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中的达尔文主义：全球智能的进化》，[美]乔治·戴森著，刘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75.00元
 
　　笔者痴迷生物学二十年，关注人工智能二十月，见到这样的书名——《机器中的达尔文主义：全球智能的时代》，怦然心动。读后觉该书的核心观点似乎不够鲜明，但作者戴森抖落出众多稀罕资料，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

　　本书中的第一要角是笔者闻所未闻的巴特勒（1935-1902）。笔者惊讶，其思想之犀利和前瞻。他和达尔文打了多年的笔墨官司，缘起于他认为，达尔文未能给予之前的进化论者恰当的尊重。他引用达尔文祖父的文字：“如果植物只能出芽生殖，无法有性繁殖，那么今天的植物种类就只剩下现在的千分之一。……最强大和最活跃的个体履行繁衍后代这一责任。整个物种也因此朝着更好的方向演化。”这两句话太精辟了，几乎道出了两性繁殖的功能和自然选择的机制。由此看来，他对达尔文的批评持之有据。达尔文曾经苦恼于巴特勒的困扰。后来巴特勒道歉和示好，笔者猜想，巴特勒的思路已经从生物转向机器了。

　　“机器中的达尔文主义”一语取自巴特勒一篇文章的题目。说：“机器世界的发展速度之快，让人震惊，动物和植物的进化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提出了两个命题：生物是有意识的机器，或者机器是无意识的生物。能够证明其中一个命题的论据也能够证明另一个。……如果人类不算是生物，只不过是非常复杂的机器，复杂到我们形容它为‘活的’。那为什么机器最后不会变得和我们一样复杂，复杂到我们把它称为‘生命’。……如果一台机器能够系统生产另一台机器，我们就可以说他具有生殖系统。……我们似乎正在创造自己的继任者给予它们更大的力量，并通过各种巧妙的手段完善它们自我调节的行动能力，对它们来说，这些能力就等同于人类的智慧。”图灵认为，就措辞严谨而论，“人工智能”不如“机器智能”恰当，笔者深以为然。而巴特勒上述机器演化的观点是在1863、1880、1887年提出的，绝对的先知！

　　作者讲述的第二位人物是莱布尼兹。他认为，莱布尼兹是智能思潮的先驱。他说，莱布尼兹认为思维是宇宙的基本要素，上帝是由思维构成的。

　　第三位则是机器智能的划时代人物图灵。作者说，1939年图灵正面交锋德国人的“转换态”高达27位数的恩格尼玛密码机。恕笔者不介绍已经被讲述得太多的图灵。

　　这一脉络中的第四位大腕是冯·诺依曼。他无所不能，涉足多个领域，同时一直是地道的武器研发者，初始是弹道学的前驱，继而以计算机托举了氢弹的研发。一方面，他如此热衷于科学成果属于人类，他将成果公诸于世放弃专利而得罪同人。另一方面，又坚称科学远离善恶：“如果科学没有因为帮助社会而显得更加神圣。那它也不会因为危害社会而显得更加丑陋。自由放任的原则导致了古怪而美好的结果。”这显然与爱因斯坦不同，却似乎更像是科学的化身。这位出生于匈牙利银行家庭的学者，置身在科学家与发明家中，却永远身着三件套西装，这似乎印证了我一直认为东欧人比西欧人保留了更多古典礼仪的猜想。

　　此书最后一章中作者讲述了自己的祖父。一战时，步枪、机枪都实现了远距离精准射击，但堑壕战为近乎原始的手榴弹的流行提供了一线机会，遂使其搞音乐的祖父在奔赴战场时研发的手榴弹大行其道，其著作《手榴弹战》畅销一时。战后其祖父出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院长。正是这样诡异和分裂的头脑看到了一个深奥的问题：音乐的起源是一个不可能解开的谜题，我们无法解释它们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能感受和表达声音？被机器智能领域奉为“万能博士”的丹尼尔·希利斯偏偏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创造出音乐的并不是思维。恰恰相反，音乐的出现才是思维诞生的原因。……和今天许多年轻的猿类动物一样，（人类）倾向于模仿别人的行为，特别是模仿声音。一些声音序列被重复的可能性高于其他声音，我认为这些声音就是歌曲。……歌曲就是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讲述手榴弹和音乐，似乎跑题了。但若不跑题，我们就听不到一个机器智能领域的怪杰关于音乐的奇异观点了。这说法诱发我对自己痴迷多年的人类语言起源的问题，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很可能在人类这里，歌曲先于语言，歌曲成为语言的先导。



    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