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纵横谈——漫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廖育群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定价：68.00元

    本书为“医学史通识丛书”之一。作者将医学学科与人文学科紧密结合，通过丰富的史实，配合有趣的插图，向读者们介绍了中医学、民族医学以及东南亚国家、西欧国家医学发展的方方面面。适合医学史研究者及对中医文化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尽管西方医学传入之后确实形成了对中医的某种压力，但中医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谋求通过发展以抗衡，于是积极兴办各种学校，着力于人才培养；创办各种刊物与学术团体，注重学术研究；翻译日本汉方医学著作、研制国药，等等，于“悲壮”情怀中呈现出前所未有之积极进取的自强态势。如果对于这些方面的事情有较为全面的了解，那么还会死执“摧残说”，看失压力下的“反弹”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振兴”图景吗？

    所谓制约，是就针砭之器并未按照我们的想象或西方的轨迹向体内进军，不仅永远停留在体表，而且即便是切开排脓这样的小手术也还是要备受非议。例如，乳腺炎必有成脓之时，操刀放脓可谓必需与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却被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痛斥为“庸工”。明代的儒医王肯堂，在其所著《证治准绳》中载有治疗一切痈疽肿疡的著名方剂“仙方活命饮”，药物组成中含有代替刀针作用的穿山甲（取其钻洞之性）、皂角刺（取其刺透之功），同样反映出崇尚温和的治疗方法、避免直接动用刀针的倾向。在方书中还能见到名为“代刀散”的方剂，也是以内服皂角刺来代替直接动用刀针。

    所谓传统的变化，则是就内科的理论学说、治疗方法亦被移植于外科；在体表局限性病灶的治疗当中，同样出现了贯彻中医内科“辨证施治”的所谓“整体疗法”。其代表人物与转变一般认为是从上述南宋医家陈自明及其所著《外科精要》开始的，正如明代医家薛己注释此书时评价：“虽以疡科名其书，而其治法，固多合外内之道。”这是所谓“中医外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转折，才形成了有如当今所见：无论内外疾患，中医皆强调“内治”这样一种“传统”。

    另一方面，原本与砭石、铍针为伍，皆属治疗外部疾患之“九针”序列其他几种针具，以及用燃烧艾草施于体表的热熨之法，却逐渐演变成为众所周知的“针灸疗法”。这一流变展现的是原始的外治法，通过漫长的“改造”过程终于跻身主流之中，形成了定义为：“通过经络腧穴，调整脏腑气血，达到治疗疾病目的”———同样可以治疗内部疾患，而且主要是治疗内部疾患的针灸疗法。

    无论是对于华佗的否定，还是对于手术疗法的排斥；无论是脱胎于广义外治法之针灸疗法的逐渐形成，还是诸如陈自明之辈对于外科疾患治疗方法的改造，这些不胜枚举的事例所展现的乃是包括阴阳学说等理论与药物、针灸两大疗法的中国古代医学的“主流”是如何形成的。换言之，在这个传统的形成过程中，不仅存在“逐渐增加”的新知识，同时也包含着对于某些知识或技艺的排斥。

    理解正统与边缘的共生现象，中国儒道两家的关系是个非常好的例子。

    先秦道家“顺应自然”的政治论，在西汉前期受到执政者的欣赏。如文、景之时，有“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建元（公元前14—前135）中，晁错之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渚公间”等等。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这种学问虽因儒家正统的兼容与改造得以存在，但毕竟只能是以“外儒内道”、一明一暗的形式存在———地位边缘化。而这又恰恰正是原本属于一种“驭民之术”的“养生之道”。

    本文摘自《传统医学纵横谈——漫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廖育群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5年07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