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通史》张广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捧着还散发着浓浓墨香的新著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阅读，浏览之后，让我非常感动的不仅仅是张广智先生积多年之力终于完成这部皇皇巨著，其中的艰辛可以想象，更是在书中张先生所表达出的对先师耿淡如老先生的尊重和追思，对自己后辈学子的感谢。诚如他自己所说，50年前，耿师受命主持《外国史学史》，因种种原因而未果，成了他终生的遗憾。2000年他的学生推出了《西方史学史》，实现了他的遗愿。如今，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由他的学生与再传弟子合力完成了。倘若说，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编篡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著作之先河，那么在这块园地上，我们没有辜负耿师之遗愿，实实在在地做了一项垦荒者的工作，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史册上留下了一页。

　　读到此，使我想到这本书并非是张先生个人对前辈老师的还愿之作，而实在是意味着学术的传承和学术流派的形成这一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患上创新浮躁症的今天，真得要以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研究这50年的发展为个案来冷静地想一想，学术研究如何形成很好的传承，在既有的学术谱系中不断前行。综观历史学的演进与发展，其中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众多学人的努力，在一代代学人的薪火相传中形成学术传统，也形成学术流派。如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著名的“剑桥学派”，就是在从上世纪60年代近30年的辛勤耕耘和积累中，终于蔚然成为一大流派，引领着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而如今随着张广智这套书的出版，这不仅标志着复旦大学的西方史学史学科也在约50年的开拓中迎来了自己的重大成果，也是否可以说以此为标志他们已经形成了有着自己独特学术旨趣的学术流派。

　　这个流派不是在今天拔地而起，而是在历史中形成。早在上世纪60年代，耿淡如就开启了外国史学史研究，后由张广智承续，直至今天已有更多的学人聚集在西方史学的门下，参与编篡这套书的一些学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在长期的学术传承中，三代学人的努力使得他们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质。这体现在，追求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上，在时间和空间中来思考史学自身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通史旨趣”，力求成为“一家之言”。而在治史的境界上则力求达到“明”、“道”、“智”、“文”，即在立意、求真、阐释和表述等方面达到更高的水平。

　　这样一种学术特质的形成既是耿淡如筚路蓝缕的开拓，更是在张广智这里得到了全面的深化与拓展。如果说耿师更多地是提出问题，开出了一片天地的话，那么，张先生则在完全师承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思考和学理性的回答。例如，他将西方史学放在文化中来理解，将之定义为“文化中的文化”，这既是对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这样基本问题的回应，又将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引入到一个新的界定中，而张先生之后的弟子们则沿着这一思路对此作出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因此，在长达50年的学术系谱的构建过程中，张先生一直在解决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这样一个“元问题”：什么是史学史？什么是西方史学史?正是在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思考中，张先生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构建起学术体系，也推进了西方史学史研究，引领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学术的谱系的形成还意味着在学术的传承中有着更多的付出，特别是在培养青年学子，将他们引入学术的殿堂，得其精要，成为学人的过程中更是艰辛。在此方面，张广智在先师的教诲下，一直以耿师的“谦虚治学，谦虚做人”为格言，同时也是以后他成为导师后交给弟子们的师训。正是在这一感召教诲下，他的学生分布在全国各个大学，也都钟情于学术研究，沿着老师开拓的方向前行，由此形成了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的独特旨趣和风格。

　　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历史学的“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为面向的历史研究彻底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对象和特性。今天，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史学也在发生着变革。这套书中的第六卷着力在梳理和评析西方史学的这一变化。与此同时，经过50年的建设性努力，以张先生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范式业已成型，可以说“垦荒者的工作”基本完成，已经收获了“一片金色的草原”。那么以后如何在把握西方和中国史学的双重变革中继续推进西方史学史研究，例如，更为系统地凝练出西方史学史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承继学科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开拓出新的研究范式等当是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同样，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西方史学著作和关注的焦点本身也是不断地对社会现实和问题的回应，因此，从这一视角来对西方史学的演进进行系统的梳理，实际上不仅是对史学本身的思考，也应该看成为是对社会的反思，而这则将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此也期待着这些学人，特别是青年学人们对此进行新的开拓。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