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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教材出版无暴利

记者：刘昶刘颖

2004-02-25 15:19:30 来源：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促进教材的多样化，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基础教育教材的评审制度”。随后，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决定》明确要求：改革中小学教材指定出版的方式和单一渠道发行的体制，试行出版发行公开竞标的办法，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200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中小学教材”。这样，多年来，国家行政原因造成的基础教育教材出版垄断格局终于土崩瓦解。
　长期以来，社会上关于教材出版利润过高、教材价格不合理等说法就一直存在。教材出版改革推进之后，教材市场由过去的垄断变为一个开放性市场，出版者由以往的人教社一家扩大至眼下的60多家。但，新课标教材的出版者或多或少仍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质疑甚至指责。巨大的市场空间，是否就等同于超额的利润?新课标教材的价值链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呢?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新课标教材的出版模式与旧教材的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新增加或者有重大改变的环节一是立项环节，二是市场推广环节。这些运作模式的改变，也改变着教材出版的价值链条，挑战着出版社的应对能力和资本积累。
　一位参与新课标教材出版社的社长告诉记者，出版社作为新课标教材的研发、生产者，投入的成本非常高。与传统的教材出版相比，新课标教材前期立项费用和后期的培训推广费用属于新增费用，这两项花费占总成本的约50％。另外，新课标教材编写、印制等费用也较传统教材大幅度上扬。具体包括：一、为争夺作者资源支付更高的成本，目前国内既能站在学术前沿、又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作者其实并不很多，各出版社为争夺作者资源，只能相互抬高价码；有的出版社开始设立长期运行的教材研发机构，这种机构的办公费用、人员费用、运作费用等也是出版社必须考虑的成本项目。二、编写成本上升，过去的教材编写相对简单，如数学，首先是概念、定理，其后是例题、习题，现在强调探究式学习，教材中要融合大量情景式、现实生活里的东西，因此要做大量的调研、查找大量资料、召开多次编写会议等，编写投入由此增加。上海某出版社仅两门初中新课标教材的编写费用就达到200万元，不包括作者稿费。三、印制成本增涨，新课标教材生产工艺流程要跟国际接轨，新的排版技术、新的开本形式等，都增加了成本。
　与传统教材出版相比，新课标教材出版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编写立项和教材的审定一旦没有通过，前期几十万上百万的投入都有可能化为泡影。即使通过审查，教材投入市场，也要面临着市场的竞争以及与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要经历若干个“槛”。比如决定新课标教材的选择因素，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教材的质量和与当地教育水平的适合度，还包括地区经济利益等各种因素。在个别地区，一些中小出版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进入地方推荐书目，往往有一定额度的运作经费。而教师培训现在是令各出版社“发怵”的投资。除了各省要培训教研室教研员外，有些地方提出全员培训的需求也要满足。这样聘请培训专家的费用、专家的交通等花费、参加培训的教师的吃住等花销都得出版社承担。某社曾经计算过去年大致的营销费用：一套教学片VCD，费用40-50万元，非典期间寄送的印刷品，包括培训手册等，价值20多万。培训费用包括专家出场费、教师补贴费用、员工差旅费等。一次500人左右的培训价位在4万到5万左右，受路途远近、参加人数等因素会影响开支。一年100多次培训，大约需要500多万的培训费。加之各种公关费用，一年的直接营销开支大约要700万元到800万元。“如果某一地区接受培训之后，决定不选你的教材，那么出版社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笔培训费‘打水漂”’。由于竞争激烈，很多出版社对一些需求比较小的地区也不敢放弃。但是在目前来看肯定是投入大于产出。比如，内蒙某实验区有3000学生，东北某出版社对其一套教材的教师培训达到3万元。这让每本书分担10元的培训费用。该社负责签送样书的副总编曾表示，有时一次签送样书几千册，签得心里都发慌。此外，还有一些做新教材的“新手”出版社不时交些或多或少的“学费”。记者了解到一年花销在新课标教材上的最高费用(包括差旅费)为2000万元，相当于一个中型出版社的年利润。此外，如果出版社为服务老师办刊物、网站、培训中心等，这些也可以计入新课标教材的间接营销费用。
　在教材的发行环节，如果直供还好，有些地方则要求租型，希望用比较少的钱买到授权。各地租型费用为码洋的3％-5％不等，需要谈判。对新课标教材出版者来说，租型是非常痛苦的，不接受租型可能会失去一个省的市场，接受又意味着自己前期的巨大付出和承担的巨大风险换来的只是非常小的一点点收益，甚至根本没有收益，更多的利润不得不拱手让给市场的拥有者，而自己的前期成本需要多年才能消化。譬如某册教材定价8元，某省实验需要20万册，出版社租型给当地出版集团，租型费为码洋的4％，那么，这家出版社的该教材在该省的收入只有6．4万元，如果再支付一部分培训费用、公关费用和其他支出，出版社几乎无利可赚。
　出版社做第一版教材基本上都是亏损的，之所以还要做，是因为现在是跑马占地的阶段，现在进入总比将来从别的社手中抢得还是要容易一些，将眼光放在未来；另外，也希望通过教材的延伸、外延产品来弥补教材出版的损失，但现在这方面的权益屡屡被一些出版社和民营公司侵犯，新课标出版者也没有精力去维护自己权益，或者害怕得罪当地教委，也只能视而不见。
　政府部门对教材出版进行了十分严格的限定，《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小学教科书幅面尺寸及版面通用标准》《中小学教科书用纸、印制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等法规文件从内容、版式、用纸、印制、价格等方面对新课标教材都进行了严格限制。譬如，新课标教材每印张定价不超过0．5元人民币。某出版社主管教材的副总编说，这等于从两头上都在卡着出版社，投入在增加，而产出在减少。某出版社自1999年至今5年来，为9门新课标项目总计投入近5000万元人民币，不包括编辑的工资、奖金及办公成本。即使对投入比较少的出版者来说，几百万元都是必需的。有业内人士说，以前出教材3年能回收成本，现在估计要10年左右。因此，新模式下的教材出版，对许多出版者来说，不仅没有暴利可言，而且根本无利，能保本就不错了。
　虽然投入极大，也有不少被采访者表示，不能只算经济的小帐，各科的送课、培训活动将极大促进教师水平提高，从中受益的是几十万学生，社会影响非常好。一位出版者曾提到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幕，当他和某专家在贵州一个偏远地区进行教师培训，当课程结束时，全体教师自动起立向专家敬礼。对于出版者来说，需要摸索的东西还有许多，投资有长期的投资，也有短期的投资。然而，出版者也提出疑问，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纯粹市场化的运作到底合不合适?教育行政部门是否也应该调整方式手段?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4－02－20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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