事实弄清楚。该书将吴宓主编的完整三百十三期《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要目予以收录。可是《大公报·文学副刊》　上不署名以及署笔名的文章太多，学术界的共识是不署名的文章多半是吴宓所作，但还有其他笔名文章不是很好判断，作者依据日记等新出材料判读出了不少笔名。事关重要，不妨多叙几句。比如《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七十五期刊载的　《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该书评文章学术界一直认为是吴宓所作。沈卫威在该文后所下案语：“茅盾在　《我走过的道路》的回忆录中，说自己听郑振铎所言，此文为吴宓所作。现在看来此文的作者应是赵万里，因为他在创刊第一期上，即有署名‘云’的文章，且是在吴宓写文章不署名的情况下。”《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期署名“云”的文章为《芸窗随笔》。核查赵（1905-1980）的简历，赵万里字斐云，浙江海宁人，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为王国维助教，从事版本研究和古籍辑佚工作。再从行文风格和吴宓日记等资料来看，能判断此文属于赵万里无疑。诸如此类，该书弄清楚了毕树棠、浦江清、张荫麟、季羡林、赵万里、王珉源等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踪迹。

　　若是仔细翻阅　《吴宓日记》，吴宓本人是把《学衡》以及后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　看作事功来倚重，准备靠此传诸后世。虽然《学衡》　杂志被人称为太过陈旧，毫无价值，既赔了本也没有赚到吆喝，但吴宓依然将《学衡》编到了第七十九期。问题就来了，以《学衡》的销路既窄，在上面发文章又没有稿费而言，吴宓就得为拉稿而忙，这使得《学衡》的作者群相当驳杂。相对《思想与时代》《国风》而言，《学衡》既具备了同人性质，但同人性质又是不纯的。为了克服稿荒，吴宓在日记里记载请人为杂志写稿，而别人还不一定乐意为之。这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若想把七十九期《学衡》　作者的生平来历弄清楚，要费不少功夫。作者将以往研究《学衡》略去不提的人物都给钩沉出来，擦去了斑斑锈迹，显示了真身。以我所感兴趣的陈曾寿为例，陈曾寿（1878-1949）在《学衡》第七十三期发表了题为《庐山夜坐》的诗。不可否认在晚清遗老中陈曾寿的诗写得好是有公论的，但吴宓与陈曾寿生平交往却没有多大交集，吴宓只是为了集稿才将这位此时已半隐半仕的陈曾寿拉来凑数，他与《学衡》的关系也仅此而已。

　　这也说明《学衡》杂志的难以为继了。所以时人评价学衡的内容不精，抱残守缺，既不为搞新文化的那批人认同，也不为新式讲国学者所喜欢。同时这在思路上是一种启发，即以往看待“学衡派”，总是想把某些人归入“学衡派”行列中，跃入眼前的常是吴宓、胡先驌、汤用彤、邵祖平、缪凤林等。但从另一面看，那些因为稿荒被吴宓拉来当帮手在《学衡》杂志上只是一闪而过的作者们，他们本身没有那么明显的“帮派属性”，试试给他们做减法，或许也有些意思。我认为这也是本书作者提醒我们注意的地方。

　　该书除以五大刊物为经脉，用叙述和说明的笔法编排人事外，还酌情收录了“学衡派”的一些外围刊物，比如《湘君》《学原》以及四十年代吴宓办的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使得整个“学衡派”活动的时段轨迹清晰可循。

　　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在　《思想与时代》　第四十一期的复刊辞中说，该杂志的方向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也强调《思想与时代》“与《学衡》及《国风》杂志宗旨相同，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冀望国人对中西文化有深切真挚之了解，而不是仅仅掇拾唾余，可以说，融新变故是它们的一贯特色。因此作者把《学衡》等刊物进行整合，将其纳入文化保守主义的大纛下进行编年，成就了手头这本《“学衡派”编年文事》。我想这是一本有益学者的工具书。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