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自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首义，到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前后不到半年。看似简单的历史背后，其实是革命党人十数年的不懈奋斗。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录的正是那一段血泪交织的光辉岁月。

　　世人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冯自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父在日本与革命党多有往来，兴中会横滨分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曾来他家做客。当时孙先生问年仅14岁的冯自由：“好读何书？”冯答：“好读小说。”孙再问：“好读哪部小说？”冯答：“《三国演义》。”孙又问：“《三国演义》人物，汝最喜欢何人？”冯道：“孔明也。”孙先生闻说哈哈大笑：“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已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孙中山由此对这个少年颇为赏识，当即让冯自由填写誓约，加入了兴中会。冯自由少有大志，曾在书房中自撰楹联：“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冯自由的革命资历很老，但在民国建立后却并不得志，因而专心著史。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党已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但曾经的革命先辈也都日渐凋零。冯自由一来为保存史料，二来为使国人知共和创立不易，以尽“革命党后死者未了之责”，遂写下了这本《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冯自由是兴中会、同盟会最早的会员，长期献身革命；在辛亥革命后又得出任稽勋局局长，负责对革命立功者的调查、褒扬与抚恤工作，掌握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此外，身为革命元老的冯自由，与很多民国政要都是莫逆之交，通过采访故旧能取得第一手的口述史料。冯自由自谓此书“无一字无来历”，绝非妄语。

　　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序的章太炎，与同盟会里的孙中山一系素来不睦，且为人刚正不阿，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全都挨过老章的臭骂，但他却称赞此书，“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正如其所说，无论是兴中会（同盟会）发动的潮州黄冈、镇南关诸次起义，还是光复会（章太炎曾是其重要领袖）策划的安庆、绍兴几回举事，冯自由全都照录不误、绝少偏颇。

　　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冯自由会为读者校正很多“常识”上的讹误。对近代史有些兴趣的朋友想必都记得，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办兴中会，翌年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默认兴中会的会长是孙中山了。其实1895年，孙中山是以自己在檀香山的组织与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合并，才有了后来的香港兴中会。当时或许是出于巩固同盟的考虑，并没有确定会长人选。后来广州起义在即，不能没有一个共同领袖来统筹全局，“众乃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音译），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原辅仁文社和檀香山兴中会隐藏的派系矛盾由此爆发，最终“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表示退让，结果杨衢云当选。”

　　当然，冯自由在准确表述历史的同时，也不免有意美化了自己的建党领袖。以上事件的真相或如唐德刚先生在《晚晴七十年》中分析的那样：“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既然实力不济，孙中山无论甘心与否，也都只能暂时退让了。

　　冯自由在书中记录了的当时兴中会的章程，其中一条很有意思：因为革命事业需要的资金量很大，所以“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具体的集资办法是，“每股科银十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收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简单说，只要你肯掏钱买兴中会十元一股的“科银”，在革命成功后即能获得十倍的高额回报。在以“爱国之诚”鼓励大家踊跃集资的同时，兴中会的同志们更有漂亮的广告词，“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英大焉，机不可失也。”那意思就是说，花钱买官没准儿就打了水漂，但要是把钱给了我们，就能够包赚不赔了。

　　此外，冯自由还在本书中披露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已属秘闻的史事。在晚清如水火不容的保皇、革命两党在戊戌政变后曾一度谋求合作；八国联军侵华，东南督抚宣布“互保”的时候，革命党人曾试图通过香港总督游说李鸿章，希冀他能附从革命，促成两广独立，建立共和政府。

　　说到对晚清革命史的熟知程度，在当时是无人能出冯自由之右的。同样精晓辛亥掌故的陆丹林在《革命史谭》中说，“党中每有关于党史及调查革命同志履历，必向他咨询，故老同志给他的徽号‘革命通’”。由“革命通”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自然是游刃有余。冯自由在后来所作的《革命逸史》中有十首自题诗，其中一首谓：“元年黍掌稽勋局，晚岁重修革命编。自信董南能直笔，开基功业此书传。”冯氏之所以敢拿董狐、南史两位“不虚美、不隐恶”的古之良史自况，正是因其笔下史书足够的客观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