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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杰：出版工作要实现关口前移、科学管理

2004-12-16 15:40:01 来源：

2002年我们召开的图书管理工作会议主题是，抓导向、促繁荣，为十六大的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文化环境。抓住了当年党的中心工作和大局；2003年我们主要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今年，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形势，改革和发展都处在关键时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所以这次会议的重点应放在贯彻中央的精神，落实关口前移、推进科学管理，为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从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和图书出版管理的水平着眼，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图书出版管理要关口前移、科学管理的指示，针对出版工作的新情况，出版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深入研究政府行政管理如何打好主动仗的问题。

一．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冷静清醒的头脑。

为什么从这个角度讲这个问题呢？最近我们总署领导分别带队到几个地区去调查，感觉到我们的管理工作者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那么反映在思想状态上有这么几种表现：一个是对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缺乏思想准备，引起了思想混乱，有些同志已经开始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反映比较强烈；第二就是对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所带来的职能转变认识不清，不知该怎样进行社会管理，在不直管出版单位的情况下怎么去管理，有一种失落感；第三对当前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前景认识不明，安于现状，对碰到一些问题认为难度很大甚至有打退堂鼓的思想，有些同志讲得很明确，现在好处两头占，小日子本来过得不错，为什么还要去改革；第四，当前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如传播技术的变革、印刷技术的变革、市场格局的变化给出版业带来的许多问题，思想认识不统一。感到工作难度大也是客观的，互联网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很多难题对出版业来说确实也有。我们现在最难的问题，传播手段多，盗版、盗印、非法出版变得相当容易，体制内的东西和体制外的出版形成了极大的矛盾，许多市场调查显示，在零售市场和一些其他渠道，体制外的出版占绝大多数，不光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大量是“三伪”的、“三无”的，所谓“三伪”，伪造出版社伪造版号书号伪造作者；所谓“三无”，无版号、无出版社、无定价，到处乱送。这种局面，给出版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清醒地判断形势，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和冷静的头脑，这是我们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出版工作形势很好，发展有了新战略，改革有了新突破，管理也有一些新举措，整个出版业充满了活力，导向正确，主调健康，产品丰富，产业发展，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要正确判断整个出版的形势，也不是说几句空话。是好是不好都要由实际内容来说话。我说好的根据是：第一，改革有了新突破，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都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中央领导对新闻出版改革给予高度评价，批示推介了一大批典型经验。这一点不详细讲了。十六大以来中央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大，几年前大家很难设想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很难设想出版业作为一个产业，进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之中，一年来的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12月份要召开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进一步总结和扩大试点成果，这是改革方面。第二，发展有了新思路，从全国来说，我们制定了发展的五大战略，从地方来说加大了产业的投入，这几年连续是出版业的投资高峰期。贯彻了“三贴近”的原则，出版物市场繁荣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胡锦涛同志在去年七一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多了，思考的独立性强了，思想文化工作要适应这种新情况。还像过去全国人民读一本书、看一出戏，那是不可能的，这是现实的变化对出版产品多样性的要求。第三，主旋律更加鲜明，我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了唱响主旋律、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从去年图书工作会议后，我们在全国组织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读书出版活动。今年又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召开三农出版服务的会议，我署和中宣部一起发了加强三农出版的文件。中央8号文件出台以后，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我们出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从提供精品优化环境几个方面开展了专项活动。8月份组织了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图书出版活动，出版了一大批的精品力作，全国出版行业也向邓小平家乡的图书馆捐赠图书108万册，很快到位。这些工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的评价，体现了我们出版行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责任感。第四，队伍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以三项教育活动为载体，全面推进出版队伍思想道德建设，实施人才工程，对于大批的出版专业人员进行了职业岗位培训，促进了新闻出版队伍建设。第五，管理工作得到加强，今年管理的措施比较有力：一是年度选题的把关，各个省局在选题的把关方面走上了轨道；二是对出版单位进行了年审年检，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相关资料；三是重申了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宣部、总署把我们出版管理的一些规定汇总，专门发文重申；四是就格调低下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五是进行了质量专项整治，主要是教材教辅文艺类的图书和辞书，光教材教辅我们这次检查就有561种；六是对一些不规范的市场行为进行了整治，除了打击违法行为以外，对高定价低折扣等等不良风气进行了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七是各地注重解决带有倾向性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文艺类出版物的导向问题，及时处理一些不良出版物违规出版问题；八是书号管理办法的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图书司、条码中心、信息中心以及我们相关的网站，又从技术手段管理程序各个方面进行了反复的试验设计，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我们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很重要的方面，过去我们的书号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的书号管理就要讲质量，一本书能否有书号，作者、书名、内容都很重要，报纸上批评一些图书书名低俗，改进后起码在这些方面可以把关，借用现代先进技术、先进手段来增加我们管理的力度；九是出版社的评估体系，正在完善和试点；十是严查违法违规出版问题，今年根据举报发现的问题，先后对41家出版社进行了调查处理，虽然处理的不多，只有几家，但说明正常的管理工作加大了力度；最后一点，出台了一些管理的规范性的文件。此外要特别提一下条码中心的工作。条码中心加大了为出版管理服务的力度，贯彻了国际组织对于统一书号条码管理的要求，出版了出版物标识技术标准，建立了网站，现在开始试运行，下一步要为大家书号申配工作提供服务，工作做得很有成效。还有推动市场开放，教材教辅出版发行的招投标工作，出版业的融资规范等都在抓紧落实。所有这些管理规范的出台，管理工作的推进，特别是一些超前准备工作的展开，为我们下一步做好管理工作提供了条件。

这一切都说明，也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出版战线上的形势很好，这两年是图书出问题最少的一个时期，没有出现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大家工作的成绩。所以我们在研究问题时要看到这些好的方面，对形势主流要有一个把握。但是看到主流也不能忽视我们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过去一直在讲“看到一种倾向掩盖的另一种倾向”这句话是很有辩证法的，你在形势好的时候也要看到问题的一面，在问题多的时候也要看到光明的一面，这就得清醒。那么问题主要是什么？从图书管理方面讲：第一，少数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大家都这样做而是少数人的问题，他没有出版职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不懂得出版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一个出版物出现不是一个消费者受损失的问题而是对社会公众利益带来影响，家里买个洗衣机坏了只能影响你个人，而出版产品不一样，坏作品会使很多人受害。所以必须讲求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第二，个别单位不能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惟利是图，一直出现格调低下的作品。香港人说大陆有些出版社“讲金不讲心”，光讲钱不讲良心，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问题。第三，一些出版物歪曲历史，戏说政治，散布腐朽的落后文化和颓废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出版物当中存在这些问题，就会对我们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第四，一些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不到位，一些出版单位三审制度流于形式，把关不严。今年的有些问题就出现在出版局内部审过的题目出了问题，以后这种情况我们要追究行政责任，报了选题都没发现，结果出了问题，这就是我们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出版单位的三审制度不落实，流于形式，没有人把关，有些甚至是作者自己把关，结果不出问题才怪。出问题的原因大部分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第五，买卖书号、社外操纵、屡禁不止，给出版带来了风险。这里面有个观念的问题，大家在埋怨别人的工作的时候，应首先批评自己。你是国家的堂堂正正的出版单位，你的能力比不上人家，你卖书号让别人出版，国家的出版社却受了损失。出版社的无能才使得工作室有了这样的机会。电视制作是放开的，电影制作是放开的，节目播不播是人家电视台能把住关，出版则把不住关，这方面有了漏洞，卖书号进行社外操作，问题严重的就是这类，只要是出版社正规出的书大部分不会出问题，大家在管理这个问题上要下功夫，不要只说工作室怎么样，而是要说出版社，书号哪来的？出版社的，所以，应彻底解决书号的问题，做到出版社无号可卖，彻底绝了这个路。这个问题不解决，内外勾结出问题的几率太高了；第六，我们的管理方式、管理办法不适应新形势，好多时候是治标不治本，事倍功半。目前整个出版格局发生的变化，与整个精神生产链条的重新组合所带来的大局是有关系的，也不是我们出版业一方面，互联网、广播电视等等所有传媒领域，都碰到了一些管理的方式方法的落后，跟不上发展需要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多年来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大家要重视我们这些弱点薄弱环节。总体来说我们的出版单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促进了整个出版业的繁荣，大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也不能忽视存在的一些问题，始终保持清醒的冷静的头脑，看到一些苗头性的倾向性的问题我们坚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使它不至于形成气候。

二．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依法监管。

这个问题是新闻出版工作的大政方针问题，是事关全局的一个大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意识形态的整个情况是很好的，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高，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面对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困难，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这不能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行为中来。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的，全党在这个方面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因为敌对势力，西方媒体利用网站传播的一些消极的信息，和我们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对立的。有些是造谣诬蔑，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些是恶意的炒作，对我国的一些事件妄加评论，误导公众。特别是近两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敌对势力和一些国外的传媒网络集中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和中国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这是出现的一个新特点。他们攻击我们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鼓吹西方那一套新闻自由，表面看是言论自由，但问题的本质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的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问题相当明显，他们的目的是干扰大局，企图影响公众、造成思想混乱。思想领域这些问题，什么时候都有。但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特点。这也是我们出版界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为什么我们强调互联网的东西不要上新闻，互联网的东西不要下载出版，这些东西似是而非，欺骗公众，有严重的后果。针对这些问题，中央采取了一些工作措施，主要是以加强互联网的管理为重点，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力度。这个精神对我们出版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的精神，把这个精神用到出版方面去，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高度重视，绝不给错误言论提供传播渠道。

今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对出版工作非常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李长春同志、刘云山同志都做过非常重要的批示，他们的批示贯穿的核心精神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要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图书出版管理，多出优秀作品，推进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出版产业的发展。变化的情况，改进我们的管理，都提出过重要的批示。再次学习中央精神和领导同志的主要批示，我们深深体会到新闻出版工作者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股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和一副坚定清醒的头脑，坚持用辩正法开辟前进的道路。我们要想使中国的文化强大起来，走向世界，我们必须要加快发展，用我们的文化产品进军国际市场，巩固和扩展我们的思想文化阵地，消极防御是不能改变我们文化上的弱势地位的。而要加快发展，必须要改革我们现行的文化体制，消除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出版体制，使出版单位依附于党政军群机关的某个部门，不是企业，不是行业，没有自主经营和独立发展的能力，难以在市场上竞争。因为市场竞争没有主体，产业发展没有企业，内部又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多不能少，能者无动力，庸者无压力，行业无活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基层出版单位的愿望。所以，改革发展这一手我们要抓好。但是，改革就打破了旧秩序，需要新的管理跟上，为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所以管理这一手也要加强。越是深入改革、加快发展，越要加强管理，把握正确导向一点都不能含糊。我们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先进的，落后的是我们的文化生产体制和流通体制。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不能放松管理，这是我们行政主管部门和出版单位共同的责任。

出席会议的是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各地的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同志，在图书出版工作中，我们不是生产者，我们是管理者。管理者要负什么责任、要站在什么立场、角度去管理？就要很好地领会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在学习了中央文件精神和领导同志批示后我们应该想点什么？新闻出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后不断开放出版物分销市场的情况下，加快文化建设必须加快出版产业发展，增强出版单位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不容置疑的。而我们一些同志总有片面性，一讲到改革发展就忽视了管理工作，而一讲到加强管理就以为不要改革和发展了。有些人以为政策要变了。中央的政策没有变，最近召开的国际文博会、文化改革发展论坛，改革试点单位经验交流会都证明，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总体要求和部署没有变，这是我们时代的主题，离开改革发展哪里还有邓小平的旗帜了？那就没有了，邓小平的旗帜就是改革和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出版战线是党的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承担宣传政策理论、正确引导舆论、弘扬民族精神、树立社会正气的使命，就必须要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加强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管理的重要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我们需要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出版工作出版管理者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增强活力实力和竞争力，多出优秀作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要毫不放松地加强管理，促进出版业深化改革健康反展，确保先进文化的方向和活力在出版中得到体现。我们现在都是国有出版单位，我们不能坚持先进文化的传播方向谁来坚持？道理非常简单，改革是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动力，管理是出版业繁荣发展的保证，管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推进改革和促进发展，管理跟不上改革也根本不能实现，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反之，加快改革加快发展也是不能放松管理的，如果竞争无序、市场失范，就会影响改革和发展。不能把改革发展和管理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加强管理也不是管死，要通过科学的管理规范秩序激发活力，这是对我们在复杂情况下驾驭出版管理的检验和考验。这是当前我们必须解决的认识问题，坚持两手抓，不要顾此失彼。

三．关口前移、科学管理，始终把出版导向和图书质量管理作为出版管理的首要任务。

出版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大局，事关社会政治稳定，事关公众利益和文化前进方向，担负这个任务是非常光荣的社会职责。要履行好这个职责，当前就要坚持关口前移、科学管理，确保出版的正确导向，这不仅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且对改革发展有重要意义。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单位在我们的直接，管理之下采取行政直接干预，这是不科学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依法行政，直接干预是行不通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讲管理就要讲依法管理、主动管理、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是讲我们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主动管理是讲我们工作的态势问题，过去我们的管理往往是事后的管理，很被动。我们总署经常是接到群众举报和领导批示才去管理，问题发生了，影响也产生了，总是被动。只有关口前移才能谈得上主动管理，这就是我们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的手段，事后查处、处分都不是好办法。主动管理也有三个层面要强调一下，一是从宏观上实现主动管理，新闻出版总署要整体把握出版工作的基调和出版产品的格调，也就是看主旋律是不是响亮，从宏观上看政治导向和文化价值观好不好，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反对什么、遏制什么要旗帜鲜明，清醒坚定。因为从总署到出版局一本一本书的把关是做不到的，所以要从宏观上把握，除了主旋律还有非主旋律、还有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我们就要在宏观上把握主流和主旋律，还要善于发现全面性、全局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及时发现、果断阻止。二是中观层面的东西，地方各个部门要把行政职能转变到依法行政上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出版活动和市场监管上来，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具体来说就是抓好本地区的出版选题和审读工作，出版导向的分析在地区监管、把握方向上发挥主导作用，还要发现和查处发生在本地区的违规出版行为和非法出版活动，这个很重要，政府是一个系统，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担负的是公共管理职能，过去我们政企不分有些领导养成了地方保护的习惯，发现问题不查处不处理甚至找人说情，所以要强调这个问题。第三是微观管理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出版社，要把握价值取向，管好每一个品种的生产，什么样的书能出，什么样的书不能出，什么样的书要多出，什么样的书要少出，这就是具体导向。有些出版社出了问题，出版社的领导迷迷糊糊，这种工作状态谈不上把关。买卖书号、社外操作，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就是领导的价值判断有问题，是出一个好的作品还是赚点钱，这就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出版社出现问题就是必然的。所以，出版社还要按照我们过去的要求，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实现主动管理，今后要对出版社的管理进行很好的研究，新闻出版局要帮助出版单位在实现出版科学管理方面采取措施，放任自流，制度流于形式这些都为出版带来很大的风险。关口前移、主动管理、科学管理还要完善管理的长效机制，落实具体措施而不是空喊口号，长效机制就是在事物内部起作用，长期管用的制度，为了实现关口前移、科学管理，我们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深化出版体制的改革，把利益机制引进到出版社、出版物的导向上来。现在看来利益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往往敌不过它。我们要通过改革把这种机制引进到出版社来。就是说，你要出坏书，传播不良信息，你就会在实际利益上受到重创，严厉的惩罚。在国外，如果你触犯了国家的法规制度，一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人家这个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现在就缺乏这个。所以李长春同志讲，出版现在最大的体制障碍就是事业体制。这个事业体制不政不党、不企不事，也没有个处罚措施。处分吧，主管单位保护；罚款吧，都是公家钱，与个人利益关系不大。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要用体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用政治的手段、行政的手段管理，今后我们要多用市场的手段、经济的手段去管理。市场经济下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第二，完善和强化出版企业的准入、产品的准入、资格准入的制度。我们已经开始通过修改法律条例，完善行政管理措施来强调这几项制度。这是李长春同志在总署第一次视察的时候就提出来的，市场管理需要完备的有效的准入制度。进入市场了，就不能有更多的行政去干预。准入上要把关，这是真正的关口前移。这是从源头上解决企业的水平、产品的质量和人员的资格问题。企业准入，我们通过《出版管理条例》进一步的明确，还有市场管理规定将在上升到《条例》的过程中间也加入流通企业的企业准入。产品的准入通过市场环节的管理去实现，过去我们都有，在进入市场之前有质量审读、评介的机制，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不执行，什么书都随便进入市场流通。资格准入主要是解决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这个事情、抓一些关键环节的资格。新闻记者现在实行严格的准入，编辑要实行编辑的资格准入，报刊、图书出版的责任编辑尤其要考核资格，要拿出一整套东西。谁能当责任编辑有严格的条件。锅炉和电梯工都有资格，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出版环节不要资格呢？值得研究。

第三，严格已有的各项管理制度。出版的管理制度很多了，多年形成的。特别要注意选题的管理、书号的管理和涉外合作的管理这三点。制度多了，我们现在要强调这三点。选题管理：选题规划，选题评审分析、重点选题的报告制度等等。书号管理：因为管量不管质，给了书号出什么不监管，甚至有人买卖，这是我们经常出毛病的重要环节，通过改革我们也要彻底解决。涉外合作管理：现在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内容上问题太多，怎么样使出版社和外界进行有秩序和良好的合作，引进先进文化，要建立规范。这也是关口前移的重点。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关口也很难前移。

第四，建立三级审读队伍，增加审读的经费。要关口前移就要特别强调书稿的审读和出版物上市前的审读，及时发现问题书稿和带一些倾向性的问题。我们强调这两个环节，是因为文很关键。书稿确实要审读，除三审之外重点书稿要通过行政机关直接审读来把关。我们甚至还设想要组织有权威的书稿评审鉴定的机构，对于有争议的重大选题，我们首先拿下来审读，杜绝出版环节生产问题图书。出版物上市前要审读，现在我们的书里都夹着合格证，印刷厂印的，其实没有审读。很多出版社很奇怪，出来的书和他要出版的书不一样，这是缺乏对产品的审读和检验，使不良读物流入了市场。

第五，加快推进书号实名配发制度的建立，利用现代网络加强出版信息和选题的管理。这是一个非常有实效的措施。现在经常发现，市场上或者说领导都发现了的书，我们还不知道是谁出的。那是因为我们只管书号的数量分配，谁出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而一旦你进入书号实名配发程序，你要有书号，我就可以知道你的作者是谁，书名是什么，里面的内容是什么。那么一些敏感的作者、一些不好的内容、一些不好的选题、低俗的书名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把它过滤出来，一个一个再进行审读处理。这是一个真正可以把关口前移的技术措施。这两年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和试点工作，一旦成熟我们就将推广下去。这一方面满足出版生产单位的需求，不再愁有稿无号，随来随办，网上办公；另一方面管理者了解整个出版的信息。现在我们是书号一发，几万个书号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除重点选题外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过两天看见报纸上登个东西说某书题目很俗，又看到领导批示，这样的书怎么能出来呢？其实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谈关口前移？现在的技术手段，别人用了，我们管理上也可以用。实行过程中技术协调工作，如图书数据处理、条码、省局图书出版管理等等，总署也正在协调技术部门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过去在版图书编目数据处理最少要用几个月，现在我们要求必须在一个星期内解决问题。确实实现随来随办，方便基层出版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六，完善和实施出版单位的评估体系，支持优势单位扩大发展，制定不良单位退出的机制，实行优胜劣汰。我们的出版单位平均分配资源，长生不老，这是一个特有的现象。现在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套符合我们中国出版行业特色的评估体系，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包括发展潜力、实力这样一些内容的一个科学的评估体系。这才能看出哪些是优势出版单位，优势集团，然后将出版资源给予倾斜，支持他们扩张发展。对于那些不良的出版社，或者没有前途难以为继的出版社要确立退出的机制。一个要发展，一个要退出，形成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这是去年年初，中宣部和总署都在攻关的一个课题，还需专门再研究。今年开始图书司已经具体制定了一个评价体系，而且选择了不同类型的出版社进行了初步的试点，调整了一些评估指标，把它做得更加完善，大概分四种情况，一是鼓励，二是支持，三是重组，四是淘汰出局。这是我们关口前移的一个重要措施。

第七，深化出版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用新机制新办法培养和选拔出版单位的领导人和骨干力量，提高出版单位的整体管理水平。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出版社的领导基本上决定了出版社的水平，可见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在出版业的作用，各地都有这样的体会。选拔培养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是搞出版社的第一个条件，必须下功夫做好。还要选拔培养一批编辑、经营人才队伍、骨干队伍，编辑结构不合理，知识老化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出版社多年形成的队伍结构，一辈子就在那个圈子里，认识的作者有限，又不到市场去调查研究，就像大学招生一样，古汉语的专家多就多招古汉语的学生，其实社会上用不了几个；中文的教学力量强就多招中文的，招生多少不是按照市场需要而是按照教授多少。我们出版也是这样，不是按市场需要而是按编辑状况出书，有什么编辑就出什么书，因为市场要求的他不了解，没编过。这是我们出版社一贯的做法。有些老编辑就认识几个作者，就出过那么几本书，因为他的知识结构社会活动面太窄。这几年新建的出版社进的年轻人才多，知识面宽、信息灵通，离市场很近，能做畅销书，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这些年轻人对出版业的规律缺乏认识，不了解出版业的运行规则，把一些其他行业的作风带到出版里来，搞得乱七八糟。在报刊、出版领域都能看到，在这里出事的那些人过几天又到那里，在那里搞完又到别的地方，搞来搞去出问题的就是那么几伙人。所以对骨干力量结构调整、知识更新、观念转变，都要抓紧，这是一个大事，既要继承我们出版业的优良传统职业精神，又要解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问题，过去的老一套固然正确却没有市场影响力，这也是我们现在图书销售不畅的重要原因。所以有些人说畅销书你们是做不出来的，而能做出畅销书的恰恰又不是出版社的一个好的编辑，这是现实的一个矛盾。要在我们的领导队伍，骨干队伍中培养既懂导向又懂市场的人才来。南方有些省份准备打破地域界限，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出版重地去录用、招聘出版单位的管理人才，这是他们已经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人是管理的根本，培养人是我们采取的一个措施。今年在培养选拔出版人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工作措施，今后还要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包括我们领导力量的培养、后续力量的选拔，都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第八点，也是最后一点，完善和落实一些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办法。有些要重申，因为我们这次关口前移不是喊口号而是要把它具体化，给中央领导同志一个圆满的交代。在行政管理当中，第一是选题审批备案制度。重大选题要审批，重要的选题、敏感的选题要备案，这个要落实；第二就是重大事项的报告制度，在出版方面往往涉及一些重大的、敏感的事件，这个要建立报告制度；第三就是重要岗位持证上岗制度，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国务院法制办、审改办、人事部都已经做过研究，出版单位作为重要环节持证上岗的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将来做到所有的环节都要有资格才能上岗，如记者、编辑、报刊和图书出版的责任编辑都要持证上岗；第四加强出版的通气会制度，加强沟通，及时给大家传达信息，沟通情况让大家对全局有个了解；第五是出版物市场分析制度。要掌握倾向性的问题就要定期对出版物进行分析，图书司做的很好。定期对文艺、涉外的图书出版、儿童读物、辞书出版都做了很好的分析，领导同志十分关心这方面分析的成果，所以各地要完善分析制度；第六是责任追究制度，过去有一些追究的层次比较低，就是责任编辑或者是分管的副总编辑，这个层次不够，我们要追究到有关领导行政管理的责任，这是这两年国家普遍采取的方法。增加责任追究的力度，目的是让大家都负起责任来，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这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同时，出版社内部要重申三审责任制，谁签字谁负责。强化责编制度。责任编辑不是行政职务，必须选那些负责任的有能力的编辑担任，责编制度出版社有些新的探索，把责编的职责、责任、权利进一步落实，因为他是一本书的加工制造者。严格出版社的样书的质检制度。一本书在印刷厂制造的样书一定要有质检，我这里说的质检不是印刷厂贴合格证条子就是质检，出版社要进行内容质检，看是不是原来的内容。现在发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制造的书和出版社编辑的书是不一样的，不检查就以合格品发出，所以一定要抽检。最后就是出版社内部的审读制度，对出版社的成品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审读，及时发现问题，作为评价你的选题策划、评价你的编辑出版工作水平的一个依据。报刊社内部经常都评报评刊，出版应定期评书。

我这次讲关口前移、主动管理、科学管理不是讲理论，而是确确实实讲措施。希望我们出版管理者能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切实把中央领导同志要关口前移的指示落到实处。中央领导的这些要求符合我们行业的实际，如果能切实做到关口前移、科学管理，我们的新闻出版管理水平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可以使我们的工作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逐步转变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管理出版业的新局面。不能说“关口前移”我们就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出版管理工作，但是我们至少是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系柳斌杰副署长在全国图书出版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16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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