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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一个真实的鲁迅读吴中杰教授的新著《鲁迅传》复旦大学社

朱立元;王文英

2008-12-18 16:10:26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12.12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无论是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概不例外。真实，更是传记文学生命的核心。缺乏真实性的传记文学就丧失其为传记文学的资格。鲁迅先生去世七十多年以来，关于鲁迅的传记类作品已经出了许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毋庸讳言，就我们孤陋寡闻，从所读到的有些鲁迅传记作品来看，其塑造的鲁迅形象却往往离真实的生活有距离，要么只是一个缺少人情味的“单面”斗士，要么是一个可敬而不可亲的全知“圣人”，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鲁迅。而最近由复旦出版社出版的吴中杰教授的新著《鲁迅传》则以大手笔引领我们走近一个真实鲜活的鲁迅，使我们读之不仅眼睛一亮，而且心灵为之震憾。

《鲁迅传》将鲁迅的一些重要言行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联系其同一时期的其它言行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历史分析，还它以本来的真实面目，纠正了长期以来被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接受、认可的一些误读。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鲁迅提倡“遵命文学”的宣传。这一宣传已经使一代一代的读者形成了习惯的接受心理，很少有人提出怀疑或质问。但中杰先生却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真实为第一原则，在仔细梳理大量资料，反复阅读原始文本的基础上，发现所谓鲁迅提倡“遵命文学”完全不符合、甚至违背了鲁迅的原意。他在指出鲁迅的“遵命”只是“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意思，而且是“在特定语境中说的”；他引用《〈农夫〉译后附记》中对“遵命文学”的讽刺作为例证，又引用鲁迅1932年一次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的讲演对“遵命文学”的批评作为旁证，明确指出，鲁迅称自己作品“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实乃带有调侃之意”，而实际上，“鲁迅对于遵命文学是何等鄙视，何等憎恶，他怎么会提倡遵命文学呢？盖鲁迅好作反讽之语，见者不察，信以为真，或明知其意在彼，而故意曲解为此，使其为我所用。”此言一语中的，既精辟、深刻，又很有说服力。作者还举了好几个例子从侧面证明鲁迅历来“是最反对配合形势，命题作文的”。这样，中杰先生就有力地推翻了长期以来这一“拔高”(当然也有相反意见)鲁迅思想的旧说，恢复了其真实面貌。还有，鲁迅1921年1月3日就《新青年》办刊方案致胡适的信，长期以来也被曲解成对胡适意见的抵制和批判，似乎鲁迅是赞成将《新青年》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刊物的。中杰先生则引用全信后得出相反结论:“其实原信写得很明白，他基本上是赞成胡适的主张的，只是以为不必发表新宣言表明不谈政治而已。……他最后的希望，也只是要求《新青年》的‘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他指出，这种曲解，“这种政治化的做法”，意在拔高鲁迅，“却离开了鲁迅原来的意思”。以上几例都是以实证的方法推翻了通过拔高鲁迅而把鲁迅政治化的主流意见，恢复了鲁迅思想的实际状况和真实面貌。

还有一个也是众说纷纭的关于鲁迅的历史“公案”，即因为鲁迅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误以为鲁迅贬低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此，《鲁迅传》以大量事实给予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说明。第一，作者把鲁迅这句话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与鲁迅的文化启蒙实践结合起来解读。比如该书指出新文化战士批孔的“着眼点是孔学的现实影响，而非它的教条本身”，鲁迅也是这样，“他从小熟读儒书……但是，在打倒孔家店的高潮中，却从来不去讨论儒学的原教旨，而总是着重批判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弊害”；又比如对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等的批判大致也是如此，作者强调“鲁迅对于国粹派是进行历史分析的”，他不但具体区分了前清末两种“保存国粹”主张的不同，也区分了同一批人前清末和五四时“保存国粹”主张的不同，从而得出“鲁迅总要探究出某些文化口号背后的现实动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作者更明确指出，鲁迅批判国粹主义，并非不要文化传统，而在于确定“继承文化传统的目的性问题”，“鲁迅的出发点，是民族国家的前途问题”，“有些人害怕失却‘国粹’之后，‘中国人’这名目要消失，而鲁迅所怕的，则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也就是后人之所谓要被开除球‘籍’的问题，即此一节，也可以见出鲁迅思想之超前”，此论极为精彩，一语中的，点明了鲁迅批判儒学和国粹主义，决非否定传统文化，而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前途，为了现代中国的创建。第二，该书纵观鲁迅一生，指出“其实，对于中国书，鲁迅并非一概否定，也不是要青年一概不读，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一是区别读经与读史，“反对读经，但却主张读史”；二是区别专业人员与一般青年，认为“鲁迅所说要少读或甚至不读中国书，是对一般青年而言，因为对他们说来，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但对于专修文史的教员和学生来说，自然另当别论”。第三，该书引用了鲁迅早年在《文化偏至论》中一段话:“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认为这是鲁迅“宣布了自己的文化指向”和“救国之道”，“他此后的文化工作，也就沿着这一方向进行”。这显然表明，鲁迅绝对没有贬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之意，相反，鲁迅是以传统文化为根柢，为“固有之血脉”。实际上，正如该书描述的，鲁迅一生在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同时，还做了许多整理、研究、介绍、传播传统文化遗产的工作。可见，鲁迅所反对的只是停滞、倒退、复古，把青年引向旧文化、古纸堆，而忘却现实斗争和社会矛盾的错误倾向，只是打着“国粹”旗号的假古董及其所发出的假毫光。

《鲁迅传》在概括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线索时，打破了学界普遍认同的“弃医从文”一次转变意见，而是提出鲁迅早期的启蒙思想经历了科学救国——弃医从文两次转变过程的观点，并以丰富材料叙述了这一思想历程。1903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从救国立场出发，他的写作兼及文学与科学。中杰先生明确提出:“运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拯救祖国？鲁迅当时还在选择中。他虽然很重视文艺的力量，但此时他似乎更关心西方科学思想的介绍，以为这是足以启民智、发民力来解救祖国危亡的东西”，所以，他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论著，翻译了一些“科学小说”；而且，“正是在科学救国的思想基础上，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结束了预备班的学业之后，就选择了医学作为他从事革命、拯救祖国的职业。”至于鲁迅后来的“弃医从文”是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的，除了众所周知的看到国人看同胞被砍头时的麻木状态的影片备受刺激外，作者还描述了其它一系列事件，特别是鲁迅考试成绩列在中等，就被日本学生匿名信攻击为藤野先生“漏题”的结果，这种民族、国籍的歧视也给鲁迅很大刺激。由此，鲁迅把运用文艺武器“改变他们的精神”作为“第一要著”，走上文艺的道路。这样从科学救国——弃医从文的两次转变过程，更加真实、准确地勾勒出鲁迅思想的前进轨迹。

在我们看来，《鲁迅传》将保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作为鲁迅精神的灵魂和贯穿全书的核心线索，来概括鲁迅作为“为真理和正义而搏斗的志士”的基本方面。书中写到，在鲁迅刚刚决定弃医从文之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学习理工政法的很多，“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呐喊·自序》)，抱着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鲁迅于是处于孤独和不被理解的境地，甚至遭到朋友弄文学只有饿死的奚落，然而鲁迅“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努力从事文艺工作”，体现了一旦作出选择，就义无反顾地付诸实行的独立精神。后来，“即使在教育部工作或在大学教书时，他也是不受任何体制的约束，不服从长官意志，而始终保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的。当年作为教育部的官员，而敢于对抗教育总长章士钊命令，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即是一例”；第十九章对1927年10月、12月鲁迅两篇长期被忽视的重要演讲《关于知识阶级》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做了详细的解析，指出鲁迅揭露了知识与强权(“强有力”)的对立和强权对自由思想的压迫，以及当时维护现状的政治对文艺的排斥，得出了从中可见“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重视和社会使命的认识”；该书二十二章写到左联成立初期，鲁迅对当时受到立三路线“左”倾思想影响的左联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批评和希望，并引用了一条材料——1930年5月7日晚上李立三亲自约见鲁迅，要求鲁迅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立三路线的政治主张，遭到鲁迅拒绝，鲁迅说，他与李立三，“我们两人，各人谈各人的”，表明了鲁迅对时局的独立判断，不轻易受他人左右。鲁迅晚年对左翼内部“两个口号之争”的态度也突出表现了鲁迅的独立精神。应当说，《鲁迅传》对这次论争来龙去脉的叙述不但清楚细致，而且对双方的是非曲直作出了客观公正的判断，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于“官本位”作祟而模糊论争是非、各打五十大板的思维定势。该书厘清了大量材料，认定鲁迅等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周扬等人的“国防文学”口号相对抗，“是必然的，而且这个口号一定是既体现联合战线精神，同时又有主导方向的”，而“国防文学”口号则一味强调“联合”却取消主导方向。在全面、细致地叙述了“两个口号之争”的整个过程后，中杰先生一针见血地总结道:“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显然不只是两个口号的论争，也不仅仅是对于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不同理解，而是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鲁迅是一向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他尊重别人的意见，也希望别人能够尊重他的意见，有事通过协商，他可以让步，但是决不允许别人凌驾在他的头上发号施令。”此言确是精辟之论。

当然，鲁迅不仅仅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民主斗士，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兄长、丈夫和父亲。过去，人们对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忽视，好像鲁迅老是“横眉冷对”，刻薄待人，至死不饶人。《鲁迅传》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可敬又可亲的活生生的鲁迅。先看兄弟之情。鲁迅弟兄三人，他作为老大“对于兄弟，一向感情很深”，该书详细描写了鲁迅从小对两个弟弟的关爱，尤其对周作人，更是长期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包括对其结婚费用的帮助，“即使在周作人回国之后，他仍以自己的收入负担全家绝大部分费用，还不时接济东京的羽太家(周作人老婆的娘家)”。但是，后来弟兄俩发生“裂变”。裂变的原因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中杰先生在收集、鉴别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作出客观公允的推断:“说鲁迅与周作人的矛盾，是因家庭经济的缘故，由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所故意引发，应是合理的解释。”鲁迅在此表现得很“传统”，很委曲求全。对此，作者还给予鲁迅一点善意的批评:“在家庭问题上，鲁迅也有他自己的责任。鲁迅的失误就在于他对于兄弟过分的溺爱和迁就，在实践上对家族制度的否定不够果决。”在我们看来，这恰恰说明鲁迅不是“圣人”、“超人”，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常人、凡人。再看父子之情。鲁迅本来并不想要孩子，但一旦老年得子，他对于儿子的爱是深切的，是“用无我的爱”来养育海婴的，诚如《鲁迅传》引鲁迅信中所说，“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书中通过许多真实的细节描绘了鲁迅对儿子的疼爱，使人读之倍感亲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鲁迅《自嘲》诗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出了更加切近实际、切近鲁迅原意的解释:“孺子牛”首先指儿子海婴，当然也可扩大为“所有的孩子”；而“上句所谓‘千夫指’当是指‘千夫所指’，即受到众人指责之意，这也符合鲁迅历来的遭遇。鲁迅则横眉冷对，毫无畏惧”。显而易见，“甘为孺子牛”真实地体现出鲁迅爱子的拳拳之心。当然，作者也没有否定毛泽东对这两句诗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所作的政治阐释，认为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正常的现象”。至于夫妻之情，限于篇幅，不再举例。

总之，中杰先生的《鲁迅传》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可敬可亲的鲁迅形象，比之于以往的同类传记著作，确实是推进了一大步。

《鲁迅传》吴中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12.12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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