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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社改制：只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

记者：刘昶

2006-12-07 10:38:01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6-12-4

　今年3月，中央召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会议，李长春、陈至立、刘云山纷纷发表讲话重申了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会议第一次明确指出：大学出版社属于改革的对象。紧接着，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组成了调研组深入各高校调研，确定了第一批“18+1”试点的大学社。由此，纠缠数年的大学社企业化与事业化之争终于尘埃落定，大学社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于11月25日在桂林召开的全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用这句话来形容近年来大学社缺乏改革的动力。确实，与一些中央部委出版社、地方出版社相继进行了改革试点并取得成果相比，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热潮中，大学社近年来却一直保持着缄默。等待、观望甚至抵制改革的情绪，在大学社中间普遍存在着。
　一位参与试点的大学社社长告诉记者，在中央明确大学社属于改革的对象，并且强调大学社改制只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之后，大学社中间等待、观望的情绪开始消退，一些大学社尤其是大社、名社改革的热情骤然高涨。据这位社长介绍，最初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只计划选4家大学社作为改制试点，但由于不少大学社的呼声很强烈，因此一再扩大试点数量，最后敲定了“18+1”。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18家大学社作为企业试点，而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则是作为事业试点。“仅仅18家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这位社长表示，许多未被列入首批试点的大学社也正在努力挤进第二批试点名单。

　改革的决心坚定不移
　在有关部门酝酿大学社改制工作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社反对改革的声音。反对者列举出种种理由：如强调大学社的特殊性，认为自己是为科研和教学服务的机构，不能视为单纯的企业；强调所谓的国际惯例，要求享受免税的待遇；强调大学社是学术出版社，学术出版不能市场化，等等。不过，这些理由其实都并不充分。就像朱杰人指出的那样，一些大学社反对改制的真正原因是希望脚踩两只船——既享受到企业的好处，又沾到事业单位的好处。“他们在已有的轨道上已经运行得很得心应手轻车熟路了，谁愿意折腾自己呢？”
　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研讨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以“坚定不移”四个字强调政府深化大学社体制改革的决心。邬书林指出，我国的大学社20多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飞速发展的教育事业相比，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大学社现有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还有很多不适应。
　邬书林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指导原则、步骤方法等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要坚定不移，真抓实干，积极稳妥地推进大学社的改革，争取大学社的更大繁荣发展。
　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郭义强、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维凡也分别在发言中代表各自部门表达了坚定不移深化大学社体制改革的决心。

　市场化程度与发展速度
　据业内资深出版专家、开卷公司总经理孙庆国观察，少数大学社和专业大社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图书零售市场份额不断上升，成为近年来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拉动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孙庆国把这些大学社和专业大社比喻成市场前进的火车头。
　据资料分析，中国的大学社，以占全国出版社17%的数量，实现了占全国出版物销售22%的份额。以2001年至2004年三年的平均速度计，中国的大学社增长速度达到了20%，远远高于其他类出版社。
　朱杰人认为，尽管大学社的快速发展原因可以归结为依托大学的出版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立足教育的区位优势，但这三个优势并不是大学社所独占的，而只是一种公共资源。如果说大学社仅凭藉这三点就可以取得超出一般出版社的发展业绩，是说服力不足的，也无法解释“一流的大学未必能办出一流的出版社，而一流的出版社未必出生于一流的大学”这一特殊的现象。因此，他认为促成一些大学社近几年“疯长”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社较早地直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并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改革和运作，并且享受了20多年的免税待遇，以及及时捕捉到了由于大学扩招而带来的巨大的市场机会。而其中，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并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改革和运作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大学社是被市场逼出来的，也是被市场培养出来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过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则是“中国的大学社是被市场逼出来的，也是被市场培养出来的”经典注解。据该社社长肖启明介绍，“十五”期间，广西师大社经济总量合计相当于图书发行码洋近22亿元，销售总收入近8亿元，总创利1.78亿元。目前，该社的综合实力进入了中国出版百强、大学出版十强行列，分别位居第30名、第5名；在全国地方大学社中名列第1。从地处南疆一隅、依托于一所并不特别著名大学的偏远小社，发展成为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初具出版集团雏形的大社、强社，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是引领该社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引擎。
　成立于1989年的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连续10年一直是国内人均创利最高的大学社，该社社长陆银道也将今天的成就归功于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早在1999年就实行企业法人注册，北京大学只负责任命一个社长。社长每届任期都要制定年度发展目标计划，学校每年对社长进行审核，如果连续三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则下期还可连任。出版社内部因岗设人，取消了一切行政级别，员工薪酬与绩效密切挂钩。
　此外，大学社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有力地证明了朱杰人的这一判断。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的计算：以利润情况为例，“十五”期间，税前利润超1000万的大学社有19家，全国超1000万共114家，大学社占其中16.7％；税前利润不足100万的大学社36家，全国共203家，大学社占其中18%；利润为10万以下的大学社有18家，有近10家大学社出现亏损，占全国同类情形出版社的23%。大学社的不均衡性要高于全国出版界的整体情况。数据同时显示，市场化程度高的大学社发展特别快，企业化运作越成功的大学社发展越迅速，相反则慢，甚至困难。

　改革是唯一出路
　自2003年国家对大学社开始征收33%的营业税之后，大学社发展迎来空前的挑战。因为大学社同时还承担着向学校上缴利润这样一个责任，通常大学社每年要向大学上缴20%～50%的利润。这样的双重“纳税”，使大学社从天之骄子一夜之间成为沉重经济压力的承担者。
　出版的集团化大趋势也使大学社感受到了压力。除了外研社、北大社、清华社、北师大社等几家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的大学社外，绝大多数大学社的实力还远不足以与那些大的集团抗衡。当下，中国的出版集团大多还处于整合期，集团优势还看不出来。但是一旦这些集团度过了磨合期，那么很多大学社就将面临严重的压力。
　此外，随着国家综合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将来国家在管理公益性单位时严格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办法，那么，那些所谓的公益性出版社就会受到税收、出书范围、经营范围、薪酬分配等种种限制，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从现状来分析，中国的大学社一直按照企业来运作，很多大学社工商登记就是企业法人。例如人大社早在1998年12月就注册为企业法人，进行了工商登记注册，相应的社会保障、劳动人事制度已经在企业制员工中全面建立。华东师大社早在1999年就完成了企业法人的工商登记，在2000年也完成了人事制度改革，从2000年开始实行了预算管理，进行了分配的改革。而据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金英伟介绍，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2月完成了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登记、验资、注册等工作，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改建为出版社有限公司。外研社2001年就在工作室的基础上，组建了十大事业部，并且成立了8个独立法人企业，初步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出版集团架构。“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退、部门能设能撤”，在外研社早已不再是什么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行动。东北师大社则从建社之初就实行了企业化运作，2005年初，该社还分别成立了少儿分社、教育分社、教材分社、音像出版社，以及专门开发省内教材的研发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贾国祥介绍说，在今后5年里，随着分社的发展壮大，东北师大社将向着出版集团化的方向发展。
　许多大学社早就是按照企业规律在运作，比较快的大学社几乎都是因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企业化管理得比较好，才取得这样的成绩。面对眼下的种种挑战，邬书林指出：深化大学社改革是推进大学社发展的必由之路。朱杰人同样认为未来大学社发展的唯一出路也只能是改革、改制。周蔚华表示：“对于大学社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理论层面上来讲，我想业内人士都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类似双轨制模式不可能作为常态存在。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调动两个积极性
　由于高校出版社的体制改革涉及面宽，涉及的管理层次多，改革难度相对较大也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邬书林指出，要从高校的实际出发，按照先试点后推行的方法，积极稳妥地推进大学社改革。改革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稳妥推进。要处理好大学与大学社的关系，调动大学、大学社两方面的积极性，推动大学社的发展。要千方百计争取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条件促进出版业的发展。为了保证大学社的发展，要保证大学社管理层的相对稳定。他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帮助大学社落实中央及有关部委文件精神，为它们提供良好的环境。优化资源配置，对于改革到位的大学出版单位，保证给予足够的出版资源。
　作为试点出版社负责人，外研社社长李朋义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明晰大学社与所属大学之间的产权关系，同时他希望行业主管部门对经营规范、发展较好的出版社在出版范围、书号管理等方面环境再宽松一点。肖启明则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加强指导和管理，国家相关部门牵头，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协调国家与省市区出版、财政、税收、工商、文化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明确各自职能，加强协调配合，分步实施，整体推进。他还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出版社跨地区经营跨领域发展，鼓励出版社在外地建立分支机构，为出版社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他希望国家给予大学社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规范市场环境，尽快完善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监管和服务职能，加强版权保护，严厉打击盗版等。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指导原则、步骤方法等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要坚定不移，真抓实干，积极稳妥地推进大学社的改革，争取大学社的更大繁荣发展。——邬书林
　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增强实力、活力和竞争力，关键是建立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机制，把创新的精神贯彻到出版业编印发的各个环节。——郭义强
　从大学社转企的要求看，突出地表现在出版社与主办单位之间的关系上。二者的关系是高校出版转企中必然要遇到也必然要解决好的问题，它关系到学校的利益，也关系到出版社的长远发展。——徐维凡

●18家企业改革试点大学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东南大学出版社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天津大学出版社
●1家公益性试点大学社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以上排名不分前后）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06-12-4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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