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兆平先生在《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后记中谈到浪漫主义研究时说：“与其在‘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和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双峰对峙’这类预设的陈旧的叙述轨道上不断地重复铺展，还不如转换研究方法，在史实实证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独立思维。其中之一就是，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理论家，作横断面的详尽的考察，并概括出相对独立的范式。”这道出了该著的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体现出该著史实实证基础上的独立思维的特征。

　　擅长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俞兆平，不满于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简单化地认定“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和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双峰对峙”，经过其对于史实的细致梳理深入探究，提出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的独特见解，并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理论家予以分析———早期鲁迅：尼采式的哲学浪漫主义；沈从文：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郭沫若：高尔基式的政治学浪漫主义；林语堂：克罗齐式的心理学浪漫主义。俞兆平在对于大量史料的梳理分析中，分别探究浪漫主义四种范式的精神资源：在梳理早期鲁迅对西方浪漫主义思潮黑格尔为代表的“主智派”，卢梭为代表的“罗漫派”，席勒为代表的“知感圆满派”，叔本华、尼采、易卜生为代表的“意力派”的划分后，提出“他所着力推崇的是‘以改革为胎，反抗为本’的尼采的‘意力’派”。在不满于人们简单化地认同沈从文自己否定受到卢梭影响的判断时，经过分析比照，俞兆平认为“从现有的资料和作品来分析，沈从文与卢梭之间确乎存在着美学思想倾向上的密切的关联”。在对于创造社浪漫主义定位予以质疑后，俞先生梳理了郭沫若从崇奉科学主义，到摒弃卢梭式的浪漫主义而选择表现主义，到接纳高尔基式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对于林语堂在论争中确立浪漫美学立场中，指出：“林语堂在对西方美学的选择与接受中，通过比较，认为克罗齐的表现论美学与自身原有的立场与看法较吻合，其他各种关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都偏于浅薄。”俞兆平这种基于史实实证式的分析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探究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新命题。

　　在对于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的分析研究中，俞兆平并不满足于梳理清鲁迅、沈从文、郭沫若、林语堂对于不同浪漫派的接受与表现，而是努力将不同作家不同范式置于作家创作嬗变发展轨迹中，甚至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轨迹中分析其作用与影响，使俞兆平的研究高屋建瓴独抒己见。在评说早期鲁迅推崇尼采的哲学浪漫主义后，指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状与西方的思想动向之间存在着错位”，认为“这一错位也反映在鲁迅早期的美学观念中，如启蒙功利性和纯文学审美自律性的整合，确立启蒙理性主体和维护感性自由主体的共在，构建浪漫主义理论体系和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技艺的共行等”，这就将问题拓展至中国思想文化界、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视野中。在梳理分析沈从文受到卢梭的美学浪漫主义影响后，俞先生评说沈从文后期创作停滞的原因，认为“新月派绅士们的古典主义美学情调，也窒息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沈从文原有与卢梭同调的‘自然状态’的浪漫审美取向被干扰、颠倒、消解了”，提出了沈从文被主流意识形态打入冷宫的不同见解。

　　俞兆平自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票友”，他在后记中说：“我慢慢也尝到散兵游勇的好处，自由自在，可以不按学界潜规则办事，可以不看大腕的脸色行事，说自己想说的‘自己的话’，在品味陈寅恪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之中自得其乐。”不被学界所左右人云亦云，说自己想说的“自己的话”，在独辟蹊径中道出自己的发现与见解，其实这正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