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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会计教材的引航者访天津财经大学盖地教授

记者孙梦姝

2011-04-21 13:40:19 来源：新华书目报

　盖地 1969年7月毕业于原河北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留校任教至今。曾任财政会计系副主任、会计学系副主任、系主任。曾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计研究》杂志编委、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财务与会计》学术顾问等。

　编著、主编《财务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等20余部专著、教材。其中有关税务会计、税务筹划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在国内被广为采用。主持并完成教育部批准的“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税务筹划》、财政部批准重点规划教材《税务会计与税收会计》、财政部会计准则研究项目《所得税会计研究》等。

　他将专业知识当成兴趣，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追踪、学习；他将教学当成了一生的最爱，至今仍在诲人不倦；他将自己的智慧与经验汇聚在他所编写的教材之中，如今还在笔耕不辍。他常说：“身教胜于言教，作为老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时时刻刻以身作则，做学生的表率。”他就是本期访谈的主人公——盖地教授。

　教材是教学之本

　用盖地教授自己的话说：“编写教材的初衷主要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学，为教学所需，为教学所用，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会计改革体现在分行业、分所有制的会计制度上；1983年、1984年的第一步、第二步‘利改税’对当时的会计教学是一个明显的‘冲击’。那时，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还是按照行业来设置的，例如工业会计、商业会计、交通运输会计等。这些分行业的会计教材，当时并不涉及税收问题。我当时主要讲授工业会计，面对税制改革，我们的会计教学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计税、报税及其相应的会计处理也是会计人员的必备知识，但那时的会计教材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国家税收（中国税制）》是从政府的角度讲授税收，这与我们会计专业的培养目标不大协调，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有所调整，相应的教材也需要编写或更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从1985级本科生开始，以税务会计课程取代了国家税收课程，并且编写了内部试用的《税务会计》教材。在税务会计课中，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既讲现行税制，又讲其会计处理，两者密切结合，这就比较符合我们的培养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会计专业教材改革在逐步深化、在不断完善，方向也越来越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务会计必须按照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规范标准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财务报告，但“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盖地教授说，“作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人员，还要会正确地填写纳税申报表，这也是会计的本职工作。会计不仅要会填报财务报表，还要能够填报纳税申报表——税务会计报表。因此，我们的课程设置既要有财务会计教程，还要有税务会计教程等其他会计教程。财务会计中的涉税事项处理是服务于财务报告目标的，而税务会计是服务于税务会计申报目标的，两者虽然有密切联系，但也不能互相取代，而且也不应互相混淆。”

　在我国会计实务中，1993年“两则、两制”以前都是单一的（行业）企业会计，从1994年工商税改革开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财务会计。但是财务会计并不完全符合纳税要求，于是才需要税务会计。“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实际上是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我们的教学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就是具体体现。我们都说剧本是一剧之本，其实教学也是如此，教材是基础，也是‘一剧之本’。教学和教材编写是互相促进的过程，教学推动教材不断改进、逐步完善；而有了高质量的教材，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身教胜于言教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服务学生是盖地教授的基本理念。他说：“要想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思考，老师就应该先要为人师表，先要学习、思考和积累，不断更新知识，追踪前沿信息。还有，就是教书育人这个老生常谈又亘古不变的话题——在教书中育人，又在育人中教书。老师对于学生，就像父母对于孩子。我的教育理念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编写教材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要认真求实，不能粗糙马虎，要秉承对读者负责、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负责。教材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更新，和为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做人要不断地进步。随着有关法规的变化和认识的提高，哪怕教材中有一点错，都要不厌其烦地修改，没有绝对的完善，只有绝对的变化。”盖教授语重心长地讲道。

　一部好的教材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也是多次修改加工的结果。即使是一个人编写的教材，其中也凝结了许多人的智慧和心血，还有更多人的支持和鼓励。盖教授说：“首先是读者，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是教材不断进步的阶梯，例如学生在使用中发现的问题或是出版社的反馈意见，对于教材的改进都是弥足珍贵的。其次，就是那些幕后英雄——教材的编辑，没有他（她）们的默默奉献，我的教材是不可能面世的，也是不可能不断更新的。因此，我由衷地感谢广大读者、感谢编者、感谢出版社。”

　坚持与执著

　每本教材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讲到会计教材的现状，盖教授说：“由于我们的教材是专业教材，不可能有生动的情节和吸引人的故事，主要是靠其质量——理论性、条理性、实用性。因为会计是微观学科，要求的技术性很强，突出实务操作，应让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尽可能缩短其适应期。”谈到近年越来越多地从国外引进的原版书，他说：“我觉得中外会计教材是可以互相借鉴的，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尤其像财务会计，包括我们国家制定的会计准则好多都是借鉴了国际上（IASB）的会计准则，应该说对我们的教材建设都有很好的借鉴的意义。国外的教材比较注重实务操作，各章都有很多的栏目，如补充阅读材料、案例分析、各类习题、参考文献等，部头比较厚、价格比较贵。对国外学生来说，大部头的教材、高价的教材，他们习以为常；但我国的学生从小就是灌输式教育，到了大学甚至是研究生阶段，学生一般也主要是满足于聆听老师的讲授，自主学习、自主阅读的习惯难以养成。如果不是有考试的制约，学生上过课后，很少再会主动阅读教材。因此，我们的教材就要因地制宜，适应我国的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教材的模式，部头不能太厚、装帧不必华丽、定价不能太高。出版社应该从实际出发，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就行，尽可能减轻读者的负担。当然，我们作者在写书的时候，也要控制好篇幅，精简内容，减少水分，多为读者着想。”

　在刚刚过去的寒假中，他终于完成了《税务会计理论》一书的撰写。这是盖教授近30年来从事税务会计教学和科研的思考和感悟，此书在他心中已经构思和酝酿了多年，初稿也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写了改，改了删，自己与自己也在“碰撞”。当记者问盖教授是否在考虑写新书，他说：“我不想写新书，只希望能将我已经出版的书进行修改，使其内容不断更新、架构逐步合理、体系日渐完善。”会计专业是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培养的应是复合型人才，理论和实践同等重要。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都要重视实务，重视实务操作，当然，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理论的分量也应随之更重。

　谈起对会计的兴趣，盖教授说，兴趣是慢慢养成的。当初选择会计，并不是出于对会计的深刻认识，只是觉得会计比较“实”，自己不善言表，“实”的东西可能更适合自己。从教40余年了，对专业的爱好就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形成了。现在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坚持、执著。

　难忘片段

　在采访中，盖教授说他要特别感谢他的老师管锦康教授。他回忆道：“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管老师向立信会计出版社的责编推荐我写的《税务会计》一书，管老师的岳父是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先生。1974年春季，我随管老师到上海访问，这是‘文革’后期‘工宣队’第一次允许老教师在青年教师‘陪同’下出门。管老师为了避免‘麻烦’，他没有让我跟他一块儿去见潘老，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与会计前辈、会计大师的见面失之交臂。立信会计出版社出于对管老师的信任，我独立撰写的《税务会计》得以顺利出版，该书到现在历经十余春秋，已出至第7版，印刷30余次。因为老师的提携，我能独立出书了；也因为老师的推荐，出版社没有对我提过要求。之后，其他出版社找我写书越来越多，而且不提任何要求，但我保持了职业的审慎，不会随意应承。这些都应该感谢我的恩师。”

　对于盖教授来讲，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是在2003年春，即“非典”肆虐时，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孙乃彬编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他一个消息，教育部刚刚公布了“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目录，在规划教材“目录”中，列出了《税收筹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将《税收筹划》列入到国家级规划教材目录中。“我和孙老师素昧平生，这使我深受感动。她希望我在第一时间去申报，我有些犹豫，因为当时我国高校的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都还没有开设这门课，这说明教育部的规划具有前瞻性、主管领导的思想比较超前，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生动体现。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才能开设税务筹划课程，税收筹划就是纳税人与征税方的博弈，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我当时还问，如果我们写出书稿后，教育部未批准，你又不出版，我如何向参编的老师们交代呢？孙老师明确地告诉我，不管教育部批不批，写出来的书，出版社都会出版。在孙老师的大力支持、鼓励下，我撰写了申报书、首次构建了本书的写作框架，并组织了参编单位和人员。所幸该书不仅获得‘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立项，后又成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在多年的写作过程中，盖教授体会到作者和编者是雨水关系。出版社希望出版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的书，作者也希望自己的书能够被读者所认可，但这要靠作者和编者的密切合作、共同努力，靠双方的责任心和事业心。“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在我的前进道路上，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人的帮助。我会永怀感恩之心，保持进取之心。”盖地教授最后说。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1.4.21

本版责编：姜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