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海外中国研究文库）》，[美]叶文心著，冯夏根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三大重镇分别是上海、北京和南京。近现代史上，上海工商业与金融发达，甚至一度发展为卷入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的亚洲代表城市。旺盛的人才需求，与外国教会、本国政府与工商界等大学办学的赞助者相对接，就产生了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闻名华东乃至全国的大学。北京曾长期作为清廷首都，在民国头十几年也还是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拥有发展高等教育的各种有利条件。南京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所确立的首都，新建、改建了多所大学。

　　1919年到1937年，这三个城市的大学所培养的毕业生，达到了全国比重的近四分之三。而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大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阶段：科举制度自1905年被废除后，大学培养的新型知识精英就跟国家官僚体制断了钩（国民政府官僚选拔主要面向当时的广东大学），而大学校园也还没有被国家政党着意灌注的意识形态所主导。

　　从另一个通常为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来看，由于新文化运动及其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大学生频繁就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起抗议，有时还会针对或有意重建“儒学国粹”或强化学生管理或严抓教学质量的师长。除个别教会大学外，彼时的中国大学基本都处于宽松放任管理的状态，学生纪律乃至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社会风评并不令人满意，有时甚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当时国民政府整肃大学并渗透灌注党化教育的口实）。

　　美国知名历史学者叶文心曾担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该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暨东亚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着重研究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在国际汉学界很有影响。她所著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一书，以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上海、北京、南京三地的多所知名大学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进而对民国时期学院派学术精英的成长与工作环境提出结论。

　　而通过这本书，也能让人更为清晰的认识到，1937-1949年及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办学环境等）面临的多次起伏沉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19年到1937年这段自由时期内的发展情况——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在当时的教学、学生管理，就要比其他院校严格乃至严苛，“严管理”使得这两所大学的中国学生在政治和社会参与方面，走到了当时上海各高校的最后。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严管理”本身可以控制或转移青年人的政治热情。又如，1930年初，大学毕业生普遍面临择业难，这被旁观者评价为当时的大学生对社会事务参与过多，进而没有很好的掌握知识、技能与处世之道；有人认为当时滞后的高等教育体制，应该对前述事实负责；还有人将城市不良的社会风气认定为大学生道德和知识水平出问题的根源，甚至直接点出了进口电影的直接责任问题。这些观点沉淀下来，深深影响了1937年后一批又一批决定着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决策者，使他们决意要将大学、大学生与社会分隔开来，并引进苏联模式的大学生培养体系。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一书基于大量的历史资料，得出结论称，1919-1937年期间，中国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普遍大量依赖英文进行教学，而从地域来看，上海和天津的大学“洋化”程度最高；相比之下，北京、南京、广州、成都、武汉的国立大学更为重视本土学术传统的学科。

　　教会和私立大学，津沪大学更为重视英文教学，这实则是当时中国中小学普及率低、优秀英语教师培养率低的直接体现（少数优秀者只能集中在上述两类、两地高校，教会大学还有办法请来外教）。这些高校以提供“商业与科学的基督教育”为主，有意远离中国政治与文化，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同期欧美高校的管理方式、校园文化（如大学之间的体育、文化竞赛等），培养出一大批可以直接服务于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外资企业的精英人才。当然，这也导致一种脱离中国发展实际的精英主义的盛行，中国社会各界当时指责教会和私立大学毕业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放弃了社会责任”。

　　而在北京为代表的其他中国城市的大学，本土学术传统学科并未式微，相反还兴起了汉学热、新国学热。这与这些大学里充斥晚清遗老存在直接关系。本土学术传统学科占主流的大学，一方面为后来的救亡图存运动输送了大量人才，另一方面也更快的接受了国民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或者称“革命教育”。

　　从地方士绅书院转型而成的中产阶级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的主体。这些高校以培养技术精英为己任，因为办学经费的来源不稳定，不得不降低招生考核标准和管理要求。一些学校甚至被讥讽为“文凭工厂”、“野鸡大学”。而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其他许多学校，一直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政治激进传统。

　　用今天的阳光看，1922年-1927年存在的上海大学，是一所不折不扣的“N无大学”、“野鸡大学”、“弄堂大学”：没有学生宿舍、教学大楼、运动场、图书馆、实验室。该校为了迎合社会的需要，在1924年还开设多门职业课程。但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在1927年5月被查禁之前，却扮演了最激进的革命角色——国共两党许多知名干部到该校任职，开设多门与政治直接相关的课程，高调举办政治主题的讲座乃至直接与工人运动挂钩。这段时期的上海大学，在历史上获得了美化，不仅源于从该校走出了大量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精英，而且1927年春天的受难经历彻底让其声誉抬升到了顶点。（新华网）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2年11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