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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的失落——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作者：吴越;胡翼青

2009-07-07 13:48:50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9-07-03

北京大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美国社会学家舒德森的名作《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这本颇受追捧的书乍看起来是相当朴实无华的，它在讨论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新闻“客观性”问题，但若不细细品味，读者是无法领会其间奥妙的。

这种奥妙是从作者的提问开始的。在作者看来，追根溯源，客观性的前身与美国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扩张、城市中产阶级崛起密切相关，因此它源于美国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然而“客观性问题”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却已经是20世纪的20年代，它开始逐步成为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为什么是在100年后才发现了“客观性”？

从这一问题出发，舒德森展开了一条与以往新闻史作者——最著名者如埃默里父子——完全不同的叙事路径。历史在这里再也不是档案般的编年体式的叙述，而是围绕观念形成的特定时空而展开的故事。在舒德森看来，像“客观性”这样的概念，并非生来就具备当代的内涵。他试图潜心发掘这个概念从自发形成到被自觉当作专业核心理念的过程中，发生了何种内涵的变迁。

舒德森笔下的客观性，始于“便士报”式的立场中立。在“便士报”的时代，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呼吁着政治平等和经济机遇平等。于是，“便士报”必然在民主的呼声中标榜着自己的中立。这是培育新闻客观性的温床——只有在中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谈到客观。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客观性还并不是新闻人的专业核心理念，而仅仅只是一种生存的策略。

是《纽约时报》为客观性注入了新的内涵。《时报》开启了事实报道模式的窗口，它以自身的办报理念说明，客观性首先必须是准确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中立的立场。

然而，一战让人们意识到了传媒上广泛存在的宣传和公关。公共关系顾问不仅是新闻的提供者，还是新闻的制造者，这就是记者们担心的——他们能报道的事实是公关顾问们提供的“事实”。

舒德森的逻辑极其诡异但却极具说服力: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了公关与宣传带来的这种危机，他们亦急切希望撇清与公关、宣传的任何关系。记者们需要在日常新闻采编中确立一种专业准则，以证明其专业的合法性。然而，这丝毫不能掩盖的一个事实是:在“客观性”专业理念形成之日起，它也就被分解得差不多了。它被转化为一种信仰，聊以自慰。舒德森形象地描绘说，客观性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舒德森很显然地把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引入了新闻史的研究或者是说他把新闻史的研究拖入了知识社会学的场域，因此他对于客观性的分析引人入胜。不过笔者更关注的是，这种研究视角对中国的传统新闻学与新闻史研究有什么启发，这才是本书最奥妙之处。

中国的传统新闻学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研究，它只关注研究对象的形式，而不关注其内涵。以“新闻真实性”为例，传统新闻学只关注这一概念的操作性或功能性的意义，比如“五W”要真实；而无视特定社会语境下它的特殊内涵——在不同的社会中，新闻真实性有时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标准。如果我们不注重对后者的研究，就会使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创造力大打折扣。事实上，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已经接近一种去学术化的状态，如何打破研究的形式主义桎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舒德森对“客观性”的研究应当成为一种有借鉴意义的视角。

知识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研究视角，它被人所诟病往往是因为研究主体本身也有某种隐含的立场，因此其认识论标准一定是高度主观化的。采用了这种研究视角的舒德森，势必难逃读者对他本人立场的追问。

在《发掘新闻》的最后部分，舒德森的立场终于彻底地呈现在读者面前。20世纪60年代，新闻客观性再次受到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政府对新闻日益普遍的管理以及新闻业自身的警觉，再加上60年代兴起的“对抗文化”促使并推动了对新闻新一轮的批评——客观性本身被指责为“扭曲事实”。越战的爆发最终耗尽了美国政府与媒体仅存的信任，“客观性理念”开始被学者们在批判文化的浪潮中反思。至此，客观性的内涵彻底被解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舒德森坚持认为，客观性是必须坚守的，如果没有这个理念的存在，新闻业只能变得更糟。

事实上，新闻专业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美国新闻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之下，所有的歪曲、偏见和歧视都被一律贴上客观的标签。在这一背景下，舒德森只强调了客观性合理的一部分内涵并因此为之辩护，可见他的美国中产阶级式的保守立场。更加自相矛盾的是，既然他认为客观性只是一种遮掩，其内涵已经消解，那为什么还要坚守它。难道我们需要坚守一种虚无，难道我们要把新闻业变成一种宗教？

舒德森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不要这个已经失落的“客观性”？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9-07-03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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