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19岁的刘振强只身赴台，他会同两位同道从台北衡阳路一爿售书小店，创立了三民书局，开始了“闯荡”书业的漫漫征途。他历经58载的苦心经营，三民书局业已发展成出书逾九千种、员工达400余人的现代化大型出版企业，并以其琳琅满目的高品质出版物而蜚声士林，享誉华文世界。本文摘自《出版的品质》的部分章节（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贺圣遂）。

　　刘振强的出版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和前辈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一样，他年少失学，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一生之深厚知识与高尚修养，几乎全部仰赖自学修得。自1953年创立三民书局，刘振强的生命就与三民融为一体，所思所想俱围绕三民和出版，一刻未曾分离，即便是在三民书局合伙人撤资离开的艰难岁月，他对三民的情感和对出版的信念也未曾有过丝毫动摇。刘振强为中华文化赓续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虽成就不凡，却不事张扬，赢得海内外文化界的尊敬。在他的主持下，三民书局陆续推出了　《大辞典》、“三民文库”、“三民丛刊”、“沧海丛刊”、“古籍今注新译丛书”、“国学大丛书”、“文明丛书”、“大雅丛刊”、“文苑丛书”等蜚声士林的高品质著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亦曾斥资打造“汉字字库”，以图彰显汉字之神韵，承继传统文化之风采。近60年过去，三民书局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累积出书逾九千种，年过八旬、两鬓斑白的刘振强仍然站在三民身后，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繁荣而俯首耕耘。
　　刘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敬意，三民书局也因此具有浓浓的中华文化特色。从他个人经历方面讲，刘先生赴台后，孑然一身，分文皆无，仰赖一位老婆婆接济，始在台湾逐步立足。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将老婆婆视为母亲一般赡养，尤其是公司经营日益走上正轨后，更是极尽孝道，直至老人仙逝。以传统文化立身并严格律己的刘先生不仅在人生的道路上赢得越来越多文化人的信任、推崇与青睐，也使得三民书局有着鲜明的刘振强先生的个人风格。在三民书局，每一位新员工甫进公司，刘先生都会单独约见，向其概述三民的创业经历和文化追求，随即详细地询问其家庭状况。当然，也会直截了当地向新员工明示三民书局的“三项纪律”———不赌博、不贪污、不说谎。在公司内部，刘先生嘱属下称己“先生”，从不让职员称呼其“董事长”，他以为“董事长”头衔太商业、太严肃且开玩笑说“董事长有不懂事”之嫌，而“先生”则让人感觉相互如处于大家庭中，会心生温暖，彼此关系因之更融洽。三民书局为每位员工提供一日两餐，数十年来，刘先生与员工同桌共餐，无话不谈，以长者身份赢得下属爱戴。学者逯耀东、周玉山著文指出，“刘先生与三民、三民与刘先生已凝为一体，他的经营与领导方式，可说是现代化的中国管理模式，这种如家庭般的融洽气氛，是他开创精神的持续”。诚哉斯言。

　　喜谈文化、钟情文化的刘先生，更是一个敏于行的实践家。三民书局有两项大工程最为世人瞩目，赢得文化界交口称赞：一为《大辞典》项目；一为“汉字字库”工程。《大辞典》　的编纂，始于1971年，迄于1985年，前后历经14载，聘请专家及参与的工作人员逾200人，铸字6万余个，用铅超过70吨，创造了当代出版史的奇迹。在内容方面，刘先生要求《大辞典》务必做到知识精准。为实现此目标，不仅购置了《四库全书》、《四部备要》等大型丛书以备查核，还与台湾各大图书馆协商，影印大量馆藏善本，作为　《大辞典》引用之第一手资料。按刘先生的说法，以往辞典解释字条、词条，大量使用第二手资料，且很少注明出处，以讹传讹现象较为普遍，也不利于读者检索文献的原始出处。《大辞典》则尽最大可能提供第一手资料并注明资料原始来源，解决了以往辞书存在的弊端。字词的解释也请专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斟酌和重写（稿酬亦同时多次支付），务求精准。《大辞典》　共收字15106个、词127430条，皇皇三巨册，内容涵盖古今，荟萃中西，是中国大陆以外最翔实、最权威的中文大型辞书之一。在图书印制工艺方面，三民更是花了大量精力与巨额资本，刘先生之文化出版追求在此过程中彰显无遗。当时，台湾出版业印书所用大都是日制铜模。在主持编纂《大辞典》的过程中，刘先生发现，日本铜版汉字仅一万余字，远远不能满足《大辞典》用字需求，即使是现有的日制汉字，结构也不够精美。于是他期望通过自制字模，摆脱依赖日方现状，丰富汉字字模，彰显汉字之美。为此他聘用大量美术人员，一字一字撰写，为求精美，许多字多次重写，直至满意为止。此后出版的三民版《大辞典》以佛典形式设计装帧，异常精美典雅。承印的日本印厂提出以优惠500万日元条件要求在书上印上日厂名称，刘先生想到此书印制过程中日商前倨后恭的表现，断然拒绝。据刘先生本人讲，为编《大辞典》花去了数亿元，按照当时市场价格，可以在重庆南路购买两幢大楼。但在他看来，一部《大辞典》虽耗费无数人力与资本，但却可以嘉惠学林，传之久远，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独有的贡献，这是多少幢大楼也换不来的。编撰出版《大辞典》不仅显示了刘先生“为求完美不怕麻烦”的编辑精神（台湾学人黄俊郎语），更体现了他文化至上的出版追求。

　　在出版业运用计算机排版系统后，因《大辞典》铸字模的经历，刘先生于1988年又开始了“汉字字库”数字化这一系统工程。刘先生认为，“汉字的最大特色，是一字一形，每个字虽由基本的部首偏旁组合，但同样的偏旁部首，组合之间，倚轻倚重，或大或小，就有不同的安排，不宜用电脑拼字一律订死”，而且，电脑拼字远远不能满足致力于学术出版的三民书局的实际需求（三民书局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着力甚多，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及相关研究著作，常常会用到平时少用、电脑字库中不存在的异体字、古体字）。因此之故，三民依托当时　《大辞典》铸字经验，每年延请近百名专业人员撰写能够体现“中国汉字美感”的字体。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2003年，三民终于完成了由楷体、黑体、仿宋、长仿宋、明体、小篆六套字体组成的汉字字库。其中，以明体字最多，有7万余字。这些汉字同样是精益求精，凡是觉得架构不合理、视觉不美观的，均推倒重写，仅仅七万多字的明体就先后重写了十几遍。在撰写汉字的同时，三民又组织技术工程专家，开发了一套相应的计算机排版软件，将数十万字的汉字字库运用到三民书局的出版活动中。在研发“汉字字库”的10余年中，关心“造字”进展，成了他每日功课，以致“做梦都在想怎么写好字”。余英时先生对此项工程赞赏有加，他认为，这项庞大计划，真令人叹为观止。这一设计，为用无穷，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贡献。

　　刘先生坦言，多少年来，虽梦里依稀念故乡（刘先生广东籍，长于上海），但却一次也没有回过大陆，数十年间，心中所思所念唯有“出版”二字。三民书局成立之初，他即与几位股东约定“五不可”———不可向公司推荐私人，不可向公司借钱，不可要求公司作保，不可干涉公司业务，盈利转为资本，不可要求分配利润。近60年过去了，三民书局已从一株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经营规模和利润回报亦非常可观，但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数十年来，他没有从公司拿过一分红利，所有应得均归为公司发展之资本。在用人方面，唯才是用，不用私人，所有进三民工作的员工都必须通过考试。他本人不烟、不酒，从来没有将公司的资源消耗在个人享受上。相反，对于工作上进、家境困难的员工多有扶助（如他曾赠送一套住房给一位多年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员工），许多人因此也心系三民，直至退休。曾任台湾师范大学、交通大学，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的台湾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教授认为，三民书局“规模相当庞大，却能够亲如一家人。大学之道的精髓，振强先生早已充分发挥”；他是“令人钦佩的儒商”，“让人心仪的文化巨人”。刘先生颇具中国儒家特色的管理方式不禁让我想起一则故事：20世纪50年代末，兰登书屋的年轻编辑罗伯特·卢米斯正为购买一套价值八千美元的公寓一筹莫展时，兰登书屋的两位创办人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洛普弗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赠予他一张8000美元的支票。此后50年，卢米斯一直效力于兰登书屋，成为美国当代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杰出编辑，通过自身努力为兰登书屋增添了诸多辉煌。此种得人善举，我辈徒羡没得效法。

　　刘先生待作者甚厚，20世纪80年代就给出一字一元的稿酬；许多作者，稿件未交，数万元的预付支票已经奉上，且从不催稿……著名出版家、教育家王云五先生的学生———台湾著名史学家王寿南曾回忆，当年刘先生约他撰写一部　《隋唐史》（王曾在政治大学讲授隋唐史10余年，但因治学严谨，一直积累资料，迟迟未动笔），王寿南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刘先生已奉上一张10万元台币的支票作为预付金，并说书稿完成后再按字数结算。在同一篇文章中，王寿南谈到：“出版公司领导人的才能和性格，都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成败，才能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市场的了解、未来趋势的判断和圆融的人际关系，性格方面最重要的是气魄、果断。具有这些才能和性格的领导人，方能让公司走上成功之路。”以我与刘先生接触和交往的感受，他当之无愧是有气魄、果断敏行的出版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由，在众多著名学人的心目中，他的出版成就，实在是堪与王云五、陆费逵等前辈出版家相媲美。因为有刘先生这样的“出版领袖人物”，三民书局也因此赢得了遍布海内外的名家学者：钱穆、李泽厚、余英时、韦政通、成中英、汪荣祖、葛兆光……在刘先生看来，出版是一项可以终身奉献的事业，它联通古今，会通中外，对于人类知识积累和学术传承肩负极其重要的责任，能为这样的文化工作牺牲一己之利，于个体而言，不仅没有损失，相反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他毕生念兹在兹，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他的追求赢得无数赞誉。台湾学者王洪钧说：“我个人所知有限，但就接触所及，对前后两位出版家，便怀着极大敬意。一为已故我国出版业巨擘王云五先生，一为三民书局创办人、现任董事长刘振强先生。”台湾学者郑贞铭也说：“在出版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云五老师与刘先生，我认为他们为出版界所做的努力与吹起的知识号角，正是台湾社会欣欣向荣的知识动力。”在传播学者石永宽看来，刘先生“平凡中藏伟大的精神，默默耕耘，只求为学人、为知识分子服务，以出版提供知识的贡献”；而台湾学者孙振干脆称之为“文化界的侠士”。内地著名出版家董秀玉先生以为，“在台湾众多我所尊敬的同行中，刘先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书，他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写照”。

　　三民书局在刘先生的主持下，出版了许多广受赞誉的文化精品，尤其是在高品质丛书出版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大成就。迄今为止，“三民文库”收录了老一辈文化人的文史著作311部，钱穆、谢冰莹、毛子水、邹鲁、唐君毅、萨孟武、吴相湘、成中英、林海音等名家均有一部或多部作品编入文库，在精英文化层有良好的口碑和很大的影响；“三民丛刊”除了收入潘重规、苏雪林、牟宗三、叶嘉莹、余光中、余英时、刘绍铭、林文月等老一代文化人著作外，更是吸收了诸多中生代的文化名家南方朔、龚鹏程、严歌苓、止庵、虹影、邱华栋、张新颖等均为丛刊撰稿，丛书迄今已出版312种；　相比以上两大丛书，“沧海丛刊”更是涵盖了国学、史地、哲学、语文、艺术、社会科学及应用科学（此系三民书局对此丛书的分类）等多个学科门类，规模也更为庞大，先后已出版图书1100余种；为了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好传承，便于一般读者接受，三民书局在刘先生的倡导下，邀请学界名家精心撰写了“古籍今注新译丛书”，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哲学、文学、历史、军事、政事、教育、地志、宗教等经典文献，将古拗的古代语言精译成雅驯的现代汉语，为古典文化的普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迄今已刊出360余种。此外，三民书局还出版了“国学大丛书”、“文明丛书”、“大雅丛刊”、“文苑丛书”等广受赞誉的高品质丛书，这些三民的“丛刊”、“丛书”构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为中华文化增添了绚烂的光彩。

　　刘振强先生已经年届八秩，还在执著于自己的出版理想，着实令人羡慕。他以其个人才华，使自己的出版社延续了辉煌，也为台湾的出版业增添了更多的光辉。从某种程度上讲，刘先生及其近一个甲子的书业经历，足以使他和三民书局在中国出版业乃至世界出版业青史留名。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0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